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特意放轻了手。
凌晨一点四十，楼道里的声控灯没亮，隔壁那家把灯泡拧了。
我摸黑拔了钥匙，脚在门口蹭了两下，脚跟碰到那排拖鞋。
鞋尖朝里，摆得整整齐齐，一双棉的，一双塑料的，中间空着一格。
我手里拎着两袋东西。
一袋是客户塞的茶叶，一袋是高速服务区买的烧鸡。
烧鸡凉了，油把塑料袋洇出一圈印子。
没开灯，我借着窗外那点路灯光换了鞋。
鞋柜上搁着个保温杯，我摸了一把，凉的。
客厅里很静，只有冰箱在响。
那种嗡嗡声白天听不出来，夜里就格外清楚。
我把两袋东西搁在玄关地上，摸进卧室。
卧室门虚掩着，留了一条巴掌宽的缝。
我心里还暖了一下——她给我留门。
床上的被子铺得平平整整，一角掖在床垫底下。
我脱了外套搭在椅背上，摸黑钻进被窝。
被子里是凉的，没有一点儿温度。
我往右边挪了挪，习惯性地伸手去搂。
手臂搭上去，软。
不是那种软。
是圆滚滚的，带着棉絮颗粒感的一种软。
我愣了两秒，手往下摸。
摸到一条细细的胳膊，硬邦邦的，是棉布缝的。
再往上，是一张扁扁的脸，眼睛是两颗塑料扣子。
我把手缩回来，坐起身。
窗外那点光刚好落在床上。
我伸手摸到床头那盏台灯。
啪的一声。
灯亮了。
被子底下躺着个布偶。
是女儿小时候那个，黄兔子，一只耳朵掉了，脸洗得发白。
它歪在我的枕头上，两条胳膊摊着，像在等我抱。
我盯着它看了足足五秒钟。
门口有响动。
“你多久没记住我睡哪边了。”
我转过头。
她站在卧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
穿的还是那件起了球的灰毛衣，头发随便扎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张了张嘴：“苏梅——”
“别叫。”
她走过来，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杯底跟木头碰了一声。
她伸手把布偶从被子里拖出来，抖了抖，抱在怀里。
“我在沙发上睡。”她说，“你睡吧。”
她转身出去了。
我坐在床上，被子里还留着那只兔子的形状。
玄关那两袋东西还搁在地上，烧鸡的油该把地板洇湿了。
我下床，趿着拖鞋跟出去。
客厅没开大灯，只开了沙发边上那盏落地灯。
灯罩歪着，光只照出半张沙发。
沙发上铺着一床薄被，一头叠成方块，另一头是散开的。
枕头是家里最旧的那个，中间塌下去一块。
苏梅背对着我，正蹲在地上，从茶几下头往外拽东西。
“你睡沙发。”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没几天。”
她站起来，怀里抱着那只兔子，手上还拎着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上印着药店的名字。
“你腰怎么了。”
“没怎么。”
她往卧室走，我拦在她前头。
落地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铺到阳台上。
阳台上晾着乐乐的校服，袖子在夜风里一晃一晃。
“苏梅，你跟我说实话。”
“实话就是没事。”
“没事你睡沙发。”
她抬眼看我。
那一眼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发慌。
“你上次在家睡，是几天前。”她问。
我张嘴想答。
脑子里过了一遍，卡住了。
“我不记得。”
“十四天。”她说，“上上次是二十一天。”
她绕开我，把塑料袋塞进卧室床头柜的抽屉里。
抽屉关上，咔哒一声。
“睡吧。”她说，“你明天不是还要去见老陈。”
“你怎么知道我要见老陈。”
“你上礼拜在电话里说的。”
她把布偶放在床头，转身又往外走。
我站在客厅中央，脚下的地砖是凉的。
冰箱还在嗡嗡响。
我拉开茶几下面的抽屉。
里面是一摞单子，用夹子夹着。
最上面那张，是康复科的挂号单，日期是十一天前。
下面那张是腰椎正侧位X光，报告单上写着“腰4/5椎间盘突出”。
再下面是理疗收费单，一次六十八，一共做了七次。
我一张一张翻。
翻到最后，是一张手写的排班表。
“夜班保洁，22:00—01:00，周一至周五。”
排班表右下角盖着个红章。
