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耕群体为核心构建的中原诸王朝,虽国力盛衰起伏各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在军事层面抵御游牧族群始终显得颇为吃力。这一态势的根源,深植于农耕与游牧两类经济形态的本质差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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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本是浑然一体的统一体:游牧与狩猎日常即是军事演练,劫掠与征伐本身就是其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组成部分。他们以逐水草迁徙为恒业,普通牧人与精锐骑兵之间仅隔着一层薄薄的编组门槛,一个游牧部落只需稍加整训,即刻便能化作所向披靡的武装力量。且其军资给养可因粮于敌、随处获取,完全无需承担中原王朝所谓“输将之费”的巨额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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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民族则截然相反。为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存续,其社会天然趋向于兵农分离的组织模式。若说春秋之前仍处于兵农相混、文武不分的阶段,自春秋五霸崛起之后,各诸侯国已相继推行兵农强制分工之策: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吴起在楚、商鞅在秦,先后确立兵农专职的制度框架,列国竞相推行募兵制,脱离生产的职业军人阶层由此诞生。正如史载所言:“齐桓、晋文始为召募料民之法。而是时秦有陷阵;楚有组甲、被练;越有习流、君子之军。至战国,益尚骑射,而(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赵之)胡服、百金之习行于中国,后世诈力之兵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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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晁错曾倡行移民实边之策,试图在边境地带构建兵农合一的屯垦体系,以抵御游牧族群的袭扰;三国时期曹魏推行屯田养兵制,明初施行卫所屯田制,亦皆带有兵农合一的鲜明倾向。然而此类制度运行日久,便会衍生出士卒久疏战阵、战斗力衰颓的弊病;同时,屯守军官逐渐沦为实际占有屯田与屯卒的农奴主,这种生产关系远比当时已普及全国的小农经济与地主土地所有制落后,故而绝无可能长期维系、行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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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降,兵农分离已是中原社会的基本演化趋势,所谓“秀者必士,朴者必农,剽而悍者必兵”,正是依照个体才性差异对士、农、兵群体进行功能性分工的明确表述。中原朝廷主要依托募兵制来对抗“全族皆兵”的游牧武装,这便要求国家与民众投入巨额财力支撑,史称“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近乎无限的军事消费与有限的农业生产积累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结构性矛盾,最终落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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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晁错(前200一前154)曾对比“兵民合一”的游牧人与“兵民分离”的农耕人所从事的两种截然相异的生活方式: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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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战争优势往往被“往来转徙”、“兵民合一”的游牧人占据,“兵民分离”的农耕人从军则要忍痛“离南亩”,战争对他们而言是被动、不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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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古代中世纪的军事格局:经济、文化先进的农耕人处守势,经济、文化落后而武功强盛的游牧人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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