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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提速,但全球支付和储备货币份额仍然有限。真正的难题,是人民币国际化要求更开放的资本流动,而金融安全又要求保持必要管控。中国可能并非急于挑战美元,而是在为未来构建一套自己的金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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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正在进入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
一边是不断强调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中的使用,另一边却仍然对资本跨境流动保持相当谨慎。
这两件事看起来有些矛盾。
一、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势很大,但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的数据仍然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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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6—2030年金融改革和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融资中的使用,完善跨境支付体系,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并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9月,央行又进一步介绍,未来将扩大本币结算、完善货币互换机制、提升CIPS功能,并增加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便利性。
早在2023年,高层就提出中国要拥有可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强势货币,要成为“金融强国”。9月新德里金砖峰会上,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巴西一道,再次重申结束美元霸权的决心
从政策表态看,人民币国际化的雄心确实不小。
但问题是,国际货币最终不是靠政策口号决定地位,而是由全球市场参与者用真金白银投票。
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距离真正的国际主导货币,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例如,2024年7月,人民币在SWIFT国际支付体系中的占比一度冲至4.7%,一度让人以为拐点将至。但此后一路回落,到2026年6月按SWIFT口径约为2.18%,国际货币排行榜上排在加拿大元之后,位居第六。与此同时,十年间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占比从87%攀升至89%。制裁担忧并未撼动美元的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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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货币端更是缓慢:2015年人民币在全球央行储备中占比1.2%,2025年底升至1.95%。美元占比虽从63.5%降至56.8%,但过去三十年真正侵蚀美元份额的只有欧元——国际交易中占比约20%。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没有进展。
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到13.7万亿元,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的28.7%;2026年上半年,这一比例进一步升至29.1%,远超2015年的11%。截至2026年6月末,境外主体持有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已经达到11.3万亿元。但换个角度看,超过七成的货物贸易仍以其他货币结算。
不少网友谈到人民币国际化,最喜欢用占比最多的国际贸易中人民币占比说事。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人民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使用越来越多,不等于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国际货币。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不仅要能够用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还必须能够被第三国之间广泛使用,并成为全球投资、融资、储备和定价的重要工具。
二、打造人民币国际货币的雄心,与资本进出管控确实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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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难题,其实不是支付系统,也不是数字人民币,而是资本账户。
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种货币要成为全球性的储备货币和投资货币,那么全球投资者必须能够比较自由地持有它、购买它、出售它,并把资金在不同市场之间进行配置。
人民币越国际化,市场就越希望它具有更高程度的可兑换性和资本流动自由度。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考虑汇率稳定、资产价格稳定和金融体系安全。这是一对矛盾。
澳大利亚央行2026年发布的研究就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同时保持对资本账户的较大控制,这种做法可以减少资本突然大规模流入流出对汇率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但也限制了人民币更广泛的国际使用。
这其实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绕不开的“跷跷板”。
放松资本管制,人民币更容易成为国际货币,但金融市场也更容易受到国际资本冲击。加强资本管制,金融安全更有保障,但外国投资者又会问一个问题:我手里的人民币,究竟能不能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又能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顺利退出?
这恰恰是国际货币最核心的信用之一。
第二个矛盾,则来自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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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要大量走向海外,全球市场就必须有足够多的人民币来源。
通常有两条路:第一条,是通过经常账户逆差把本币输出出去;第二条,是通过对外投资、海外贷款和金融资产配置,把本币投向海外。
而中国长期以来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体,长期保持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8.51万亿元,同比增长20.4%。
这意味着中国不断向全球输出商品,却没有通过同等规模的进口把人民币再输出出去。
当然,中国也在增加对外投资、扩大人民币贷款和货币互换。
截至2026年9月,中国与海外央行或货币当局仍有33个双边本币互换安排,总规模约4.6万亿元。
但问题在于,这些人民币供应渠道目前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类似美元那样庞大的全球金融循环。
按照国内解释派学者的观点,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流动管控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它实际上是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既希望人民币走出去,又希望国际资本不要反过来影响国内金融稳定。
这可能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最现实的政策逻辑,但这一逻辑希望在国际化和管控这一对矛盾中建立平衡通道,依然注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正常障碍。
三、中国对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的庞大投入,可能是一笔风险投资。
如果只看今天的市场份额,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上的投入似乎并没有立即换来同等规模的回报。
过去十多年,中国持续建设CIPS跨境支付系统、离岸人民币市场、人民币清算银行、货币互换网络以及数字人民币等基础设施。
其中,CIPS已经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的重要基础设施。IMF数据显示,2024年通过CIPS结算的交易金额达到175万亿元,较2020年已经增长超过两倍。
央行2026年的规划又进一步提出,要完善CIPS、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并支持香港、伦敦、新加坡、迪拜等地发展人民币业务。
这些投入短期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效果甚微。
但金融基础设施有一个特点:平时看起来可能没有多大用,真正发生金融冲击的时候,才知道有没有准备。
如果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发生剧烈变化,或者中国面临更高程度的金融制裁和跨境支付风险,那么拥有自己的跨境支付、清算、融资和离岸人民币网络,就可能成为一道重要的金融安全屏障。
因此,这些基础设施更像是一笔“风险投资”。它未必意味着人民币马上要取代美元,也未必意味着中国正在发动一场所谓的“货币革命”。
更现实的可能是,中国正在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提前准备另一套金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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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全球主导地位,欧元也会继续占据重要位置。但人民银行可能希望未来十年、二十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能够从目前的2%—3%逐步提高到5%,再从5%走向10%,使得人民币可以慢慢扩大自己的使用范围。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打造人民币国际货币的雄心,与加强资本进出管控,究竟谁更重要?
人民央行的答案可能不是二选一。
人民币国际化解决的是“如何让人民币走出去”,资本流动管理解决的是“人民币走出去以后,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这如同母亲希望幼儿快快学会自己走路,又害怕孩子走路摔跤。哪有从不摔跤就学会了走路的孩子呢?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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