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走出了著名的三苏父子，又考出了大批进士，古代的四川眉山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嘉祐二年（1057）三月初五，汴京皇宫崇政殿外，三百八十八名贡士列队候试。

三月春闱的殿试策论即将开考，这些从全国各路州郡层层选拔而来的士子，此刻等待着宋仁宗的亲自策问。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支队伍中，来自蜀地眉山县的考生多达十三人。

一个县，占去了当年全国录取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

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

两宋三百余年，全国共有一千二百余个县，眉州一县的进士录取率，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十倍。

宋仁宗在阅罢金榜后，脱口说出了一句流传后世的感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

但这句话，只是一个更大故事的开端。

当后人反复吟诵“一门父子三词客”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三苏”闪耀之前，眉山早已是一座有着深厚文教积淀的城市。

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这样描述家乡的风气：“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

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

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

这位眉山最著名的儿子，用寥寥数语勾勒出的，是一个诗书传家、风俗淳厚的文化空间——正是这个空间，孕育了苏洵、苏轼、苏辙，也孕育了两宋近九百名进士。

眉山的文教根基，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的人口迁移。

中原战乱频仍，关中、河洛地区动荡不安，而偏处西南的眉山却相对安定。

自唐玄宗入蜀、唐僖宗避乱，到五代中原鼎沸，大批官员、士人和普通百姓沿岷江南下，在眉山一带定居。

他们带来了书籍、学问与中原的先进理念，也带来了对读书仕进的坚定信念。

宋人祝穆在《方舆胜览·眉州》中引张刚《通义儒荣图序》说：“后世以蜀学比齐鲁，而蜀之学者亦独盛于通义。”

通义，正是眉州的治所。

政和年间，朝廷御笔亲书：“西蜀惟眉州学者最多。”

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局面。

眉山的教育体系，在宋代已经形成了三级架构。

最上层是官办的府学与州县学，中间层是民间兴起的书院与山学，最基层则是遍布乡镇的私塾与乡校。

南宋赵与时在《宾退录》卷一记载：“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

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

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

十三所乡校，分布在眉州的四个县——这意味着即使在最偏远的乡镇，也建有夫子庙和讲学之所。

蜀人晁公遯在一首诗中记录了眉州考试的规模：“一州四县有五千人应试。”

五千名考生同时走进考场，这个数字足以说明眉山教育的普及程度。

眉山城区内，规模更大的官学和书院同样兴盛。

苏轼八岁入天庆观北极院小学，师从道士张易简，同窗“童子几百人”。

他后来在《东坡志林》中回忆这段经历时，用了“童子几百人”四个字——一个道观小学，能容纳数百名学童，眉山的向学之风由此可见。

城西寿昌院的教授刘微之，“从游至百人”，苏洵特意把苏轼、苏辙兄弟送到他门下受教。

后来兄弟二人应制科考试，刘微之赠诗祝贺：“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

老夫欲别无他祝，只愿双封万户侯。”

这份师生情谊，在眉山的教育传统中只是一个寻常的侧面。

但仅有学校和教师，还不足以支撑这样庞大的科举成绩。

眉山还有一个关键条件：书。

在印刷术尚未大规模普及的年代，书籍是稀缺资源。

而眉山恰恰拥有当时全国最丰富的藏书之一。

眉山孙氏书楼，始建于唐代开成年间，由藏书家孙长孺创建。

这座书楼历经焚毁与重建，到北宋天圣年间，孙长孺的五世孙孙降衷从都城购回监书万卷，其孙孙辟又“传东壁西雝之副，与官本市书稛载而归，即所居复建重楼藏之”。

南宋魏了翁在《孙氏书楼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并指出，孙氏还“除塾为师徒讲肄之所，号山学。

于是士负笈景从，而书楼、山学之名闻于时矣”。

书楼与山学合一，藏书与讲学并重——这实际上是一所藏书量巨大的民间学术机构。

书楼在北宋时期的藏书达到万卷，被誉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楼”。

魏了翁在《孙氏书楼记》中还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书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书则口诵而手抄，惟恐失之，其传之艰盖若此。

惟传之艰，故诵之精，思之切，辨之审，信之笃。”

这段话揭示了藏书与求学之间的深层关系：正因为书籍难得，所以每一本到手的书都被反复诵读、深入研读。

孙氏书楼的存在，让眉山士子不必为无书可读而发愁，他们可以在这座延续了三百年的藏书楼中，完成从童蒙到科举的整个学习过程。

眉山的藏书风气不是孙氏一家。

苏轼自称“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辙在《栾城集》中也说“我家亦多书”。

当地甚至形成了“家不藏书，非士人家”的社会共识。

当一座城市把藏书视为“士人家”的标配时，它的文化底蕴便不再是几个家族的偶然积累，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自觉。

