朋友在妇科干了一年，说女人太恶心：不是他变态，是职业创伤太深

朋友在妇科干了一年，说女人太恶心：不是他变态，是职业创伤太深

阿哲是我大学同学，学临床的，毕业后进了市里一家三甲医院，轮转了一圈，最后定在了妇科。

他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我正跟他吃烧烤。夏天的傍晚，路边摊烟熏火燎的，他穿着件旧T恤，胡子拉碴，眼睛底下两团青黑，看起来像是三天没睡好觉。我问他分到哪个科了，他说妇科。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那你不是掉进福窝里了。

他没笑。他拿起一串烤韭菜，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咽下去，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忘不了的话。

“我干了一年，现在看见女人都犯恶心。”

我以为他开玩笑。可他没笑。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有点瘆人。像是说了一句跟自己无关的话。

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啤酒一瓶接一瓶，话也多了起来。我听着，一开始觉得好笑，后来觉得惊讶，再后来，笑不出来了。

他说，你知道我第一天去妇科报到是什么感觉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站在诊室门口，看着走廊里坐了一排女的，有二十出头的姑娘，有三四十岁的大姐，还有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们看见我，眼神都不一样。年轻的姑娘低着头，不看我。年纪大点的，上下打量我，像是看什么稀奇物件。有个大姐直接问护士，怎么是个男的？

他说他当时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带他的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主任，拍了拍他肩膀，说了一句：“习惯就好。”

阿哲说，他花了三个月才习惯。

可习惯了之后，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他说，你想象不到，一个女人来看妇科，能带多少问题来。不光是身体上的病，还有心里的病。有些病，是能治的。有些病，是治不了的。可她们全指望你。

他跟我讲了几个事。

第一个事，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来的时候是一个人，瘦瘦小小的，穿着件宽大的卫衣，帽子压得低低的，几乎看不见脸。她坐下来，半天不说话。阿哲问她哪儿不舒服，她摇头。再问，还是摇头。最后阿哲说，你要是不说，我没法帮你看。那姑娘才慢慢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泪。她说她下面长了东西，痒，疼，有味道。她不敢跟任何人说，不敢去公共浴室，不敢谈恋爱，不敢交朋友。她觉得自己脏。

阿哲给她做了检查。是普通的炎症，拖太久了，有点严重，但能治。他给她开了药，交代了注意事项。那姑娘临走的时候，站在门口，忽然回头问了一句：“大夫，我还能结婚吗？”

阿哲说，他当时愣住了。一个普通的妇科炎症，在她心里，成了能不能结婚的问题。

他说，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在很多人眼里，女人的身体不是她自己的。是给丈夫的，给家庭的，给别人的。身体出了毛病，先想的不是治病，是会不会被人嫌弃。

第二个事，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的时候，是她丈夫陪着来的。丈夫坐在旁边，翘着二郎腿，玩手机。女人说，她月经不调，有时候两三个月不来，来了就止不住。阿哲问了一些问题，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是内分泌的问题，需要调理。他刚说完，那丈夫就插嘴了：“那还能生孩子吗？”

阿哲说，他当时看了那女人一眼。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脸涨得通红。那个表情，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阿哲说，你先把身体调好，其他的以后再说。那丈夫哼了一声，站起来就往外走。女人赶紧跟上去，临出门回头看了阿哲一眼。那眼神里全是抱歉。

阿哲说，他后来在走廊里听见那丈夫在骂她，声音不大，但字字扎心：“娶你有什么用，连个孩子都怀不上。”

他说，他当时站在诊室里，拳头攥得紧紧的，可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只是个大夫，管得了病，管不了人。

第三个事，最让他崩溃。

那天来了一对母女。母亲五十多岁，女儿二十出头。女儿是来看病的，月经不调。阿哲问了病史，做了检查，开了药。一切都正常。可他注意到，那个母亲全程都在替女儿说话。女儿想说什么，母亲就瞪她一眼，女儿就不说了。

阿哲问女儿：“你平时压力大吗？”

女儿还没开口，母亲就接上了：“她能有什么压力，我们家条件好得很。”

阿哲又问：“睡眠怎么样？”

母亲又说：“好得很，每天十点就睡。”

阿哲问女儿：“你平时运动吗？”

女儿终于开口了，说：“我……”

就一个字。母亲又打断了：“她懒得很，不爱动。”

阿哲说，他看见那个女儿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熄灭了。她不再说话了。她低着头，像一尊蜡像。她母亲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说她女儿多不懂事，多不会照顾自己，多让家里操心。阿哲说，那一刻他忽然觉得，那个姑娘不是来看病的。她是来被她母亲当众审判的。

他说，他那天晚上回去，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母亲，能对女儿的身体如此无知，如此轻慢，如此理直气壮。