是我认识的那家物业公司——时代广场写字楼。
我的手停在排班表上。
客厅里静得能听见自己咽口水的声音。
我抬头看沙发。
那床薄被叠得那么整齐，一头方块，一头散。
那是她每天上班前叠的。
我把单子塞回抽屉，推回去的时候手在抖。
回卧室的路上，我经过乐乐的房间。
门开着一条缝，里面很黑。
我推开门，按了灯。
单人床上铺着旧床单，书桌擦得干干净净。
墙上的奖状被太阳晒黄了边。
床底下放着一个纸箱，我从里头摸出一张照片。
乐乐六岁那年，抱着那只黄兔子，在人民公园的草坪上。
照片上苏梅蹲在旁边，正给女儿系鞋带。
那时候她头发还是黑的。
我把照片塞进兜里，关了灯。
回到卧室，苏梅已经躺下了。
她面朝墙，背弓着，缩成一小团，占着床的最左边。
那只黄兔子被放在她背后，正好贴着她的后腰。
我站在床边看了几秒。
然后我绕到床的左边，蹲下来。
“你干什么。”
“你睡右边吧。”
“不用。”
“你腰不好，得靠墙。”
她不吭声了。
我伸手把兔子从她背后拿出来。
布偶的耳朵软软的，还带着一点体温。
“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她半天没说话。
房间里只有她的呼吸声。
“两个月了。”她说。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那时候在跑北边那笔款子。”
“那也不能——”
“老周。”
她翻了个身，眼睛看着天花板。
“你上回给我打电话，一共说了六句话。”
“有吗。”
“前两句问我吃没吃饭，第三句问我家里有没有事。”
“第四句问乐乐打没打电话回来。”
“第五句问妈最近去没去检查。第六句说他先挂了。”
我站在床边，手里攥着那只兔子。
“我知道你忙。”她说，“忙得连自己睡哪边都忘了。”
“我睡哪边。”
“你睡左边。”
“那你——”
“我一直睡右边。”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
“后来查出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睡硬板床，侧着睡。”
“右边那半边床板是软的，我就换了块硬板。”
“现在我睡左边，靠墙。”
“你把床板换了。”
“嗯。”
“什么时候换的。”
“一个多月前。”
“谁帮你换的。”
“楼下老张。”
我低头看床。
床垫底下确实垫着一块新板子，边角露出一点原木色。
我一直以为那床垫底下是空的。
“那兔子呢。”
“我晚上垫腰。”
她顿了顿。
“你不在家的时候，它就搁在你枕头上。”
我没说话。
我的手心有点热，那只兔子的棉布被攥得起了褶。
窗外有只猫叫了一声。
“钱呢。”我问。
“什么钱。”
“保洁的工钱。”
她把脸转过去。
“乐乐要出国交换，学校说需要存二十万保证金。”
“这事我知道。”
“知道有什么用。”她说，“你去年那笔尾款还没收回来。”
我哑了。
那笔尾款二十八万，收了一年半，一分没见着。
“我跟她说了，让她先不去。”我说。
“她成绩那么好。”苏梅说，“系里就三个名额。”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
“我想着，一个月四千二，干到明年六月，差不多能攒两万五。”
“两万五够什么。”
“够交报名费了。”
“后面呢。”
“后面再说。”
我站在床边，感觉脚底下那块床板有点硌。
“你先睡吧。”她说，“明天早上我五点就得走。”
“去干吗。”
“写字楼六点前要交班。”
她说完这句，就不吭声了。
我关了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摸到右边，那个空的半边，躺下去。
床是硬的。
真的硬。
我侧着身，面朝她那一侧的背。
我们中间隔着那只兔子，像隔着一条河。
第二天早上四点五十，闹钟响了。
不是我的。
是她枕头底下那个老式闹钟，铃声脆，像敲铁皮。
她摸黑关了闹钟，坐起来。
我也坐起来。
“你别动。”她说，“再睡会儿。”
“我送你。”
“不用。”
“送到楼下总行吧。”
她没再推。
我们俩在黑暗里穿衣服。
她套上那件灰毛衣，外面罩了件洗得发白的冲锋衣。
那件冲锋衣是我三年前买的，本来是我的。
下楼的时候她扶着扶手，一级一级往下挪。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
