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完全不可能征服中国了？答案是武汉会战

1938年10月26日，日军第六师团开进汉口。士兵们背着行囊，步伐整齐，按照计划，这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一天。武汉三镇落入日军之手，从表面看，又一座中国核心城市被攻占。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东京大本营陷入了沉默。

国民政府没有投降，没有求和，没有出现在谈判桌前。国民政府早就迁往重庆，军政机关有条不紊地撤到了西南。日军拿下的，是一座已经完成了战略转移的空城。

更让日本高层不安的是，他们发现这场仗打完之后，手里的底牌已经不够了。继续打下去，没有足够的兵力；停下来，战争结束不了。一个岛国，被拖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消耗战。

日本大本营当初决定打武汉，是有明确目的的。他们认为“进行武汉作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攻下武汉就能“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实现一大半”。陆军和海军都相信，只要拿下武汉这座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中国就会屈服。

结果恰恰相反。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双方投入一百多万兵力，成为抗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四十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十余万，让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只得到了一座失去了中枢功能的城市。

这就是日本战略困境的起点。

第一，速战速决的幻想彻底破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设想的是一场快速打击，三到六个月迫使中国投降。攻占北平、上海、南京之后，日军一路推进，似乎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但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仍然没有屈服的迹象，日本大本营才开始研究武汉、广东会战，并做出“进行武汉会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的判断。

武汉会战打了四个半月。国民政府没有投降，迁都重庆继续抵抗。全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没有被打垮，反而在长期的消耗中越来越坚定。日军占领武汉后，因为战线加长、国力所限，对华战略攻势已经达到极限，开始从战略进攻向战略相持转变。

说白了，日本当初那套闪电战的时间表，已经过时了。战争已经从日本设想的“速决”变成了日本最不愿意面对的“持久”。

第二，兵力被占领区拖住了。

到1938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达到24个师团，在东北有关东军8个师团，国内只留了1个师团。这意味着日本陆军的主力几乎全被拴在了中国战场上，本土的防御力量已经非常空虚。

占领的地盘越大，需要的守备兵力就越多。城市要驻军，铁路公路要驻军，交通据点也要驻军。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虽然掌握着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广阔的山区、乡村仍然在中国军民手里。敌后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展开游击战，袭扰据点、破坏交通，让日军顾此失彼。

日军自己的战史也承认：“占领地域内特别是华中和华北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力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点和线之外的广大区域，日军根本无力控制。想继续向西打进四川攻打重庆，兵力已经远远不够了。

第三，国力消耗已经到了扛不住的地步。

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和人口都很有限。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击沉日军舰船四十余艘，击落飞机一百余架，消耗其物力总值三十亿日元以上。到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已经欠下内债一百四十亿元，外债十二亿元。到1939年，日本军费支出达到六十一亿多日元，而卢沟桥事变前日本的黄金储备和货币发行准备金加在一起只有十三亿多日元。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日本直接军费达到近九十二亿日元，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八。仗越打越久，军费疯狂膨胀，国力被一点点抽空。

日本原本打算靠占领中国土地来掠夺资源，实现“以战养战”。但现实是，大片被占领区工厂损毁、百姓逃亡、生产瘫痪，得不到预想中的物资补给。不但不能靠占领区养活战争，反而还要从本土源源不断地运送物资过来维持占领。仗继续打下去，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第四，中国完成了战略转移。

武汉会战对中国而言，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场城市保卫战。中方“以空间换取时间”，主要意义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同时把东南和中部地区的工业设备、战略物资向西南大后方转移。

这一战略转移的成果极为关键。据记载，抗战期间共有324家工厂、10万余吨设备通过长江水道内迁至大后方，为持久抗战保存了工业命脉。1938年到1939年间，后方每个月可以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炮弹7万枚，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哪怕丢掉武汉，中国保住了西南和西北的根据地。有了稳固的大后方，就可以持续征兵、重整军队，持续跟日本耗下去。中国国土辽阔，战略纵深巨大，这是日本永远没办法弥补的劣势。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的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调整。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构想。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到重新寻求政治谈判，日本的对华策略从武力征服转向了政治诱降。

在军事上，日军不得不限制正面进攻的范围，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手段，将主要作战方向转向敌后战场。在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方针的同时，日本开始着眼于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企图通过最大限度地榨取沦陷区内的经济资源，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

这些调整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日本已经清楚，靠武力彻底征服中国不可能了。它退而求其次，想要通过诱降和经济掠夺来保住已经吃到嘴里的东西。

但即便换了策略，日本的困境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国战场陷入了僵局，需要向南夺取东南亚的资源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这个决策把日本带向了更深的深渊。

回过头看，武汉会战之所以成为抗战的转折点，不是因为中国打赢了这场战役，而是因为这场战役让日本高层看清了一个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抵抗意志太强了，而日本的资源、兵力、国力都远远不够支撑一场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日本知道自己无法征服中国，但并不意味着日本打算停战认输。之后日军仍然发动了多次战役，想用军事压力换取政治谈判，拿到侵略利益。但全面占领中国、迫使整个国家完全屈服这个最初的野心，已经不可能实现。

从武汉会战结束那天起，抗日战争正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再也没有发动过像武汉会战这种规模的全面大进攻。一个岛国想要吞掉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武汉会战，只是把这个残酷的真相摆到了日本高层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