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两个老太太，穿金戴银守空房，穿旧睡裙有人半夜给焐脚

楼下两个老太太，一个穿金戴银守空房，一个穿旧睡裙有人半夜给焐脚，儿女只夸前一个，后一个没名分，昨晚我听见前一个屋里电视响到12点

我在这栋老楼里住了快二十年了，六层楼，没电梯，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楼道里常年一股潮味混着油烟味。我家在三楼，302，对门301住的是刘姐，楼下201住的是孙姐。这两个人，年纪差不多，都是六十出头，都是一个人过日子，可要搁一块儿看，那真是天上地下。

先说刘姐。刘姐今年六十三，退休前在县医院药房上班，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八，她男人走得早，走的时候她才五十一。她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在省城开公司，闺女嫁到了市里，听说女婿是搞工程的。刘姐这日子，看着是真体面。她脖子上那条金链子，粗得跟筷子似的，耳朵上两个金耳环，手上一个金镯子一个玉镯子，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响。她冬天穿貂，夏天穿真丝，头发一个月染一回，黑的，一根白的都看不见。她每天早上七点半下楼，去公园打太极，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豆浆油条，有时候是包子，有时候是豆腐脑，从来不重样。

可刘姐家里，冷清。她那个屋子我去过，三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沙发上铺着蕾丝垫，茶几上摆着果盘，果盘里的苹果放得都皱了皮也没人吃。她儿子一年回来两趟，中秋一趟，春节一趟，每回待不到两天就走。闺女倒是近点，可也忙，一个月能来一回就不错了，来了也是坐坐就走，有时候连饭都不吃。刘姐跟我说过，她家那台电视，从早开到晚，不是为了看，是为了听个响。“没人说话，屋里静得慌，开着电视，好歹有点人声。”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可那笑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再说孙姐。孙姐住201，今年六十一，退休前在纺织厂上班，厂子早黄了，退休金一个月两千三。她男人也是早走的，比刘姐男人还早两年。她有一个儿子，在县城开出租车，儿媳妇在超市收银，两口子带个孩子，租房子住，日子紧巴巴的。孙姐穿得不行，夏天就是那几件旧睡裙，洗得领子都松了，冬天一件棉袄穿好几年，袖口磨得发亮。她脖子上手上啥也没有，耳朵上连个耳洞都没扎。

可孙姐家里，有人。有个老头，姓赵，叫赵德柱，六十五，也是纺织厂退休的，老伴儿前年走的。赵德柱跟孙姐搭伙，快两年了。这事儿楼里人都知道，可没人说破，因为说破了不好听——搭伙过日子，没领证，算啥呢？赵德柱住在孙姐那儿，白天出去遛弯，晚上回来吃饭，两个人一块儿看电视，一块儿睡觉。孙姐那个屋，晚上灯亮到十点是常事，有时候能听见他俩说话，听不清说啥，可那声音，热乎。

我头一回觉出这俩人不对劲，是去年冬天。那天晚上我下楼扔垃圾，看见赵德柱从外头回来，手里拎着一袋橘子，冻得鼻子通红。他敲201的门，孙姐开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睡裙，头发也没梳，乱糟糟的。赵德柱把橘子递过去，说：“外头冷，你别出来了。”孙姐接过来，说：“你咋又买橘子，上回买的还没吃完。”赵德柱说：“上回是上回的，这回是这回的。”孙姐就笑了，说：“进来吧，饭在锅里热着呢。”门一关，楼道里就剩下那股橘子味儿，还有屋里传出来的一点电视声。

我当时站在楼梯口，手里拎着垃圾袋，心里说不出来啥滋味。你说人家这日子，过得寒酸不寒酸？寒酸。可人家屋里有人，有人给焐脚，有人给买橘子，有人一块儿吃饭。刘姐呢？刘姐穿金戴银，可她那屋里，电视响到十二点，也没人跟她说一句话。

这事儿我本来没往心里去，可架不住楼里人爱说。三楼的张婶，嘴碎，见天儿在楼下跟人唠。有一回我路过，听见她说：“你看人家刘姐，命多好，儿子闺女都有出息，一个月退休金顶人家俩月。”旁边李嫂接话：“可不是嘛，你看孙姐，穿那破睡裙，跟要饭的似的，还跟个老头不明不白地住一块儿，儿女都不管她。”张婶撇撇嘴：“她那儿子，开出租的，能管她啥？不啃她就不错了。”李嫂说：“刘姐那才叫有福气，儿女争气，自己也有钱，你看人家那金镯子，咱一辈子也戴不上。”

