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牵头20国，借联合国大会抛出诉求，试图给中美的AI立规矩？

前言

2026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呈现了一幕意味深长的外交图景。

当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前沿赛道上全力竞速、互不相让之际，由新加坡、芬兰、挪威领衔的二十个中等及小型国家，携手欧盟委员会，在联大期间共同发布了一份极具分量的联合倡议。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亲自签署文件，外交部长维文更是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面向全球发表主旨讲话，立场鲜明、措辞审慎却极具穿透力。

初闻此事，不少观众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体量有限的国家正集结成群，试图对中美两大AI主导力量施加规范性影响。

倘若仅作如此理解，便低估了此次行动背后的战略纵深与制度构想。

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这份于联大外围高级别会议正式公布的联合倡议，其核心主张清晰可辨，凝练为三大支柱。首要一条，即推行“开箱式审查”机制。

倡议明确提出，所有头部科技企业在将尖端大语言模型投入实际应用前，必须接受强制性第三方验证流程；独立评估团队须被授予充分系统访问权限，重点识别潜在网络渗透风险、生物安全漏洞乃至模型自主越界行为——换言之，即便耗费千亿级资源打造的顶级智能系统，在走向公众之前，也须向国际社会敞开“黑箱”，接受透明检验。

其次强调协同响应与能力普惠。各国需共建统一技术标准体系，一旦发生重大AI安全事故，须建立跨域通报机制，实现事件信息实时互通、风险研判同步开展。

同时明确要求，无论经济体量大小、发展阶段高低，所有国家都应平等获取权威性的AI治理知识、可信的技术评估服务以及基础科研支持，坚决防止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权与核心技术解释权沦为个别超级大国的专属资产。

第三条则最具制度雄心：推动联合国成为全球AI治理的核心协调平台。维文外长在联大现场郑重提议，启动《联合国人工智能安全保障框架公约》的磋商进程，并进一步建议设立一个具备实体职能的新设国际组织——其定位可类比国际原子能机构或国际电信联盟。

该机构不仅承担标准制定职责，更被赋予实质性核查权限：一旦某AI系统的认知能力、决策层级或自主演化水平突破预设“临界红线”，即可依法启动多边响应机制，组织全球专家力量介入评估与干预。

为何由新加坡率先发起？

选择新加坡作为牵头方，本身就是一项精妙的地缘政治设计。

该国虽未拥有自主研发的顶尖大模型，算力基础设施亦无法与中美比肩，但长期秉持战略中立立场，在大国博弈间扮演建设性协调角色；早在2022年即推出《新加坡AI治理治理原则》，并连续主办多届“全球AI安全峰会”，在国际规则构建领域持续积累专业声望与制度话语权。

尤为关键的是，新加坡清醒认识到自身结构性局限：既无力主导下一代超级AI的研发进程，又极易成为大国技术竞争外溢效应的首波冲击区。

强国研发节奏越快，系统性风险扩散概率越高；若AI治理标准最终由中美各自定义、各自推广，世界或将滑向两套平行运行、彼此排斥的技术治理体系，中小国家届时将丧失选择自由，只能被动接受单边设定的准入门槛与合规路径。

维文外长在联大演讲中使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隐喻：人工智能恰如一辆极速飞驰的智能载具，引擎象征技术创新动能，制动系统代表风险防控能力，而交通法规则体现全球共识底线。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潘多拉魔盒已然开启”，指望全面暂停AI演进已无现实可能；与其徒劳幻想踩下急刹，不如聚焦如何构建一套稳健可靠的驾驶规范与道路管理体系。

这二十国究竟涵盖哪些成员？

细察签署名单便可发现，这绝非一场封闭的西方俱乐部内部协商。除芬兰、挪威、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传统发达国家外，还包括南非、肯尼亚、哈萨克斯坦等代表性全球南方国家，以及阿联酋、巴林、土耳其等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新兴力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亲自列名联署，凸显其跨区域整合意图。

这种多元组合本身即传递出明确信号：他们志在组建一支超越阵营归属的“中间力量”，而非简单依附于任一阵营。

其深层忧虑在于——AI治理若蜕变为中美之间的“双极对话”，双方各自输出技术标准、认证体系与安全协议，全球AI生态将加速碎片化；中小国家既无能力参与规则起草，亦难在标准适配中争取合理缓冲期，最终沦为规则执行终端而非共同制定者。

因此，他们选择在格局尚未固化的关键窗口期，依托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代表性的多边舞台，提出一套兼顾包容性与发展弹性的“最大共识方案”——并非要求中美停止创新步伐，而是呼吁各方齐聚圆桌，以协商方式共塑未来秩序。

