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38年2月，华北战场的抗日作战正处于艰难阶段，八路军 115 师在晋西南一带持续开展游击作战，部队物资、弹药、口粮高度依赖有限的经费补给。
就在这个紧要关口，115师参谋长周昆去第二战区司令部开了一次会，领回了国民政府发给该师一个月的六万元法币军饷。
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返回师部，而是将其中三万元装进一个大信封封好，交给随行的警卫员，嘱咐他送回师部。
警卫员照办，把挎包交到了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手里。
王秉璋打开一看，里面是三万元法币和一封短信，大意是共领取了六万块，带走三万，另三万由警卫员带回，望查收。
而从这一刻起，周昆本人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军队记录中。
周昆不是普通军官，他的革命履历在当时的八路军高层中属于相当厚重的一批。
1927年秋天，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上了井冈山。
此后几年，他的职务升得很快。
1930年，他已经是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的纵队长，后来担任过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第三师师长。
1934年9月，红八军团成立，周昆出任军团长。长征途中红八军团损失严重，后来被撤销番号，周昆调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到达陕北之后，他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师长等职。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昆被任命为115师参谋长。
115师是八路军三个师中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一个，全师一万五千余人。从这份履历来看，周昆在红军时期的地位相当高，按照正常轨迹走下去，他的前途不会差。
然而，问题就出在他失踪前一个月发生的一件事上。
1938 年 1 月，周昆奉命前往武汉，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全国师级以上参谋长会议，同时领取 115 师的军费，总额六万法币。
这笔款项是划拨给全师使用的经费，用来采购粮食、药品、弹药，维持前线部队运转。
会议期间，他接触到了国民党军队同级别军官的生活状态，有的人有小汽车，有的人住着小公馆，日常花销也很阔绰。
回到山西之后，周昆向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汇报会议情况，忍不住发了牢骚，说人家参谋长坐的是小汽车，住的是小公馆，下的是小馆子，我们光打鬼子，身上连个小钱也没有。
组织上当面指出他思想出现偏差，批评这种攀比心态背离革命宗旨。
此次谈话之后，周昆没有公开争辩，但内心的矛盾没有消除。一个月后，他就带着三万元法币消失了。
对于周昆的去向，从1938年到现在88年过去了，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当时组织上给出的定性是叛变革命、携款潜逃，开除党籍。
这个处理决定是基于他留下的那封信和交回的三万元军费作出的，如果只是意外走失，不可能事先把钱分好、把信写好。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周昆究竟是自己主动离开，还是离开之后遭遇了不测，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一个人身上带着三万元法币，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极其显眼的目标。
当年晋南一带局势混乱，散兵、土匪横行，道路安全很难保障。有人推测他可能在途中被人谋财害命，也有人认为他或许遭遇了意外。
但疑点同样明显，周昆是有作战经验的高级指挥员，外出会有基本防范意识，三万法币体积不小，携带目标显眼。
同时没有任何报案、尸身发现或者遗留物品的记录，所以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性，不能当作事实。
另一种说法是周昆带着钱款返回湖南平江老家，隐姓埋名度过余生。这个推测依托他的籍贯背景，认为他厌倦艰苦的抗战环境，打算回乡隐居。
但这个说法缺少物证，平江当地没有可靠的户籍记录、目击者证词能够印证他回乡定居。战乱年代人口流动频繁，仅凭籍贯猜想，无法证实这个推断成立。
而还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周昆投奔国民党军队，进入国统区隐名生活。
从当时环境来看，他掌握大量八路军编制、布防、指挥体系的核心情报，如果投敌，国民党情报部门大概率会利用他的信息。
但是查阅同期国民党军内部档案，没有对应人物的任职、审讯或者情报输出记录，没有材料证明他投靠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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