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总是强调所谓的人格平等,要和所有人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实际上这种人格平等本身是民主的范畴,或者说在民主的推动下,人人平等是可以实现的,但偏偏实现不了。于是知识分子就要追求人人平等,主要还是追求和权贵平等,而不能允许权贵拥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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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似乎知识分子们觉醒了,要提出人格平等的概念,或者说要所有人明白所谓天赋人权。每一个人都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并不能被漠视,不能被强权胁迫。其实只是一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在喊口号,在发动知识分子,争取人权,争取人格平等,事实上农民并没有这样的概念,不知道什么叫人格平等。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肉体和精神的结合,基本上是权贵,不可能长生不老。就像秦始皇一样,追求长生不老,服食所谓的仙丹,根本没有长生不老。在封建时代,权贵和普通人是不可能平等的。权贵往往自视甚高,普通人往往不能和权贵比肩。还是伟人看的比较清楚,社会是分阶级的,并不是知识分子看到的那么理想。权贵往往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有一定的利益交换。他们知道怎样通过银子运作获得个人利益,也知道怎样通过银子运作支配法律。普通人在没有遇到一些事的时候,可以知足常乐,甚至当农民种地,自食其力,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可一旦遇到社会事件,就很可能手足无措,被权贵坑害。倘若一个农民活得好好的,种地生存,不到厂里打工,就很可能挣不了多少钱,甚至被其他农民瞧不起。这个农民出门的时候,被权贵开的车撞死了,那么这个农民就没有生存权了,或者说他的生存权被剥夺了。这个农民没办法申诉,他的家属想申诉,却苦于没有门路,只能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而开车的权贵不用负任何责任,如果有责任,也只是赔点钱完事。
所谓的人格平等并不能实现,只有权贵有所谓的高尚人格,而普通人即便有高尚的人格,也一样被人嘲笑,因为他们没有权和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有普通人扶起倒地老人,反被讹诈,还有的开车旅游,遭遇地痞无赖的敲诈,有的遭遇碰瓷儿的,有的生活在重污染企业污染的地区,无法获得补偿。在片面强调集体、强调家国情怀的同时,很多个人利益被忽略了,或者说个性不被提倡。所谓的个性就是染黄头发或红头发,穿破洞牛仔裤,骑着去了排气管的摩托“炸街”,戴耳环,戴鼻环,在身上刺青,吸烟、喝酒,打架、骂人。说人格平等,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甚至很多人都不被当人看。有挖煤的矿工被埋在矿井底下,老板声称七八个矿工遇难,地方政府上报的时候,也说有七八个矿工遇难,事实上有一百多个矿工被埋在矿井。似乎人死了就没有话语权了,或者说老话说的好:“死人嘴里没招对。”知识分子讲究人格平等,并不能搞社会实践,或者说不能完全实现人格平等。他们不可能像伟人一样搞社会革命,也不可能鼓动农民造反,只能为弱势群体发声,而他们发声之后,往往被讹诈。甚至弱势者要求他们发声,却最终得到一点补偿之后就走人了,连同替他们发声的知识分子都不通知一声,以至于替他们发声的知识分子被他们当了枪使,当成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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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知识分子要为底层人发声,要为民请命,却偏偏被底层人利用。于是一些知识分子要开通自媒体,要为弱势群体发声,前提是收钱,没钱就不发声。有了这样势利的做法,底层人利用知识分子就更理所当然了,认为他们拿钱办事,不拿钱就不办事,给他们钱,他们就做宣传,会把底层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公布到网上,引发舆论风潮,最终迫使公权力部门介入,做出相对公平公正的判决。于是很多恶人先告状,只要给一些公知钱,公知就可以在网上发布所谓的不公平待遇,而这样的事情引发舆论反响之后,往往出现反转。知识分子呼吁的人格平等,似乎不和时代潮流,或者说在权力的作用下,在资本的运作下,所谓的人格平等根本不存在。虽然每个人都有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很多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被漠视,只是有口吃的活着就行,没有什么远大的奋斗目标。不仅知识分子发表言论受到限制,而且很多官员都谨言慎行,生怕说错了话被免职。如此一来,不管是民间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官员,都没法为底层劳动者发声。他们提倡的人格平等并不能实现,因为特权阶级产生了,底层劳动者产生了,并不能平等对待,或者说他们拥有的社会权利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都是人,不是神,但他们之间的差距仿佛隔了十万八千里。
所谓的人格平等,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他们大多是民间的知识分子,不是权贵,真的变成权贵以后,就不再提倡所谓的人格平等了。就像古代的书生一样,没有进入官场以前,抱着“修齐治平”的理想,想要为老百姓办实事,而真的考中以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官员。他们要遵从官场的潜规则,要巧立明目,拼命搜刮银子,用于官场运作。他们看到太多官场的丑陋,看到太多人性的恶,当然就不会为老百姓发声,也不提倡所谓人格平等。“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大多忙于革命,而革命成功以后,等待他们的是文化界的革命,进而延伸到社会革命。虽然拨乱反正以后,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了,底层劳动者的思想也开放了,但现在似乎又封闭保守了。没有人提倡所谓的人格平等,也没有人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又回到了阶级对立的时代。权贵天生是权贵,普通人天生是普通人,底层人似乎永远无法获得解放。贫富差距过大,阶级固化,劳动人民逐渐从主流话语系统中消失不见,连同联欢晚会的舞台上都不见工人和农民的身影,没有那样的角色出现,有的只是富商和官员,是城里人,似乎和城市化进程有关系,其实就是鼓动农民进城买楼房,让他们变成光鲜亮丽的城里人,潜台词就是让他们变成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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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奴和资本家是没法比的,不可能实现人格上的平等,因为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的个人价值是不一样的。当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钱来衡量的时候,人的价值也可以用钱来衡量,甚至人命都可以用来买卖,那么人格平等在这种环境下就是一句空话,或者说过于理想化,根本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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