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一个21岁小伙买了一匹马在村里骑了1圈,几天后被几个高种姓村民打死。警察到场后,打人者全部被无罪释放。
印度法律在1947年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现实里,超过6亿名低种姓人群每天依然面临暴力威胁。
高种姓踩死低种姓,往往不用承担法律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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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种姓制度按照出身,把人强行分成了5个完全不同的等级。
第一个等级是婆罗门,主要是负责祭祀的教士,人口大约占印度总人口的5%。
第2个等级是刹帝利,主要是掌握军权和政权的贵族,人口比例大约是4%。
第3个等级是吠舍,主要是普通的商人,人口比例在20%左右。这3个等级被称为高种姓。
第4个等级是首陀罗,主要是底层的劳动者,占总人口的45%左右。
在首陀罗之下,还有一个完全不被当人看的群体,叫做达利特,也就是常说的“贱民”。
达利特在印度有大约2亿人,加上首陀罗,整个低种姓和贱民群体的总人数超过了6亿人。
这套分级系统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物理隔离标准。在印度的2万多个村庄布局中,高种姓的房屋通常建在村子的中心区域,房屋使用砖块和水泥建造,拥有独立的供水管道。
达利特只能居住在村子边缘地势最低洼的区域,房屋全部用泥土和树枝搭建。如果遇到雨季,达利特的房屋经常会被雨水直接冲毁。
水井是绝对不能共用的。
村子中心的深水井只允许高种姓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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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达利特不小心碰了高种姓专属的水井,高种姓村民会要求达利特立刻支付1万卢比的罚款,并且要花钱请婆罗门拿来牛奶,把井水重新净化。达利特只能去距离村子3公里外的池塘里打水。
工作岗位的分配也是完全固定的。高种姓从事管理和教育工作。
达利特只能从事清理旱厕、处理尸体等工作。在印度的火车站,清理铁轨排泄物的工作100%由达利特承担。
他们只能徒手把粪便装进铁桶运走,每个月拿到的工资只有不到3000卢比。这种职业分配直接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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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隔离是这套制度最核心的防线。
高种姓和低种姓之间绝对禁止通婚。
报纸上的征婚广告,第1行必须写清楚自己的种姓,并要求对方属于同一个种姓。
如果一个高种姓女孩和一个达利特男孩登记结婚,女方家属会直接把这对年轻夫妻当街砍死。
实施杀害的家属不会受到谴责。这种物理隔绝、职业世袭和婚姻封锁,从人出生的第1天起,就划定了人终生能做的事情。
低种姓人群只要稍微越过高种姓制定的界限,就会遭到极其残酷的暴力杀害,而且高种姓杀人后往往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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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北方邦的一个村庄,一个19岁的达利特女孩去田里割草。4个属于高种姓的男子把她拖进麦田实施了侵犯,打断了她的脊椎。
女孩在医院抢救了14天后死亡。
案件发生后,警察不仅没有立刻抓捕嫌疑人,反而在凌晨2点把女孩的尸体强行拖到荒地烧毁,不允许女孩父母靠近。
在这个案子里,当地警察局的局长和出警警察全部属于高种姓。他们利用职务权限直接破坏了物理证据。
在拉贾斯坦邦,一个9岁的达利特小学生,因为在教室里喝了属于高种姓校长专用容器里的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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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发现后,抓住男孩的头发,用木棍殴打长达20分钟。
男孩的父亲带着他在6家医院之间转院治疗了24天,男孩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事情发生后,当地高种姓群体组织了抗议,要求无罪释放校长。
大量数据证明了这种暴力不受法律制裁。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公开报告,在2019年到2021年的3年时间里,记录在案的针对达利特的暴力犯罪案件超过了13万起。
相当于每天发生大约120起针对贱民的袭击事件。但在这些案件中,嫌疑人最终被法院判处有罪的比例不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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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率这么低,是因为整个司法系统被高种姓完全把持。
印度的各级法官有超过70%出身于高种姓。
基层的警察局长也几乎全部是高种姓。
当一个达利特遭到殴打去警察局报案时,接待他的警察和打他的人大概率属于同一个等级。
警察通常会拒绝记录案件,甚至会把报案的达利特再打1次,然后直接关进拘留室。
如果达利特家庭坚持向高级法院上诉,高种姓地主就会在村子里下达联合抵制令,直接切断这个家庭的饮水供应,禁止商店卖粮食给他们,或者开除田里所有的达利特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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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低种姓家庭1年只有不到2万卢比的总收入,根本交不起去县城打官司的车费。
最终他们只能接受3000卢比的赔偿撤诉。这种暴力构成了维持种姓制度的物理威慑力。
既然种姓制度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套制度不仅没有瓦解,反而还在继续运转?
原因在于,现代印度的经济发展和政治选举,在客观上完全依赖这套古老的规则。
首先是经济层面的劳动力成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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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大量的制衣厂、砖窑厂和建筑工地。
这些行业需要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才能维持价格优势。超过6亿人的低种姓群体满足了这部分用工需求。
因为不被允许拥有土地,达利特只能去城市打工。
在工地上,一个达利特每天工作12个小时,搬运重达30公斤的水泥砖,拿到的工资只有大约300卢比。
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如果在工地上受伤摔断腿,老板只会支付当天的工资,然后直接把他们赶出工地。
高种姓的工厂主通过种姓制度把这6亿人强制留在社会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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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些人认为自己天生就该受苦,他们就不会去要求提高工资,不会去组织罢工。
这种极低的用工成本,成为了印度大型企业积累财富的基础。高种姓用这套制度完成了对底层劳动力的高效榨取。
其次是政治选举中的选票计算。
政客想要当选,必须拿到足够多的选票。
在印度,最有效拉拢选票的方法,就是直接利用种姓身份。印度的政党在每个选区推出候选人之前,会雇佣数据公司进行精确的种姓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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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选区有40%的选民属于特定的中低种姓,政党为了保证当选,就一定会推出一个完全同种姓的候选人。
在露天集会上,政客不需要谈怎么修路,他只需要大喊,如果我不当选,另外那个高种姓的人就会来霸占你们的土地。
选票就这样被种姓彻底绑定。
一旦政客当选,他掌握了政府资金后,会把所有的资源只分配给自己的种姓。他会让同族人承包当地的工程,安排亲戚进入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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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源分配方式,让所有的印度人确信,只有绝对依赖自己的种姓团体才能活下去。
从1947年到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和现代商业资本以及选票政治完成了结合。6亿底层人的存在,提供了最便宜的劳动力和最容易操纵的选票来源。
只要这套利益分配公式还在运转,针对低种姓的暴力就不会停止。这套制度实际上变成了现代印度维持运转的基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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