有了教育体系和藏书基础，眉山的科举成绩便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两宋三百年间，眉州走出八百八十六名有姓名可考的进士，总数远超梓州、夔州等西南重镇，更远超同期四川其他州郡。

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持续输出的学术群体。

除了“三苏”之外，眉山还走出了南宋史学巨擘李焘——眉州丹棱人，绍兴八年进士，仿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规模最大的断代编年史，宋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

还有撰写《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的王称，编写《太平治迹统类》的彭百川，以及田锡、任伯雨、陈希亮等大批眉山籍名臣。

南宋后期魏了翁任眉山知州时，曾建“载英堂”，将眉州先贤二十六人的画像列入堂中，以表彰乡邦文教之盛。

南宋史家吕祖谦在评价蜀中学术时曾指出，眉山史学之盛，在宋代无出其右。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称的《东都事略》，这三部奠定南宋史学格局的著作，全部出自眉州人之手。

这不是巧合。

一个州能连续数代产出顶尖史学家，说明眉山不仅有科举的成功，更有学术的传承。

但眉山的文化影响力远不止于科举与学术。

当你走进北宋中期的眉山城，最引人注目的可能不是学宫或书院，而是遍布街巷的刻书坊。

南宋蔡宙曾上奏朝廷说“全蜀数道，文籍山积”。

这“山积”般的书籍，主要来源正是眉州。

宋代雕版印刷业形成了三大中心：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南宋之后，四川的中心由成都向眉山转移。

眉山与杭州、建阳鼎足而立，成为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

眉山的刻书业自成体系，官刻、家刻、坊刻三种业态并行发展。

官刻以四川转运使井宪孟主持刊刻的“眉山七史”最为著名。

绍兴十四年（1144年），井宪孟搜求补缀南北朝七部史书——包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在眉山雕版印刷，世称“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

这套书版历经宋、元、明三代，不断修补重印，一直保存到清代，成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生命力最强的书版之一。

坊刻同样繁荣。

南宋中叶，眉山坊间出现了《册府元龟》的刻本。

这部千卷巨著，由民间书坊独立承担雕版印刷，需要耗费巨量的木材、纸料和人工。

坊间能够完成这样的工程，说明眉山的刻书产业已经具备了相当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

同时，眉山还刊刻了《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三十卷等大型丛书，以及大量唐宋人别集和总集。

南宋学者吕祖谦编纂《宋文鉴》时，相当一部分底本即取自眉山刻本。

这些书籍通过岷江水运，从眉山码头出发，沿长江东下，销往江南、荆湖乃至全国。

刻书业的繁荣，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在雕版印刷普及之前，一部史书动辄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手抄，书籍的价格昂贵到普通士子难以承受。

而眉山刻书业的规模化运作，大幅降低了书籍的成本。

一个眉山士子，可以在城中的书坊买到《史记》《汉书》的刻本，也可以在家刻书坊的库存中找到科举必备的经义注疏。

书籍的可得性提高，意味着学习的门槛降低；学习的门槛降低，意味着科举的参与面扩大。

眉山之所以能走出八百多名进士，刻书业功不可没。

支撑这一切的，还有眉山独特的经济地理条件。

眉山坐落在岷江中游，距成都仅百十余里。

岷江水运上达成都，下至嘉定（今乐山），是重要的水运通道。

据老《眉山县志》记载，眉山的筏子渡是“上达成都，下至嘉定的重要中转站，来往运送大米、布匹、竹器、柴火、土烟、花生、竹编，河两岸商贸兴旺”。

商贸的繁荣为刻书业提供了资金和市场，也为士子求学提供了物质基础。

更关键的是造纸原料。

眉山一带盛产竹子，竹纸是雕版印刷的上佳材料。

宋代蜀纸闻名全国，而眉山正是蜀纸的主要产地之一。

竹纸的充足供应，使眉山刻书业不必为原材料发愁。

南宋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记载眉州乡校时，特意提到“嘉、眉多士之乡”。

“多士”的背后，是教育、印刷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眉山的商贸网络不仅输出书籍和丝绸，也输入了全国各地的学术动态和思想潮流。

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使眉山士子能够接触到中原的最新学术成果，又不受某一学派教条的束缚。

这种开放性是眉山学术群体能够持续产出创新性成果的重要原因。

蜀学本身就具有“以儒学为本，兼采百家”的特点——苏洵研究《周易》未竟，苏轼接着作《易传》；苏辙研习《诗经》，各有创获。

苏轼、苏辙兄弟开创的蜀学，与二程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在北宋后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一个西南州郡产生的学术流派，能够与中原正统学派分庭抗礼，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奇迹。

