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北京，雍和宫往北，胡同口上有一间堂子，招牌四个字：戈记桌球。
八张案子，六张美式的，两张斯诺克。墙根一排长条凳，凳腿底下垫着砖。
一九九四年，城里打一杆美式落袋三毛，斯诺克五毛。国营厂的工人一个月挣四百二。
戈登五十三，这条街上的老人管他叫老戈。
“这堂子哪年开的。”
“八七年。”胡同口修鞋的老魏说，“头一年八张案子，一张没再添过。”
“挣钱吗。”
“挣什么钱。”老魏说，“他看着像个掌柜的，他不是。”
“他那八张案子谁给装的。”
“他自己。”老魏说，“早年蹬着三轮从永定门外拉回来的，装了三天，手上磨掉一层皮。”
戈登早年是这一片有名的顽主。后来收了心，摆过摊，卖过旧书，再后来置下这间堂子。
他这堂子有三条规矩，八七年立的，一条没改过。
头一条，念书的学生来打，一杆一毛。
“不亏吗。”
“亏。”老魏说，“他跟人说，念书的没几个钱。”
第二条，胡同里的老头来，白打。
“一天白送多少。”
“下午你上他那屋看看。”老魏说，“一屋子老头，一人一件案子，谁也不催谁。”
“他一个月挣多少。”
“好时候一千出头。”老魏说，“刨了房租和电，剩下三四百。他不攒。”
第三条，赊账的本子不催。
柜台底下压着一个牛皮本，谁欠多少他自己记。记满一本换新的，旧的塞进柜里。
八年下来，一本也没要过。
“那本子上有多少。”
“没人算过。”老魏说，“九一年冬天他自己拿出来烧了。他说年底了，打明天起谁也不欠谁的。”
加代欠他的，不是一本账。
一九八八年春天，加代要走南边，手里差路费。
那天晚上他去了戈记。堂子里就戈登一个人，弯着腰擦案子。
“老戈，借我点钱。”
“多少。”
“三千。”
戈登没问干什么。
他把柜台底下的抽屉拉开，里头是半个月的流水，牛皮筋捆着，三千二。他全拿出来，拍在案子上。
“就这些，够不够。”
“够。”
“甭还。”戈登说，“哪天回来，跟我打一杆。”
加代把钱拿走了。
那年他到了广州，先站西路，后深圳。表行、酒水、场子，一样一样做起来。
那三千二，他第三年就还了。戈登没收。加代让江林换成一箱酒送过去，戈登收了，摆在柜台后头，一瓶没开。
事出在一九九四年三月。
开春那阵子，堂子斜对面的一间门脸挂上了新招牌：杜记球室。
杜四三十二，京圈里的新人。做过服装，倒过家电，去年开始在这片儿铺门面。
“他什么来路。”
“不清楚。”街面上的人说，“反正他办事，都合乎规矩。”
开张那天放了半个钟头鞭炮。八张案子全是新进口的，绿面子，亮得晃眼。
二楼还弄了个旱冰场，一块五一场，礼拜天挤得满满当当。
开张第二天，杜记门口立了块木牌：美式一杆一毛五，进店送汽水一瓶。
“一毛五。”老魏说，“这是照着老戈的裤腰带上砍。”
“杜老板来过没有。”
“来过。”老魏说，“进门问了一句这堂子一个月挣多少，站了五分钟就走了。”
戈记还是三毛。
一个礼拜，堂子里的客人走了一半。
“老戈，降不降。”
“不降。”
“人家一毛五。”
“我这儿学生一毛。”戈登说，“我再降，他明天该送饭了。”
第二个月，房东来了。房租从六百涨到一千二。
“怎么涨这么些。”
“这条街行市变了。”房东说，“再说杜老板出的价比你高。”
戈登跟人凑了钱，把房租交上了。
杜四身边老跟着一个人，剃平头，三十来岁，谁也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街面上都叫他小锁。
四月里，戈登老伴查出病，住进医院，押金先交六千。
戈登手里没有。
他去找杜四借了三万。
“签个字。”杜四说。
“签哪儿。”
“这儿。”杜四把一张纸推过来。纸上一行打的字，底下空着。“借条。我念给你听：三万，三个月，不要利。”
老蔫站在门外头，看见老板签了名，在底下按了一个手印。
“按清楚点。”杜四说，“手指头别挪。”
戈登按了。钱当天给的，三万，一沓。
五月十六，杜四带了四个人来了戈记。小锁走在最前头。
“老戈，堂子我收了。”
“你说什么。”
杜四把那张纸摊在案子上。
上头不是三万的借条。上头是打的一整篇字，最顶上五个字：店铺转让书。底下写着转让价十二万，抵去借的三万，还差九万。落款处是戈登的名字，一个手印。
“字是你的不是。”
“字是我的。”
“手印是不是你的。”
“是我的。”
“那这堂子就是我的了。”
