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777年，一位83岁的老人在吐鲁番病逝。
乾隆得知消息后，赐银五百两、派专使前往祭奠。
这个待遇，在清代功臣中极为罕见。
更罕见的是，这位老人既不是满洲勋贵，也不是汉人将领，而是一位维吾尔族的地方首领额敏和卓。
乾隆在给他的御制赞中写道：其心匪石，不可转移。
这八个字，在清代两百多年的历史里，只给过极少数人。
额敏和卓的前半生，几乎都在逃亡和抵抗中度过。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军进入吐鲁番盆地时，额敏和卓正担任辟展的阿奇木伯克。
当时的吐鲁番有大小城堡29个，大部分被准噶尔控制，当地人多受其陵夺，切齿日久。
额敏和卓率众归附清朝，成为吐鲁番地区最早投靠清廷的地方首领之一。
但归附并不意味着安全。
1731年，准噶尔三次围攻鲁克沁城，额敏和卓带着部众守了四十多天，杀死进攻者两百余人。
雍正专门下旨表扬他诚心归向我朝，努力奋勇。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732年。
那一年，清军从吐鲁番撤退到巴里坤，准噶尔对吐鲁番的袭扰变得更加频繁。
额敏和卓判断，凭自己一部之力无法守住吐鲁番，与其等着被报复性屠戮，不如主动东迁。
1733年，额敏和卓率领一万多人到达瓜州。
这次迁徙改变了河西走廊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清朝对新疆事务的认知。
清政府给这批移民分配土地、房屋，提供农具、耕牛和种子，免除赋役。
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官府借出仓谷，遇到荒年就直接豁免。
额敏和卓因此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
这批维吾尔移民在河西待了二十多年，开垦熟地20多万亩。
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在管理这批移民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维吾尔人的治理方式。
这些经验，后来被直接用在了统一新疆之后的施政中。
1754年，额敏和卓已经60岁，清军西征准噶尔，他跟着军队回到了西域。
1755年，达瓦齐之乱平定，吐鲁番不再有准噶尔的威胁。
1756年闰九月，额敏和卓终于等到了回家的命令。
他带着2452户、8578人返回鲁克沁，在离开二十四年后，重新站在了故土上。
但他没有时间养老。
回到吐鲁番的第二个月，另一位地方首领莽噶里克发动叛乱。
额敏和卓守住鲁克沁城，派人向清军通报消息，协助平定了叛乱。
1757年，大小和卓在喀什噶尔、叶尔羌举兵自立。
乾隆传谕额敏和卓参赞军务，在前队行走。
次年，清政府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晋额敏和卓贝勒品级，并明确告诉雅尔哈善要与额敏和卓悉心计议。
在攻打库车的战斗中，64岁的额敏和卓被炮弹击中右颧骨。
他拒绝后撤，说我受圣恩厚，必舍身力战。
乾隆得知后专门下谕，让他不可冒险攻城，致有疏虞。
雅尔哈善指挥失当，清政府换上定边将军兆惠。
额敏和卓以参赞大臣身份随军南下，与兆惠的四千人在叶尔羌黑水河与两万多叛军对峙了三个多月。
1759年，清军彻底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
额敏和卓因功封多罗郡王，准予世代承袭。
战后，额敏和卓被任命为叶尔羌阿奇木伯克。
叶尔羌是南疆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下辖二十七个城村，三万户、十万多人，曾是小和卓霍集占的据点，社会情况极为复杂。
额敏和卓在那里安置流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
1764年和1767年，他两次被召入京，乾隆多次向他咨询新疆的风俗习惯和施政细节。
这些对话，直接影响了清政府对新疆的治理方式。
1772年，78岁的额敏和卓获准回吐鲁番养老。
五年后，他在鲁克沁病逝。
额敏和卓的六个儿子，后来都在新疆各地任职。
第三子茂萨管理过喀什噶尔和伊犁，在伊犁推广棉花种植。
第四子鄂罗木扎布接任伊犁阿奇木伯克，办理农耕纳谷之事。
第六子伊斯堪达尔承袭郡王位，在喀什噶尔任职期间查处边贸走私。
乾隆把统一新疆的功臣绘制画像，悬挂在紫光阁，为前五十名功臣亲笔题赞。
额敏和卓排在第12位。
那幅画像在1900年庚子事变时被德军劫掠到德国，曾寄存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目前下落不明。
乾隆把这五十位功臣与汉代云台二十八将、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相提并论。
他认为统一新疆宣力者众，而额敏和卓是其中尤赫者。
清朝统一新疆后，将新疆视为国家根本。
在治理上采取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策略，把新疆多元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逐步纳入国家体系。
这套治理方式的形成，额敏和卓及其家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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