我没搭话，可我心里想，你们光看见刘姐的金镯子了，你们没看见她一个人坐屋里发呆的时候。你们光看见孙姐穿旧睡裙了，你们没看见赵德柱半夜给她焐脚的时候。

这事儿我谁也没说，可我心里记着。

今年开春，出了件事。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听见楼上“咣当”一声，像是啥东西砸了。我披衣服起来，趴猫眼一看，刘姐站在楼道里，穿着睡衣，光着脚，手里攥着手机，脸色煞白。我赶紧开门，问她咋了。她说：“我闺女……我闺女打电话，说女婿出事了，工地上摔了，人没了。”我扶她进屋，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手抖得端不住杯子，水洒了一身。她说：“我得去，我得去市里。”我说：“你咋去？这大半夜的。”她说：“我打车。”我说：“你等等，我帮你叫车。”

那晚上刘姐走了，第三天回来的。回来的时候，眼睛肿得跟桃似的，整个人像老了十岁。她闺女女婿的后事办完了，可闺女垮了，天天哭，孩子才上初中，啥也不懂。刘姐跟我说：“我得住过去，帮闺女带孩子，可我这身子骨，也不知道能撑几年。”我说：“你儿子呢？”她说：“儿子忙，公司离不开人，打了电话，说让我别急，他抽空回来。”抽空，又是抽空。

刘姐走了以后，她那个屋就空着了。电视不响了，灯也不亮了，楼道里更静了。有时候我路过301，听见里头一点动静没有，心里就发慌。你说这人，一辈子争这个争那个，到老了，屋里连个喘气的都没有。

孙姐那边呢？还是那样。赵德柱每天出去遛弯，回来买点菜，孙姐在家做饭。有一回我碰见赵德柱，他拎着一条鱼，我说：“赵叔，买鱼啊？”他说：“嗯，孙姐这两天胃不好，给她炖个汤。”我说：“你俩这日子，过得挺实在。”他笑了笑，说：“啥实在不实在的，就是做个伴儿。她给我洗衣服，我给她做饭，晚上有人说说话，比啥都强。”我说：“你俩没想着领个证？”他摆摆手：“领啥证啊，都这岁数了，领了证，儿女那边事儿多，麻烦。这样挺好，谁也不拖累谁。”

可这话说着轻巧，真到了事儿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上个月，孙姐病了。那天早上她没起来，赵德柱敲我门，说孙姐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多，得去医院。我赶紧穿衣服，跟赵德柱一块儿把孙姐扶下楼，打了个车去县医院。到了医院，大夫说肺炎，得住院。赵德柱跑前跑后办手续，交押金，我帮着看着孙姐。孙姐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嘟囔：“别告诉小军……别告诉他……”小军是她儿子。

可赵德柱还是打了。电话通了，赵德柱说：“小军，你妈住院了，肺炎，你来看看吧。”那边不知道说了啥，赵德柱脸色不好看，说：“我知道你忙，可你妈病了，你总不能不管吧。”又说了几句，挂了。赵德柱跟我说：“他说跑完这趟活儿就来。”可这一趟活儿，跑到下午才来。

小军来了，穿个出租车公司的工装，头发乱糟糟的，一看就是一宿没睡好。他进病房，叫了声“妈”，孙姐睁开眼，看见他，眼泪就下来了。小军说：“你咋不早说呢？”孙姐说：“怕你担心。”小军说：“担心有啥用，该来还得来。”他在病房待了不到一个钟头，接了个电话，说有人包车，得走。走的时候跟赵德柱说：“赵叔，麻烦你了。”赵德柱说：“麻烦啥，你忙你的。”

小军走了以后，孙姐跟赵德柱说：“你回去吧，我自己能行。”赵德柱说：“你行啥行，烧还没退呢。”孙姐说：“你在这儿，别人看着，不好。”赵德柱说：“有啥不好的，我伺候你，又不偷又不抢。”孙姐就不说话了，眼泪又下来了。

