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牺牲两个月后，蒋介石仍不罢休，将吴石副官王正均改判死刑

很多人都听过吴石将军在台湾牺牲的故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吴石走上刑场之后，这起案件的迫害并没有就此停下来。一场审判已经结束，可来自上层的怒火还在延续，一个年轻副官的命运，就这样被一纸批语彻底改写。

王正均是福建福州人，1924年出生，早年家里境况很差。抗战时期，他的父亲和奶奶先后在战乱饥荒当中离世，小妹被送去做童养媳，小小年纪就尝尽生存的艰难。受同乡进步青年聂能辉的影响，他接触到进步思想，聂能辉是赤石暴动的参与者，后来回到福州开展地下工作。聂能辉的堂弟聂曦，当时已经在吴石身边做事。1946年，王正均走上革命道路，之后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任职。1949年，吴石接到调令前往台湾，聂曦向吴石举荐了王正均，就这样，王正均以少校副官的身份，来到吴石身边工作。

表面上，他只是处理日常勤务的副官，实际已经成为吴石情报小组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吴石手里掌握着台湾岛内驻军布防、沿海工事构建等大量核心军事情报，很多密件、图表，都要经过王正均的手进行中转传递。朱枫在台活动期间，吴石为朱枫准备的撤离特别通行证，由王正均负责传递给聂曦，再交到朱枫手中。在戒备森严的台北，每一次传递信息都要承担巨大风险，稍有疏漏就是杀身之祸，王正均一直做得十分谨慎。

1950年，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叛变，大量地下组织信息泄露，台湾的地下情报网络遭到毁灭性打击。3月1日，吴石被保密局逮捕，王正均和吴石在同一天被抓进监狱，和他一同被捕的，还有情报组的其他相关人员，前后受这起案子牵连的有两百多人，台湾岛内白色恐怖到达顶峰。

关进监狱之后，保密局对王正均多次动用刑讯手段，反复逼问情报网络人员名单、联络方式。审讯的人不断给他做工作，告诉他，他仅仅是副官，属于案件从犯，只要主动认罪悔过，就有机会保住性命。不管对方是严刑逼迫，还是利诱劝说，王正均始终没有吐露任何有用信息，大多时候只回复“不知道”，不肯出卖自己的同志与信仰。

5月31日，台湾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做出一审判决，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判处死刑，王正均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判决书送交到总统府，俞济时附上意见，认为七年的判罚对于王正均而言量刑偏轻，建议发回重新审理，蒋介石直接批示同意重审。

法庭接到退回的案卷，再次开庭，将刑期改成十五年，再次上报，依旧被蒋介石驳回。审判人员没有办法，又将判决调整为无期徒刑，原本以为无期徒刑能够结案，卷宗再一次送到蒋介石手上，依旧没有得到批准。吴石案对国民党当局冲击极大，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选择为大陆传递情报，这件事让蒋介石耿耿于怀，即便吴石已经落判，他依旧不愿意放过吴石身边的人。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距离吴石牺牲差不多两个月，8月7日，蒋介石在案卷之上写下批语“如改正，余如拟”，加盖蒋中正印章，下令把王正均，还有同案的林志森，一同改判死刑。司法流程已经失去意义，几次三番更改刑期，不是依据证据与法律，完全是上层的个人意志。

8月10日清晨，军事法庭向王正均宣读死刑判决，允许他留下遗言。面对死亡，王正均情绪十分平静，当场给堂弟王正鲁写下绝笔信。信的篇幅不长，交代自己衣物用品存放地点，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年迈的母亲，自己是家中独子，没能给老人养老送终，他嘱咐堂弟回乡之后，把母亲当作自己的母亲看待，同时叮嘱家里的妹妹妥善安排婚嫁，劝诫堂弟做事要小心谨慎。信的末尾写下“我无言可诉”，没有控诉，也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有一个年轻人面对生死的坦然，以及对家人的牵挂。

写完绝笔，王正均被押往马场町刑场，和林志森一同执行枪决，牺牲的时候二十七岁。堂弟王正鲁冒着被特务监视的风险，前去收敛他的遗骸，悄悄安葬在台北福州山。在那个年代，这件事不敢对外声张，很长一段时间，王正均的事迹鲜为人知。

回看整个案件，吴石已经牺牲，案件主犯已经伏法，按照当初一审判决，王正均原本可以保住性命。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审判已经沦为威慑的工具，即便只是副官，只要深度参与情报工作，就很难有生路。王正均没有显赫官职，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只是战乱年代选择坚守信仰的普通青年，在监狱受尽折磨，没有泄露秘密，临刑牵挂的还是家中长辈亲人。

很多人读这段历史，目光大多集中在吴石、朱枫这些核心人物身上，会忽略王正均这样的参与者。可隐蔽战线的斗争，从来不是只靠少数几个人完成，正是无数像王正均一样的普通人，冒着生命危险默默传递消息，才撑起了整条情报线。岁月流逝，刑场上的枪声早就消散，这些埋藏在档案卷宗里的名字，不应该被时间彻底埋没。

隐蔽战线的斗争，很多牺牲不会立刻被世人知晓，他们的故事常常尘封数十年。等到档案慢慢公开，大家才知道，当年马场町刑场，除了吴石四人，还有另外两个年轻人，在两个月之后，同样坚守信仰，从容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