我看见她后脖子那一片头发，白了一小撮。
电动车停在单元门口，车筐里放着一副手套。
“你几点回来。”
“三点多。”
“回来睡一觉。”
“嗯。”
她跨上车，拧了一下钥匙，灯没亮。
“又亏电了。”她嘟囔了一句，脚蹬了两下地。
车子突突响起来。
我站在单元门口，看着那点尾灯拐出小区大门。
天亮前的风有点凉，吹在脸上跟水似的。
我在楼下站到五点半。
上楼的时候，我把玄关那两袋东西拎进厨房。
烧鸡的油从袋底渗出来，在塑料袋上凝成一层黄蜡。
我把烧鸡切了，装盘，蒙上保鲜膜，放进冰箱。
然后我去了那家写字楼。
时代广场离我们小区两站地，我走过去用了二十分钟。
大门那儿有位穿制服的保安。
我说我找保洁。
保安指了指地下一层。
电梯下去，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
我隔着一道玻璃门，看见她了。
她穿着蓝色的工装，头发用发网兜着。
她正推着一辆水车，从走廊那头过来。
拖把头在地上甩开，水痕一条一条铺过去。
她走得很慢，一只手总扶着腰。
我站在玻璃门外，没动。
她拖到我面前的时候抬起头。
我们隔着玻璃对看了一眼。
她愣了一下，很快又低下头，继续往前拖。
我没敲门。
我口袋里有张纸。
那是昨天晚上我从她抽屉里拿出来又折好的排班表。
白天我去了一趟人才市场，问了三家招工的。
有两家要跑外地的，我没要。
有一家是本地建材城，招库管，管吃，一个月五千二。
我把那家店的名字和电话记在手心里。
回家的时候已经中午。
我把苏梅的电动车推到楼下修车摊，换了一组新电瓶。
修车师傅说，你这电瓶鼓包了，早该换了。
我说换吧，多少钱。
一百八。
我从兜里掏钱，掏出来的时候顺出来那张排班表。
风一吹，纸飘到地上。
我弯腰捡起来，拍了拍土。
回到家，我把布偶从床上拿起来。
兔子的一只耳朵是我缝的，那年乐乐上小学，她抱着兔子哭。
我拿针线凑合缝了两针。
我把兔子洗干净，晾在阳台上。
下午三点二十，门锁响了。
苏梅回来了。
她进门换鞋，一眼看见阳台上的兔子。
她没说话，走到沙发前，慢慢坐下。
“电瓶换了。”我说。
她抬起头。
“你今天没去工地。”
“不去了。”
“怎么不去。”
“老陈那边我把活儿推了。”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你推了干什么。”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
“我去建材城当库管，一个月五千二。”我说，“跑外地的活我以后少接。”
她没吭声。
“你那份活，别干了。”
“我干得挺好。”
“苏梅。”
“我说了，我干得挺好。”
她声音不大，但硬。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沙发中间那块塌下去了，我们俩坐着，往中间滑。
“你不是想知道我睡哪边吗。”她说。
“我知道了。”
“你不知道。”
她抬起头看我。
“你昨天进门，鞋也没摆，东西往地上一扔，摸黑就往右边扑。”
“那是习惯。”
“十九年。”她说，“你睡左边睡了十九年，你往右边扑什么。”
我说不出话。
“你进被窝第一下就摸右边，你心里那个人是谁，你自己知道。”
“我心里没别人。”
“那你为什么摸右边。”
“因为我以为你在右边。”
“我为什么会在右边。”
我哑了。
她笑了一下，不是那种高兴的笑。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找谁。”
阳台上那只兔子在风里晃，影子落在客厅的地砖上。
我伸手，把她的手握住。
她的手很凉，指头上有一层薄茧，是拿拖把拿的。
“我知道错了。”我说。
“你错哪儿了。”
“我错在——”
“别背台词。”她说，“你想清楚了再说。”
我把她的手攥得紧了一点。
“我错在，上个月你打电话说家里都好，我信了。”
她没说话。
“你把什么都往身上扛，我就当真的没事。”
她眼睛红了一下，很快又抿住。
“后面我不接长差了。”我说，“真不接了。”
“话别说满。”
“说不满，就先从今天开始。”
她没再说话。
太阳从阳台那边斜进来，照在她手背上，照出几根青筋。
过了一会儿，她抽回手，站起来。
“我去做饭。”
“我去。”