阿哲说，他干了一年妇科，见了太多这样的事。

有姑娘来做流产，一个人来的，做完手术休息半小时，自己打车走了。有姑娘来做检查，被男朋友骂“矫情”，说她装病。有女人来查不孕，查出来是丈夫的问题，可丈夫死活不肯来医院，说丢人。有女人来查妇科病，查出来是丈夫传染的，可丈夫在外面不承认，回家还打她。

阿哲说，他最受不了的，是那些女人的眼神。那种眼神里，有恐惧，有羞耻，有自责，有绝望。她们的病，明明不是她们的错。可她们觉得是自己的错。她们觉得自己脏，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给家里人丢脸了。

他说，他一开始还劝，跟她们说这没什么，这是正常的病，跟感冒发烧一样。可后来他发现，他说什么都没用。那些观念，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刻下来的。他一个大夫，几句话，能改变什么？

他说，他渐渐变得麻木了。面对那些女人的眼泪，他不再心软了。他机械地问诊，机械地开药，机械地交代注意事项。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台看病的机器。只有这样，他才能撑下去。

可麻木归麻木，有些东西，还是在心里扎了根。

他说，他现在看见女人，第一反应不是欣赏，不是喜欢，而是打量。他会不由自主地看她们的脸色，看她们的身形，看她们的坐姿。他在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病。他说，他有一次去相亲，对面坐着一个挺漂亮的姑娘，条件也不错。可他的脑子里全是那些妇科病的画面。他控制不住。那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后来那姑娘没再联系他，他也没联系人家。

他说，他觉得自己可能废了。他没办法正常地跟女人相处了。不是他变态。是那些画面，那些声音，那些味道，刻在他脑子里了，洗不掉。

我问他，那你后悔选妇科吗？

他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后悔。”他说。“我只是……需要时间。”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路边的烧烤摊收了，路灯也暗了。阿哲靠在椅子上，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忽然说了一句。

“我有时候想，那些女人，她们回去以后，会怎么样？她们的丈夫会对她们好一点吗？她们的婆婆会少说两句吗？她们的家人会多关心她们一点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帮不了她们。我只能治病。治不了命。”

他说完这句话，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走吧，明天还要上班。”

我看着他走进夜色里的背影，忽然觉得，他老了很多。

后来我想了很久，想阿哲说的那些话。

他说女人恶心。我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他不是说女人本身恶心。他说的是那些加在女人身上的东西。那些偏见，那些羞耻，那些不该由她们承受却压在她们肩上的重量。他天天面对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心被这些东西泡着，泡得发胀，泡得发酸，泡得变了形。

他不是变态。他是被那些东西恶心到了。可那些东西，不是女人制造的。是那些让女人觉得自己脏、觉得自己有罪、觉得自己不配的东西制造的。

阿哲的故事，让我想起很多事。

我想起我小时候，邻居家有个阿姨，得了妇科病，不敢去医院，自己找偏方吃，吃出了毛病，后来住院住了好久。她丈夫在病房里骂她，说她丢人现眼。

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班里有女生来例假，弄脏了裤子，被男生嘲笑。她趴在桌子上哭了一下午，第二天没来上学。

我想起我工作以后，有个女同事因为痛经请假，被领导说“女人就是事多”。她红着眼眶，一声不吭地继续加班。

这些事，看起来都是小事。可这些小事，一件一件地堆起来，堆在女人的身上。堆得多了，就成了山。

阿哲说，他之所以还在干这行，是因为他觉得，总得有人做。

他说，他看过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来查妇科。查完了，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大夫，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头一回有人认认真真地问我身体怎么样。”

他说，就这一句话，他觉得值了。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也许明年就走了，换个科室，过点正常日子。也许再撑一年，撑到习惯为止。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年。

那些女人，那些眼泪，那些说不出口的痛。他忘不掉。

他说，他现在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女的，不管老的少的，他心里都会默默地说一句：希望你过得好。

我最后见到阿哲，是上个月。他约我吃饭，说他要转科了。我问他转去哪儿，他说内科。我说为什么，他笑了笑，说：“撑不住了。”

他没多说。我也没多问。

那顿饭他吃得很轻松，话也多了，笑也多了。好像卸下了什么重担。可临走的时候，他忽然站住了，站在饭店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你说，”他说，“那些女人，她们后来怎么样了？”

我说不知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希望她们都好。”

然后他转过身，走进人群里。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瘦。他走得很快，很快就被淹没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街上那些匆匆走过的女人。年轻的，年长的，穿裙子的，穿裤子的，带孩子的，一个人的。她们从我面前经过，有说有笑，或者面无表情。

她们不知道，曾经有一个男医生，在妇科诊室里，为她们哭过。

她们不知道，有人看见过她们的眼泪，听见了她们说不出口的话。有人为她们难受过。

阿哲说女人恶心。可我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在流血。

那不是他的真心话。那是一个被职业创伤压垮了的人，在深夜路边摊上，说的一句醉话。

他真正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对女人太不公平了。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改变。所以他只能走。离开那个让他心碎的地方。离开那些他帮不了的人。

可那些女人的脸，他忘不掉。

永远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