中美双方的真实立场如何？

先看美方态度，可用四个字精准概括：审慎疏离。

今年2月，联合国大会曾以117票赞成、仅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设立全球人工智能科学咨询小组的决议，美国正是那两张反对票之一。

美方代表当场申明，该小组“严重超出联合国法定职权范畴与执行能力边界”，并强调“人工智能治理事务不应由联合国机构进行统一指令性管理”。

这一立场与其国内政策逻辑一脉相承：AI发展高度依赖私营企业驱动，政府倾向采用“敏捷监管+行业自律”模式，对国际组织深度介入硅谷核心研发流程持天然保留态度。

更深层考量在于，美方希望全球AI治理框架更多承载西方价值观底色与现有技术路线偏好；对于一个由联合国主导、赋予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表决权的新型监管架构，始终抱持高度戒备心理。

再观中方表态，其开放程度远超外界普遍预期。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方始终坚持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致力于构建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国际AI治理体系；同时愿与美方通过政府间AI对话机制保持常态化沟通协作。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的表述更为直接有力：“人工智能事关人类文明整体命运，中美作为全球AI研发重镇，理应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深化务实合作；联合国理应成为凝聚全球智慧、协调多方行动的核心平台。”

事实上，中国早在2023年便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后续推动联大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发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并倡议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截至目前，已有29个国家签署加入，成为该组织创始成员国。

但中方坚守的底线同样不容模糊：全球AI治理规则不能由少数国家闭门拟定、强加于人；治理目标绝非遏制技术进步与产业成长；任何以“安全”为名设置技术封锁壁垒、制造阵营对立的做法，均违背人类共同福祉的根本宗旨。

简而言之：中方欢迎筑牢安全护栏，但拒绝接受一套服务于特定国家利益、限制自身发展空间的单边规则体系。

真正值得关注的焦点何在？

表面看来，这是一场“中小国家集体发声制衡大国”的典型外交实践；深入剖析则可见，它折射出当前全球AI治理正在形成的三维格局。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于9月发布的专题报告指出，全球AI治理已自然衍生出三条并行演进的路径：一是美国主导的“硅基和平”（Pax Silica）框架，聚焦供应链韧性与技术联盟建设；二是中国倡导的面向全球南方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侧重能力建设与治理话语权共享；三是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AI治理对话机制，强调普遍性与程序正义。

三套机制对应三种价值导向，背后延伸出三张差异显著的国际协作网络。

新加坡引领的二十国联合倡议，本质上是在第三条路径上落下一枚关键棋子。它不具备法律约束效力，更像一封面向全球的“共建邀请函”，而非一份具有裁决性质的“治理判决书”。

其根本目的在于放大中间力量的政治声量，促使中美等主要行为体意识到：绕过联合国、撇开中小国家单独划定AI规则版图的时代已经过去；任何缺乏广泛合法性的治理架构，终将面临执行力衰减与认同度流失的双重挑战。

哈萨克斯坦同时参与中美双方主导的AI合作机制，恰恰印证了众多中等强国的务实策略——他们将不同平台视为互补型资源接口：从美方获取资本注入与产业链协同机会，从中方获得治理理念支持与能力建设援助，再借联合国平台争取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实质参与权与议程设置影响力。

这正是当下全球AI治理的真实写照：宏观方向存在基本共识，微观操作充满复杂博弈。

中美双方均承认AI蕴含不可控风险，均支持建立必要安全防护机制；但在监管强度阈值设定、标准主导权归属、强制性核查机制是否必要、安全与发展如何动态平衡、南方国家权益如何制度化保障等关键维度上，仍存在深刻分歧且短期内难以弥合。

维文外长在联大演讲中抛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诘问：“谁愿意把核按钮交到算法手中？”

这句话直击问题本质——无论人工智能能力如何跃升，最终的伦理判断权、战略决策权与责任承担主体，必须牢牢锚定于人类共同体本身。

结语

新加坡主导的这份联合声明，归根结底是一个紧迫警示：AI全球治理的时间窗口正在加速收窄。倘若中美持续沿各自轨道推进规则建构，全球AI技术体系分裂的风险将呈指数级上升。

二十个国家集体发声，并非要对谁实施管制，而是在规则最终定型前的最后阶段，为自己、也为那些尚不具备规则话语权的广大中小国家，奋力争取一张不可或缺的席位。这张席位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中美双方是否愿意倾听、是否准备对话、是否敢于让渡部分规则主导权以换取更广泛的合法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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