“你会做什么。”
“煮面。”
“那还是我来吧。”
她进了厨房。
抽油烟机响起来，跟外面修车摊上气泵的声音混在一起。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阳台。
兔子干了。我把它抱在怀里，走进卧室。
我没有把它放回床上。
我把它放进乐乐那间小屋，放在书桌上，正对着墙上的奖状。
然后我回到卧室，把床垫掀开。
底下一块新板子，木头的，边上还有没磨平的小刺。
我下楼，找物业借了张砂纸。
回来把那些小刺一根一根磨平。
磨到一半，苏梅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看。
“你干什么。”
“磨平了，晚上不硌人。”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了。
厨房里传出葱花下锅的声音，滋啦一声。
那晚我们睡在一张床上。
她睡左边，贴着墙。
我睡右边，那块硬板的位置。
中间空出一拃宽。
我伸手过去，摸到她的手。
她的手这回是热的。
第三天，我去建材城上了班。
库管这活儿不轻松，搬钢管、点货、开单子，一天下来腰比苏梅还酸。
但每天五点半能到家。
第一次拿钥匙开门的时候，屋里灯是亮的。
苏梅在厨房，锅里炖着排骨。
抽油烟机嗡嗡响，盖住了我的脚步声。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了一会儿。
她换了件干净的毛衣，头发也梳顺了。
“回来了。”她头也没回。
“嗯。”
“洗手吃饭。”
那顿饭我们吃了四十分钟。
比过去半年一块儿吃的时间都长。
过了两天，我妈从老家打电话来。
她问我最近忙不忙。
我说不忙了，在家上班。
我妈在电话那头愣了半天，说你没发烧吧。
我说没有，就是想歇歇。
挂了电话，苏梅在旁边剥豆子。
“你跟妈怎么说的。”
“我说我调岗了。”
“她信吗。”
“她信不信无所谓，反正她一个人在家也没人说话。”
苏梅手停了一下。
“要不接她来住一阵。”
我看她。
“你腰这样，还接她来。”
“她来了能帮我看家。”苏梅说，“我一个人在家也闷。”
我没接话，低头剥豆子。
豆子剥到一半，我口袋里那张纸掉出来。
是建材城发的工作证。
苏梅捡起来看了看，又放回桌上。
“早上去，晚上回。”
“嗯。”
“中午在哪吃。”
“食堂。”
“食堂的菜咸。”
“还行。”
她没再问。
又过了差不多十天，乐乐打电话回来。
电话是苏梅接的。
我在旁边听，听见她跟女儿说家里都好。
说爸最近在家，不出差了。
说她的腰没事，就是有点累。
说钱的事别操心，有爸爸妈妈呢。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搁在桌上。
“你怎么不说实话。”
“说什么实话。”
“说你晚上去拖地。”
“说那个干什么。”她说，“她在外面念书，别让她分心。”
我把手机拿过来，翻到乐乐的号码。
“你干什么。”
“我跟她说两句。”
“老周。”
“就说两句。”
电话通了，乐乐在那头喊爸。
我说乐乐，你妈腰不好，你知道吗。
那头静了两秒。
然后乐乐哭了。
她说她知道，她暑假回来看见过妈妈腰上贴的膏药。
她说她不敢问，怕问了家里不让她去。
我拿着手机，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路灯。
“你好好念书。”我说，“钱的事，爸想办法。”
“爸。”
“嗯。”
“你别跟我妈吵架。”
“不吵。”
挂了电话，我回屋。
苏梅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只兔子。
“她哭了。”
“嗯。”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说钱我来想办法。”
苏梅没吭声。
她把兔子放在膝盖上，一下一下捋着兔子的耳朵。
“老周。”
“嗯。”
“那二十万，我想过了。”
“别想了。”我说，“我去借。”
“跟谁借。”
“老陈那边还欠我八万，我去要。”
“要得回来吗。”
“要得回来。”
她把兔子放回桌上。
“要是不行，我就把乐乐那屋租出去。”
“租给谁。”
“楼下小刘他们想给老人租个一楼的。”
“那乐乐回来住哪。”
“她一年回来两趟。”