而这奇迹的巅峰，毫无疑问是“三苏”。

但正如前文所强调的，三苏是眉山文化生态的产物，而非孤立的奇迹。

苏洵的父亲苏序重视读书，但并非死板的读书人。

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的说法，实际上是指他不拘泥于科举应试的章句之学，而是注重实际学问和开阔眼界。

这种务实的读书态度，影响了苏洵，也经由苏洵影响了苏轼兄弟。

苏洵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闭门苦读十年，大器晚成。

他把自己“以懒钝废于世”的教训转化为对儿子的严格教育，要求苏轼、苏辙每天背诵和抄阅古籍经典。

晚年的苏轼曾梦见幼时因未按时背诵《春秋》被父亲训诫，惊醒后写诗道：“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这份严厉，恰恰是苏氏家学能够传承的关键。

苏洵游学在外时，妻子程夫人承担了苏轼兄弟的启蒙教育。

程夫人出身眉山书香世家，知书达理，教育方法独具匠心。

她曾教苏轼阅读《后汉书·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名士，因党锢之祸被处死，临刑前母亲对他说：“你能够与李膺、杜密那样的贤人齐名，死而无憾。”

苏轼读到这里，问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程夫人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这段对话，塑造了苏轼一生的人格底色。

司马光后来为程夫人撰写墓志铭时，特别赞赏她教子“以名节道德相尚”的理念。

苏家故宅中还有一件小事被苏轼终身铭记。

一天，两个丫鬟熨烫绸缎时，双脚陷入地下，发现泥土下有一个瓮，众人猜测里面装的是金银珠宝。

程夫人却命人用土填好，说：“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取。”

多年后，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句千古名言的思想种子，就来自母亲当年填土的那个动作。

三苏的成长，不是孤立的天才迸发，而是眉山文教生态、家族教育传统与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三苏对眉山的意义，也远不止于为家乡增添了荣耀。

三苏文章风行天下后，眉山成为全国士子向往的文化圣地。

三苏对蜀学的开创性贡献，使眉山从一个科举强州上升为宋代西南的学术中心。

在苏氏父子之后，眉山的文化影响力并未衰减。

李焘“延续三苏文脉”，其子李壁、李埴、李心传等“七李”相继而出，形成了南宋眉山史学的又一高峰。

魏了翁后来在眉山任知州时，以“载英堂”表彰先贤，正是对眉山文化传承的自觉延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苏是眉山文化生态最耀眼的果实，但眉山的文教传统远比三苏更为深厚，也更为持久。

眉山在全国文化版图中的位置，长期被“三苏故里”这个标签所遮蔽。

实际上，在宋代的文化地理中，眉山的地位远比人们通常认知的要重要得多。

它是西南第一文城——八百八十六名进士的规模，在西南地区无可匹敌。

它是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眉山七史和《册府元龟》坊刻本的刊行，证明它在书籍生产领域的全国性地位。

它是蜀学的核心阵地——从三苏到李焘再到“七李”，眉山士人主导了蜀学从开创到鼎盛的全过程。

这三个身份并非彼此孤立。

“八百进士”的背后是完备的教育体系和藏书传统，教育体系的运转依赖刻书业提供的书籍供给，刻书业的繁荣又得益于岷江水运和竹纸原料的区位优势。

蜀学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学术方向和思想深度——它不是科举应试的附属品，而是一种有独立追求、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体系。

科举、印刷、学术，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缺一不可。

眉山之所以能“量产人才”，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2026年3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眉山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批复文件指出，眉山“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地域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眉山成为全国第一百四十五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个“国家级”认定，距离嘉祐二年那场殿试，已经过去了九百六十九年。

当年在崇政殿外候试的十三名眉山士子，或许不会想到，他们的家乡会在近千年后获得这样的认可。

但他们一定知道，自己能站在这里，是因为身后有一座藏书万卷的书楼，有遍布四县的十三所乡校，有日夜运转的刻书坊，有岷江上来往的商船。

眉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文化高度，从来不是由一两个天才决定的，而是由教育、产业、学术与开放的社会环境共同支撑的。

三苏是眉山文化生态最灿烂的证明，但眉山的意义，远在“三苏故里”四个字之外。

今天的眉山，三苏祠的古井仍在，纱縠行的老街仍在。

游客走进三苏祠飨殿，抬头会看到“养气”两个大字，以及“是父是子”“文章气节”“文峰鼎峙”三块匾额。

“是父是子”——优秀的父亲，优秀的儿子——这四个字，不仅是对苏氏一门的赞誉，也是对眉山这座城市的写照。

眉山以近千年的文教传承“养”出了三苏，又以三苏之名“养”出了延续至今的诗书文脉。

站在三苏祠的古树下，风从岷江方向吹来，带着竹纸的气息和千年前书楼的墨香。

远处，眉山城的灯火次第亮起，像一卷摊开的宋版书，书页间是八百八十六个名字，一页一页，等待被重新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