这事儿传出去，楼里又有人说了。张婶说：“你看孙姐，病了还得靠人家赵德柱，儿子都不管，这叫啥事儿。”李嫂说：“就是，没名没分的，赵德柱凭啥伺候她？人家儿女能愿意？”张婶说：“愿意不愿意的，反正人家俩人愿意。”李嫂说：“那刘姐呢？刘姐闺女出那么大事，儿子也没回来，不也是一个人扛着？”张婶说：“那不一样，刘姐有钱，有钱啥都好说。”李嫂说：“有钱有啥用，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翻腾。你说张婶李嫂她们，说得都对，可又都不对。刘姐有钱，可钱能给她焐脚吗？孙姐有人，可这个人没名没分，真到了大事上，能靠得住吗？

孙姐住了五天院，赵德柱伺候了五天。出院那天，我去帮忙，看见赵德柱扶着孙姐上楼，孙姐穿着那件旧睡裙，外面套了件赵德柱的旧外套，头发乱糟糟的，可脸上有笑。赵德柱说：“慢点，台阶。”孙姐说：“知道了，你都说八遍了。”赵德柱说：“说八遍你也记不住。”孙姐就笑，说：“记不住有你呢。”

我站在楼梯口，看着他们俩，心里说不出来啥滋味。

可这事儿还没完。

孙姐出院第三天，小军来了。这回不是一个人来的，带着他媳妇。两口子一进门，脸色就不对。我在屋里听见201吵起来了，声音挺大，听不清说啥，可有一句我听清了，是小军媳妇说的：“妈，你跟赵叔这事儿，得有个说法。”孙姐说：“啥说法？”小军媳妇说：“你们这么住着，算啥？人家外头人说啥的都有。”孙姐说：“外头人说啥，关我啥事？”小军说：“妈，你别犟，我们也是为你好。”孙姐说：“为我好？我住院五天，你去了几回？”小军不说话了。

后来吵吵嚷嚷的，赵德柱从屋里出来了，站在楼道里，脸涨得通红。我开门问他咋了，他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可他那手在抖。我说：“赵叔，你进屋坐会儿？”他说：“不了，我出去走走。”就下楼了。

那天晚上，赵德柱没回来。孙姐屋里灯亮了一宿，电视开着，没人看。

第二天，赵德柱回来了，收拾了几件衣服，走了。走的时候，孙姐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旧睡裙，头发也没梳，眼睛红红的。赵德柱说：“我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孙姐说：“你上哪儿去？”赵德柱说：“回我那儿去，老房子，还能住。”孙姐说：“那你……还来不？”赵德柱没说话，拎着包下楼了。

孙姐站在门口，站了半天，我看着她，心里难受。我说：“孙姐，进屋吧，外头凉。”她没动，过了会儿，说：“他说他给我焐脚，焐了两年，说不焐就不焐了。”我鼻子一酸，没说出话来。

赵德柱走了以后，孙姐又一个人了。她还是穿那件旧睡裙，还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电视。可电视声音开得小了，以前能听见声，现在听不见了。有时候我下楼路过201，看见门关着，里头一点动静没有，心里就想起赵德柱给她买橘子那天，那橘子味儿，好像还在楼道里。

刘姐那边呢？刘姐从市里回来了，说她闺女情况好点了，她回来拿点东西，住两天就走。我看见她，瘦了一圈，金链子还在脖子上，可脖子细了，链子显得更粗了。她跟我说：“我闺女天天哭，我劝也劝不好，孩子也不听话，我这心啊，跟油煎似的。”我说：“你儿子呢？”她说：“儿子打了钱，说让我别省着，可钱有啥用？钱能替我闺女哭吗？钱能替我外孙写作业吗？”我说：“那你也别太累着。”她说：“累不累的，没办法，我这一辈子，就这命。”

那天晚上，我又听见刘姐屋里电视响到十二点。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你说这人一辈子，到底图啥？刘姐图了个啥？穿金戴银，儿女双全，可到了事儿上，还是一个人扛。孙姐图了个啥？穿旧睡裙，没名没分，可好歹有人给她焐了两年脚，有人给她买橘子，有人给她炖鱼汤。可这个人，说走就走了，连个名分都没有，走了连个说法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买早点，碰见张婶。张婶说：“你听说没？孙姐那事儿。”我说：“啥事儿？”张婶说：“赵德柱走了，不回来了。听说他儿子不让他跟孙姐来往了，说丢人。”我说：“丢啥人？”张婶说：“没名没分的，住一块儿，人家儿子觉得丢人呗。”我说：“那孙姐呢？”张婶说：“孙姐？孙姐能咋办？她儿子也不管她，她一个人，有啥办法。”我说：“那刘姐呢？”张婶说：“刘姐更惨，闺女出那么大事，儿子又不回来，你说这俩老太太，一个有钱没人，一个有人没钱，到老了，咋都这么难呢。”

