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马之旅北南征，两度驻留新嘉驿（一）

——杨德周入觐纪行中的驿路、文学与时代

一、“外官三年一朝”制度下的入觐纪行

为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掌握官员业绩的基本情况，明代自洪武年间确立了“外官三年一朝[1]”的朝觐考察制度。据《明史》卷之七十二 志第四十八载：“考功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以赞尚书。凡内外官给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陟无过二等，降无过三等，甚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察以巳、亥年。五品下考察其不职者，降罚有差；四品上自陈去留取旨。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覆核以定黜陟。

仓场库官一年考，巡检三年考，教官九年考。府州县官之考，以地之繁简为差。吏之考，三、六年满，移验封司拨用，九年满又试授官。惟王官及钦天、御用等监官不考。凡内外官弹章，稽其功过，拟去留以请上裁。荐举、保留，则核其政绩旌异焉[2]。又据《明会要》卷四十六引《职官志》记载：“外官：凡外官三年一朝，朝以辰、戌、丑、未年。前期移抚按官，各综其属三年内功过状注考，汇送覆核，以定黜陟。仓场库官一年考，巡检三年考，教官九年考。府州县官之考，以地之繁简为差。

上面文献记载内容大致相同，其大意是：考功司负责掌管官吏考核、降职升职的事务，协助吏部尚书处理工作。所有中央和地方官员都要提交任职资历文书，每三年进行第一次考核，六年进行第二次考核，两次考核后都要报请批复，到九年进行统一考核，汇总官员的履职情况，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据此拟定官员的升降。升职最多不超过两级，降职最多不超过三级，表现特别差的会被直接除名甚至治罪。

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考察安排在巳年和亥年。五品及以下官员，考察出不称职的，会根据情况处以不同程度的降职处罚；四品及以上官员，由个人自行陈述履职情况，去留留由皇帝定夺。地方外官每三年进京朝觐考核一次，考核安排在辰年、戌年、丑年、未年。考核开始前，会将相关要求下发到巡抚、按察使，由他们分别汇总管辖下属官员三年内的功过表现，给出考评意见，全部汇总后送交考功司复核，最终确定官员的升降任免。

掌管仓场库务的官员每年考核一次，巡检三年考核一次，学官九年考核一次。府、州、县官员的考核，会根据所辖地方政务的繁简程度调整考核标准。吏员的考核，任职三、六年期满后，移送验封司分配任用；九年期满后，还要经考试才能正式授官。只有藩王府属官，以及钦天监、御用监这类专职监官不参加考核。所有弹劾内外官员的奏章，考功司都要核查官员的功过，拟定官员去留的意见，报请皇帝裁决；若是官员被举荐留任，考功司也要核查其政绩，对政绩优异的官员予以表彰。

因此每逢辰、戌、丑、未之年，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员都会奔赴京师，接受吏部考课与皇帝甄别。这一制度性的政治行程，在历史进程中催生了大量纪行文献，或名“入觐记”，或称“朝觐录”，也有作“北征记”“南征记”者。这类文献既是官员个人行踪的记录，也是研究明代交通史、制度史与文学史的重要素材。然而，由于此类文献多属于“行程记”性质，往往被视作琐屑的旅途杂录，未能进入传统文学批评的主流视野；即便在交通史研究中，也因散见各家文集、版本稀见而难以得到系统利用。

在这一背景下，明末鄞县举人杨德周所著《铜马编》二卷，便显得尤为珍贵。杨德周于崇祯六年（1633）冬以福建古田知县身份入京朝觐，崇祯七年（1634）春返程复任，往返历时半载，行程超过五千里。他将此行的日记体散文与沿途所作诗歌汇编为《铜马编》，此书以“铜马”（即金马门）为名，上卷先列《北征记》，后附北行诸诗；下卷先列《南征记》，后附南旋诸诗。该书被收入民国张寿镛所辑《四明丛书》，据北平图书馆钞本影印，是如今留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官员入觐纪行文献之一。

《铜马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详细记录了一位晚明中下层官员从闽海之滨到燕都京阙的完整行程，更在于它将制度性的“入觐”转化为了一场充满文学意趣的“文化巡礼”。杨德周沿途探胜览古、饮酒赋诗，在山东兖州府滋阳县新嘉驿驻足时，更依会稽女子题壁诗原韵唱和，留下了一组情辞凄恻的七言绝句。这一文学事件将驿路空间、女性书写与士大夫唱和熔铸为一炉，构成了晚明驿路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个案。

本文拟以《铜马编》为核心文本，结合杨德周传记资料、明清方志、驿路文献及新嘉驿题壁诗的相关记载，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其一，详细考述杨德周的生平仕履与家族背景，勾勒其作为“举人知县”的典型形象；其二，分析《铜马编》的编纂缘起、命名逻辑与文献价值，揭示其作为“入觐纪行”文体的独特之处；其三，依据《北征记》《南征记》的行程记录，结合明代驿路制度与商旅行程书，详细梳理杨德周往返途经的道路、水道与驿站，还原一幅晚明入觐驿路的动态图景；其四，聚焦新嘉驿这一特殊的文学空间，细读杨德周四首和诗的文本内涵，并将其置于会稽女子题壁诗的传播史中，探讨驿路作为公共文学空间的社会文化功能。（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明会要》 清龙文彬撰 清光绪十三年【1887】永怀堂刻本 卷四十六 第七页

[2] 《二十四史（简字本）明史》 张廷玉等撰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中华书局 1999年版 第1160-1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