我走过去，把兔子拿起来，放回乐乐的房间。
回来的时候，我说：“那屋不许动。”
她看了我一会儿，低头笑了。
那个笑很短，但我看见了。
入冬以后，天黑得早。
每天下班，我都顺路去一趟时代广场。
不是进去，就在楼下的花坛边上站一会儿。
有时候能看见她推着水车从大堂穿过。
有时候看不见。
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抽一根烟，再走。
有一天下了小雨，我打着一把伞站在花坛边。
她从侧门出来，没穿工装，换了那件灰毛衣。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下雨。”
“我又不是没淋过雨。”
她说着，人还是往伞底下挪了半步。
我们俩一起往家走。
路上她说：“今天物业说下个月夜班要减人。”
“减就减。”
“减了就没有四千二了。”
“那就没有。”
她没再说话。
雨打在伞面上，沙沙的。
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那个兔子，是你什么时候搁我枕头上的。”
她想了一会儿。
“你上回走，第三天。”
“为什么搁那儿。”
“那天晚上我腰疼得睡不着，起来找膏药。”
“翻箱子翻出来的。”
“翻完了我就搁那儿了。”
“搁那儿干什么。”
她走了两步，没答。
到单元门口，她掏钥匙。
“我想着你回来那天，要是摸黑摸到它，能想起来点儿什么。”
钥匙插进锁孔，她推开门。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
我站在门口，伞上的水一滴一滴往下落。
“那你想让我想起来什么。”
“想不起来就算了。”
她先进去了。
我收起伞，跟着上楼。
晚饭是白菜炖粉条，还有中午剩的排骨。
吃完了，我洗碗，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里放着天气预报，说后天有雪。
我洗完碗，擦干手，走到沙发后面。
“苏梅。”
“嗯。”
“我想起来了。”
她回过头。
“刚结婚那年，你睡右边。”
她看了我一会儿。
“那时候你睡左边，我睡右边。”
“对。”
“后来你嫌右边靠窗，冬天有风。”
“对。”
“我们就换了。”
她说完，把电视关了。
屋子里一下子静下来。
“睡吧。”她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左边，她躺在右边。
中间没有兔子，也没有一拃宽的空。
她背对着我，呼吸很轻。
我伸手过去，搭在她腰上。
她没躲。
“我明天把钱要回来。”我说。
“要回来干吗。”
“存着。”
“存给谁。”
“存给乐乐。”
她没再说话。
过了很久，我以为她睡着了。
她忽然开口。
“老周。”
“嗯。”
“你以后要是再出差。”
“嗯。”
“别摸黑上床了。”
我在黑暗里笑了一下。
“行。”
“先把鞋摆好。”
“行。”
“先看看我在哪边。”
“行。”
她翻过身，面朝我。
黑暗里我看不清她的脸，只听见她的呼吸。
“睡吧。”她说。
窗外的风刮着阳台上的兔子，绳子磕在栏杆上，一下一下。
第二天早上，她起来做饭的时候，我还在睡。
醒来的时候，床头柜上搁着一杯温水。
杯子底下压着一张纸。
是她的排班表，撕了。
撕成四块。
我把那四块纸片收起来，塞进抽屉。
抽屉里那张康复科的挂号单还在。
不过上面又多了一张，是我昨天下午去医院开的。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出门的时候，我把门口的鞋摆好了。
一双棉的，一双塑料的。
鞋尖朝里，中间空一格。
苏梅那件冲锋衣挂在门后，袖子上破了个口子。
我想着周末去缝一下。
下楼的时候，楼道里的声控灯亮着。
楼下小刘家养的那只黄狗冲我摇尾巴。
风不大，吹在脸上，挺舒服的。
走到小区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六楼阳台上，那件冲锋衣被收进去了。
晾衣杆晃了晃，慢慢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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