“我按的时候，上头没这些字。”
“你按的时候我没在跟前。”杜四说，“这一屋子的字，你说是后来的，谁给你作证。”
戈登站在案子后头，两只手撑着案沿。
“我姓戈的在这条街上三十年。”
“三十年。”杜四说，“那您更该懂规矩。纸上头是您的手印。按了印就是认了账。您去哪儿说，都是这么个理。”
三天后，戈记的门换了一把新锁。
杜四的人搬进来六张新案子，把戈登那八张码在墙根。
戈登去找了京城的老几位。
闫京去了杜记，坐在堂子里跟杜四说了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一句话没说。
“怎么说。”戈登问。
“他不认我。”闫京说，“他说他这个是买卖，不是江湖上的事。老戈，这个事我插不上手。”
五月中，戈登想另找地方重开。两条街外有一间门脸，他跟房东谈好了。
第三天房东回话，不租了。
“为什么。”
“杜老板在旁边也要开一间。”房东说，“他说了，谁把房子租给你，他就跟谁打对台。”
连问了四家，四家都是这句话。
过了两天，有人站在胡同口捎话。
“老戈，北京的堂子多，甭在这一片开了。你开一天，他陪你一天。”
那天晚上戈登坐在空堂子里，问过闫京一句话。
“他图什么。”
“他图这条街。”闫京说，“你这堂子在这儿开了七年。他新来的，得先把你这一棵拔了，他那一片才显得亮。”
六月初的一个夜里，老蔫去堂子里搬自个儿的铺盖。
老蔫四十六，在戈记看了七年堂子。
他到的时候，杜记的人正抬墙根那六张旧案子。
“这案子不能抬。”
“老板让抬的。”
老蔫站在案子前头，没让。
一个人上来推他肩膀，他没退。跟着三四个人围上来，两个人架着他往边上拖。老蔫一只手抓住案腿，整个人被拖出去两米，地上蹭出一道印子。
有人抄起一根杆子，在他背上落了两下。
老蔫手一松，趴在了地上。
六张案子抬出去，装上了一辆卡车。戈登赶到的时候，车已经开走了。
老蔫坐在地上，一只胳膊抬不起来。
“上医院。”
“不去。”
“上医院。”
老蔫去了。拍了片子，胳膊裂了，得吊两个月。押金加诊费五百八。
那天晚上戈登一个人坐在空堂子里，坐到后半夜。
他没给加代打电话。电话是闫京打的。
深圳，表行后堂。加代跟乔巴对着一批货的单子。
电话是江林接的。
“哥，北京来电话了。”
“谁的。”
“闫京的。”江林说，“戈登的堂子让人盘了。”
加代手里的笔停了。
“盘走多少。”
“八张案子。”
“人呢。”
“看堂子的老蔫，胳膊让人打折了，住了院。”
“他说什么了。”
“闫京说，老蔫跟戈登说了一句对不住。”江林说，“说案子没看住。”
加代把笔搁在桌上。
“订票。”
第二天下午，加代到了北京。跟他来的是江林、丁建、马三。
他没先去戈记。他让江林在一家老饭庄订了席，自己跑了两天，请人。
请的是老几位：闫京、丁四爷、马老爷子，还有几个早年跟戈登一块儿混过的。一共十七个。
“戈登请不请。”
“先不请。”加代说。
六月十九，东四那家老饭庄，二楼一间。四凉八热，酒是二锅头。
一九九四年，这样一桌一百八。
人齐了。
闫京先开口。
“老戈的事我去说过，他不认。他说这是买卖，不是江湖上的事。”
“我插一句。”丁四爷说，“那张纸我看过了，手印是实打实的。这事要翻，不好翻。”
加代听着，给自己倒了一盅酒，没喝。
闫京又说：“杜四这个人不吃硬，吃软。你跟他客气，他句句都在理上。这两年京城里新起来的那一拨，全是这么个路数。”
桌上的老几位一个一个说。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这事，规矩上挑不出错。
一桌人说到三点半。
加代把手里那盅酒扣在桌上。
“把江林叫进来。”
江林进来了。
“哥，我昨天下午在杜记的柜台上翻了两眼那张纸。”江林说，“上头落的日子是四月十二。”
“戈登按手印是哪天。”闫京问。
“四月十二。”丁四爷说，“那天他去拿的钱。”
“那块招牌呢。”江林说，“杜记球室四个字，是五月四号挂上去的。”
一桌人没声。
“四月十二这一天，”加代说，“这块纸上怎么会有杜记球室五个字。”
“印在上头，字在底下。”加代说，“先按的印，后落的字。真要是那天写好的，纸上就不该有那天还没有的东西。”
闫京愣了半天：“你怎么想到看这个。”
“你先吃饭。”加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