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镜照人——明初乡绅童伯礼兴学记

石镜照人——明初乡绅童伯礼兴学记

文 / 陈好直

白溪的水声，到了前童便不急了。

它从西北的群山中淌下来，绕过梁皇山的余脉，在塔山脚下缓了一缓，仿佛一个赶了远路的人，到了地方，反倒不急着叩门，先要整一整衣冠似的。溪水两岸，卵石铺就的巷道蜿蜒如掌纹，将一座万人大姓的聚落托在掌心。前童，南宋绍定年间童氏始迁祖童潢选中的这块“山环水绕、围而不塞、藏风得水”的宝地，到明初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童姓的子弟们在白溪平原上耕作、生息，人丁渐旺，而真正让这座浙东山间村落日后被称作“江南第一儒镇”的，却是南岸一座不起眼的精舍。

精舍在石镜山的南麓，要过白溪才能到。白溪一年四季水不断，把童氏的宅院与那座小小的读书处隔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炊烟与市声，一边是松风与书声。六百多年后，当我们翻检旧志，读到方孝孺在洪武十八年、二十二年两度到前童石镜精舍讲学的记载时，白溪的水声仿佛便从纸面上漫了出来。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

这一年，童氏七世祖童伯礼四十四岁。他的父亲童释卿已于十二年前去世，葬在舍南的石镜山下。伯礼与三个弟弟——伯言、伯诚、伯谦——合了家产，共釜而食，依着古礼中士庶人可行的仪节，一件一件地做着。孝，在那个时候不是虚文，是日子里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晨昏定省、每一回在父亲庐墓前的驻足。

但伯礼想得更远。

他怕的是后之人不能理解他合族共食、依礼而行的用意，日子久了，渐渐懈弛，忘了根本。父亲葬在这里，子孙轮流守墓，这是一时之事；若要童氏一门代代不忘诗礼传家的根本，光靠一座坟庐是不够的。于是他在石镜山的南面——方孝孺后来记述的“石镜之阳”——建了一座精舍。精舍不大，“宇三楹”而已，三间屋子，搁在别处，不过是一户中等农家的规模。但伯礼往里放的东西，分量不轻：他多年搜求的六经群书，数百千卷，尽数置于其中，俾子侄讲习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

精舍的名字，取自那座山。

石镜山不高，山间有一块巨石，石面光滑如削。据当地人说，每逢雨天，雨水漫过石面，石上便光亮如镜，映得见人影，也映得见天光。山以石名，舍以山名。伯礼给这间屋子取名“石镜精舍”，用意是浅的，也是深的。浅的是地理，深的是那一个“镜”字——治心修身，如对明镜，妍媸自见，容不得半点遮掩。

他没有称它为“书院”。书院之名自唐宋以来，声名太盛，多为官学或大儒讲学之所；也没有叫“私塾”，那又太轻，配不上他心中对子弟教育的期许。他选了“精舍”。汉代以来，私人讲学之所，稍有品格者，便称精舍或精庐。一个“精”字，是精诚，是精进，也是精粹。伯礼斟酌再三，觉得唯有这个名字，配得上他放在里面的那些书，和那些书将要照亮的那些人。

书有了，屋有了，缺一位先生。

童伯礼看中的人，是方孝孺。

那一年，方孝孺二十四岁。论年纪，伯礼长方孝孺二十有一；论辈分，伯礼是童氏一族的家长，孝孺不过本邑大佳何一个青年书生。但伯礼读过方孝孺的文章，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分量。方孝孺师从宋濂，宋濂是明初文臣之首，太子师，翰林学士。孝孺得其衣钵，时人目为“小韩子”。伯礼自己也是读书人，“性孝友，悦读书，乐施与”，光绪《宁海县志》里这九个字，写尽了他一生。他知道什么是好学问，也知道好学问需要什么样的人来传。

于是，年长二十余岁的童伯礼，亲自登门，以弟子之礼请方孝孺南下。

一次不成，两次。洪武十四年，方孝孺终于来了。他那时刚辞官归乡不久，在宁海故里讲学授徒，童伯礼的诚心打动了他，石镜精舍的清幽也合他的性子。白溪南岸，石镜山脚，松竹环绕，溪声不绝。方孝孺后来写诗形容这里：“高斋在深谷，侧径防险行。幽兰霭北牖，修竹罗前楹。”深谷、高斋、幽兰、修竹，几个词，把一座精舍写成了世外之地。

但方孝孺来石镜精舍，不是来隐居的。

方孝孺在石镜精舍的讲学，前后绵延了数年。

据方孝孺自己在《石镜精舍记》中的记述，童伯礼的办学宗旨极为明确：“聚六经群书数百千卷，俾子侄讲习其中，求治心修身之道，以保其家，以事其先而不怠。”三十一个字，把办学目的说得清清楚楚：不是为了科举功名，是为了治心修身；不是为了个人显达，是为了保家事先。这是一个乡绅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儒家教化在民间最扎实的落地方式。