我没说话，拎着早点上楼了。路过201，门关着。路过301，门也关着。

我站在三楼楼道里，看着这两扇门，心里堵得慌。你说这楼里，住着多少人，就有多少本难念的经。可这两本经，念得我心里疼。

昨天晚上，我又听见刘姐屋里电视响到十二点。我躺在床上，听着那声音，心里想，刘姐这会儿，是不是也听见孙姐屋里没声儿了？她俩住上下楼，一个在301，一个在201，隔着一层楼板。刘姐的电视响着，孙姐的屋里静着。刘姐穿金戴银，可屋里没人。孙姐穿旧睡裙，可屋里曾经有人。

今天早上，我下楼，看见孙姐站在楼下，穿着那件旧睡裙，手里拎着一袋橘子。我说：“孙姐，买橘子了？”她说：“嗯，想吃。”我说：“赵叔……还回来不？”她没说话，过了会儿，说：“他说他给我焐脚，焐了两年，我脚不冷了，他就走了。”说完，她笑了笑，可我看见她眼圈红了。

我上楼的时候，碰见刘姐下楼。刘姐穿得整整齐齐，金链子金耳环金镯子，一样不少。她跟我说：“我走了，去闺女那儿，过阵子回来。”我说：“你保重。”她说：“嗯，你也保重。”她下楼了，高跟鞋踩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响。我站在楼道里，听着那声音越来越远，心里想，这楼里，又剩下孙姐一个人了。

可孙姐不是一个人。她手里那袋橘子，是赵德柱走之前买的。那天他买了两袋，一袋给孙姐，一袋自己留着。孙姐这袋吃完了，他那袋，还没动。

你说这俩人，到底算啥呢？没领证，没名分，可那两年的日子，是真的。赵德柱给她焐脚，是真的。孙姐给他做饭，是真的。可到了事儿上，这些真的，都扛不住一个“名分”。

刘姐呢？刘姐有名分，有儿女，有钱。可她那屋里，电视响到十二点，也没人跟她说一句话。她那金镯子，再粗，也箍不住一个空屋子。

我今晚上楼，路过201，听见里头有电视声了，不大，可听着有人气。路过301，门锁着，里头一点声没有。我站在楼道里，心里想，这两个老太太，一个穿金戴银守空房，一个穿旧睡裙有人半夜给焐脚。儿女只夸前一个，说刘姐有福气，儿女争气，自己有钱。后一个没名分，没人夸，可后一个屋里，曾经有人给她买橘子，有人给她炖鱼汤，有人半夜给她焐脚。

可赵德柱走了，孙姐又一个人了。刘姐去了市里，301也空了。这楼里，两个老太太，一个有钱，一个有人，可到了最后，都剩一个人。

昨晚上我听见刘姐屋里电视响到十二点。今天早上，我听见孙姐屋里电视响了，不大，可响着。我不知道孙姐是开着电视听声儿，还是真的在看。我也不知道刘姐在市里，晚上是不是还开着电视睡觉。

我只知道，这楼里，两扇门，一个301，一个201，隔着一层楼板，可日子，过得天差地别。可到了晚上，电视一响，屋里一静，两个人，都剩自己。

你说这事儿，怪谁呢？怪赵德柱？怪小军？怪刘姐的儿子？还是怪这世道？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昨晚上我听见刘姐屋里电视响到十二点，今早上我看见孙姐手里拎着一袋橘子。这日子，还得过。

可我今天晚上，躺在床上，听见楼上刘姐屋里没声儿，楼下孙姐屋里也没声儿，我心里想，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有钱，一个有人，可到了最后，都剩一个人。这到底是为啥呢？

我想不明白。我也不打算想明白。

我就知道，明天早上，我下楼买早点，路过201，会看见孙姐穿着那件旧睡裙，站在门口，手里拎着那袋橘子。路过301，会看见刘姐的门锁着，里头一点声没有。

这日子，就这么过。

可我心里，就是堵得慌。你说刘姐那金镯子，再粗，能箍住啥？孙姐那旧睡裙，再破，可有人焐过脚。可焐脚的人走了，金镯子还在。你说这俩人，到底谁有福气？

儿女只夸前一个。后一个没名分。

可前一个屋里，电视响到十二点。

后一个屋里，橘子还没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