方孝孺在记文中，对童伯礼的举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予谓童君于是乎知本矣。”知本。什么本？天命之本，天伦之常。人有五常之性，发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之道，这是天伦；而圣人之经——易、诗、书、春秋、礼记——是天理，是天不言而圣人发之的“天之言”。三代以上循天理而治天下，所以风俗淳厚；周衰以后，百家众说驰骋错乱，叛经害理，人心不正，天理不明，于是三纲不振。

这番话，方孝孺写在了《石镜精舍记》里，也是他在精舍讲席上日复一日对弟子们所讲的道理。他讲经，不止于字句训诂，而是要把“治心修身”四个字，种进那些年轻子弟的心里。童氏子弟来听，周边慕名而来的青年也来听。据记载，当时浙东名家的子弟纷纷求学精舍，有义乌王稌、浦江郑叔度、宁海郑好义等。周边县邑，也不断有学子循着白溪的水声南下。精舍之中，“白日亦萧散，惟闻弦诵声”；到了夜里，师生论辩不歇，“雄谈为绝倒，空谷腾欢声”。

童伯礼自己，也坐在台下。

他年长方孝孺二十一岁，但勤于精舍聆听求学，治心修身，执弟子礼甚恭。一个四五十岁的乡绅，与一屋子少年子弟同席听讲，这件事本身，便是石镜精舍最好的注脚。方孝孺为之动容，写诗自勉：“从兹勉素业，不愧知己名。”他把童伯礼引为知己。后来方孝孺在京城时，多次写信来，想举荐童伯礼为孝廉，伯礼都以“母老”为由辞谢了。他不求闻达。他要的，是精舍里的那面镜子，照见自己的心。

在石镜精舍期间，方孝孺不仅讲学，还为童氏修了家谱、定了礼仪。他为童伯礼的母亲罗氏撰写了《童贤母传》，为童氏宗族厘定了“敦孝悌、秉忠贞、广言行、明礼义、达家邦”十五字训。这十五个字，后来被刻在童氏宗祠的石碑上，成了前童童氏子孙八百年的行为准则。他还在精舍门前手植柏树。六百年过去，如今那几株古柏依然郁郁葱葱，守望着精舍旧址。

石镜精舍建在前童村南五里的石镜山麓，隔白溪与村落相望。这个位置的选择，童伯礼是费了心思的。

前童村本身，便是一幅儒者心中的风水图。始迁祖童潢当年看中这块地，是因为它“山环水绕、围而不塞、藏风得水”。村落西北有梁皇山脉拱卫，东南有状元峰等群山环抱，白溪从村北流过，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童氏先祖依照“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来规划村庄，主张整个村庄在形式和功能上要有机结合，不仅要造房子、造路，还要掘渠、挖井，使村庄内的水系运用阴阳八卦八八六四的原理。

这套水系，是前童的灵魂。

白溪的水被引入村中，沿着卵石铺就的巷道蜿蜒流淌，家家连流水小桥，户户通卵石曲径。水从进村的水渠开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依着八卦的理路散入家家户户，户户有活水，家家有雕梁。更妙的是，村中有一口花桥井，紧挨水渠，却能做到河水不犯井水——渠水长流，井水清冽，两不相扰。前童人至今饮用那口井，水质甘醇，前童三宝的味道，据说便系于此井。

这套八卦水系的意义，远不止于实用。它是一个村庄对秩序的理解。水流有源有流，有分有合，有灌有排，如同一个家族有长有幼，有亲有疏，有礼有义。童伯礼把精舍放在白溪对岸，也是这个秩序的一部分：村内是日常生活，村外是读书明理；过一条溪，便是从过日子走进做学问。精舍面南，南面是石镜山。山上的石镜，映着天光；精舍里的经书，映着人心。一外一内，都是照人的东西。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童伯礼的选择。明清两代，前童童氏出了秀才以上功名者二百零二人，现代以来，教授、博士等四百余人。一个山村，能有如此文脉，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那一套耕读传家的制度与信念。而制度的源头，就在石镜精舍。

洪武二十八年，童伯礼卒，年五十九。

他死得不算早，也不算太晚。方孝孺为他写了祭文。文中有这样几句：“云林有庐，其下流水。谓将与子，黄发燕喜。”云林有庐，其下流水——那就是石镜精舍。方孝孺说，我本想着，与你一起在精舍里慢慢老去，白发相看，言笑晏晏。可是你先走了。

那时候方孝孺三十九岁。他还没有成为建文帝的老师，还没有在靖难之役后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字，还没有被诛十族。他只是一个在浙东山水间讲学的儒者，刚刚失去了一个比他年长二十一岁的知己。

七年之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方孝孺在南京被朱棣诛十族。石镜精舍受牵连关闭。童伯礼的弟弟童伯谦，以方党谪戍卢龙。童氏子弟大多四散隐匿，童景庸避难梅枝田，童景纯匿居白岭根。但他们做了一件事：把方孝孺留在石镜精舍的手稿和书籍，冒着杀头的风险藏了起来。后来《逊志斋集》最早刻本的许多篇章，便来自石镜精舍门人的私藏。

精舍荒废了。但精舍所种下的东西，没有荒废。

前童人至今保留着一块匾额。

匾在童氏宗祠的正厅，上书四个字：“诗礼名宗。”据说是方孝孺题写的。石镜精舍的原址上，2000年重建了三间屋子，用的是老构件，挂的是“正学遗风”的匾，立的是方孝孺的像。门楣上还有四个字——“治心修身”。精舍门前，明代的原石门槛还在。精舍之北，方孝孺手植的六株古柏还在。

柏树是最沉默的见证者。它们看过洪武年间的书声，看过建文年间的血，看过六百年来精舍的兴废、匾额的更换、朝代的更迭。它们不说话，只是长。长成了一种姿态。

童伯礼当年建精舍，取名石镜，用意或许只是那座山、那块石。但今天回头看，石镜精舍本身便成了一面镜子。它照见的是一个乡绅的本分，一个儒者的诚心，一个家族的选择，一个村庄的格局。它照见的，是明初浙东民间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文教理想：一个布衣，可以倾其所有，为子孙置数千卷书，请一位先生，做一件无用的事。而恰恰是这件无用的事，让一个山村在六百年后，依然被称作儒镇。

白溪的水还在流。它流过石镜山脚，流向远方。水声里，仿佛还夹着当年的弦诵。那些声音很低，很低，低到要俯身去听。但俯下身去，你便能听见。

参考

方孝孺《石镜精舍记》，载《逊志斋集》卷十六。

清光绪《宁海县志》。

《宁海塔山童氏谱志》。

《宁海史迹考》，宁波出版社。

童伯礼简谱

童伯礼，名思立，字伯礼，号谨节，塔山童氏第七世祖。元至正十七年七月初五日（1337年8月1日）生于宁海塔山（今属前童镇）。身长目秀，性孝友，悦读书，乐施与，有明识特操。

元至正十七年（1337） 七月初五日生。父童尚孙（字释卿），母罗氏。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 二十五岁。娶石林周氏（生于1334年）。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 三十二岁。父童释卿卒，葬于石镜山下。伯礼与弟伯言、伯诚、伯谦共遵父志，合族共爨，三代不分异。此后十余年间，主持家事，教养子侄，家道浸盛。

明洪武十三年（1380） 四十四岁。于石镜山南麓建石镜精舍，聚六经群书数百千卷，俾子侄讲习其中，以求治心修身之道，保其家，事其先而不怠。精舍“宇三楹”，不称书院而名精舍，承汉代私人讲学古风。

明洪武十四年（1381） 四十五岁。仰慕方孝孺学识人品，亲以弟子礼登门延请，方孝孺应允前来石镜精舍执教授徒。

明洪武十八年（1385） 四十九岁。方孝孺正式讲学于石镜精舍。伯礼虽年长方孝孺二十一岁，仍勤于精舍聆听求学，谨执弟子礼，治心修身。方孝孺感其诚，写诗自勉：“从兹勉素业，不愧知己名。”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 五十三岁。方孝孺再度来石镜精舍讲学，此次驻留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前后讲学时间跨度长达八年。期间童氏族人童伯礼、童伯谦、童景彝、童景纯、童景庸、童雍穆等祖孙三代近十人，皆拜方孝孺门下。

明洪武年间某年 母罗氏卒，年七十九。方孝孺为撰《童贤母传》，记其孝慈惠和、减息济贫之事。

明洪武年间 方孝孺寓京时，每以书来，欲举童伯礼为孝廉。伯礼辄以母老为辞，以书谢之，不慕仕进。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 五十九岁。因方国珍兵稍案牵连，谪戍南京高邮卫，卒于戍所，时八月二十六日（1395年9月10日）。方孝孺为文往祭，哭奠甚哀。祭文有云：“云林有庐，其下流水。谓将与子，黄发燕喜。”

身后 建文四年（1402）方孝孺罹难，诛十族。弟童伯谦以方党谪戍河北卢龙卫。子童士斌原拟充军兴州卫，弟童士宝代兄充军。童景庸避难梅枝田，童景纯匿居白岭根。万历乙酉年，赦其孙归。

遗训 童伯礼遗训刻于童氏宗祠石碑，中有“敦孝悌、秉忠贞、广言行、明礼义、达家邦”十五字，为童氏八百年行为准则。

编辑：陈西怡

图片：小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