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重用的五位汉臣个个本领超群，最终都得以善终，这几位究竟是谁呢？

康熙四十九年，京城南书房里，康熙皇帝把一摞摞字稿交给陈廷敬，命他主持编纂一部前所未有的字书。那时的陈廷敬已经年近七旬，仕途走过半个世纪，却仍在为一个字的音义反复斟酌。

这件事看似文弱，背后却牵动着国家的文化秩序。清朝入关后，满汉之间身份有别，朝廷既要维护满洲贵族的地位，又离不开汉人熟悉的典章制度、地方治理和士人传统。康熙重用汉臣，并非简单的宽厚，更像是一种现实选择。

他要的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

陈廷敬的仕途，起点并不显赫。顺治十五年，也就是1658年，他考中进士。由于同科还有一名陈敬，顺治帝在他的名字中加了一个“廷”字，陈廷敬便由此得名。

一个名字的变化，后来竟与清朝文治联系在一起。

康熙即位时，陈廷敬二十二岁。康熙八年，他进入国子监任职；不久，又成为皇帝身边讲解经史的侍读。给年轻皇帝讲书，绝不是只会背诵文章就够了，既要解释古人的话，也要把其中的治国道理讲明白。

康熙喜欢追问。

一次讲到吏治，康熙问：“官员清廉，究竟从哪里做起？”

陈廷敬回答：“不只在于惩贪，也在于节制奢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类话，既不能说得太空，也不能说得太直。陈廷敬的分寸感，恰恰是他能够长期留在中枢的重要原因。

他先后担任过礼部、户部、吏部、刑部等重要职务，康熙二十三年任左都御史，开始直接参与整饬官场。陈廷敬认为，贪腐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的，铺张的风气、无休止的应酬和官场中的相互包庇，都会把官员推向失守。

他上疏谈廉政，不以空泛的道德训诫为主，而是把节俭、制度和监察联系起来。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只会骂贪官的人，未必能治理官场；能够看见风气背后的制度问题，才算真正懂得吏治。

康熙四十一年，也就是1702年，陈廷敬成为文渊阁大学士。康熙曾评价他“几近完人”，这并不是说他毫无缺点，而是说他在长期权力运作中，少有结党营私的痕迹。

康熙五十年，陈廷敬告老。张玉书去世后，李光地又因病无法处理政务，朝廷一时缺少能够主持阁务的人，年过七旬的陈廷敬再次被召回。康熙五十一年，陈廷敬病逝，享年七十四岁，谥号文贞。

他没有留下赫赫战功，却留下了《康熙字典》的编纂基础。那部字书直到康熙五十五年才完成。对于一个帝国来说，统一文字、厘清字义，同样是一种治理。

于成龙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不是少年成名的进士，也没有在京城一步步升迁。顺治十八年，45岁的于成龙被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这个县地处偏远，人口稀少，盗匪、械斗和瘴疠让许多官员望而生畏。

于成龙到任不久，随行人员陆续离开，身边几乎没有可用之人。他没有急着向上级诉苦，而是从清理户籍、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做起。当地百姓缺粮，他设法开荒；地方不安，他亲自查办盗案；赋役过重，他尽量替百姓争取减免。

七年之后，罗城的秩序逐渐稳定。

这类成绩很难写成漂亮的战报，因为它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胜利，只有一件件琐碎事务。但对偏远州县来说，百姓能够重新耕种，商旅敢于通行，已经是最实在的政绩。

康熙六年，于成龙调任四川合州。当地人口凋敝，官府却仍按旧额征收各种税费。上级要求征收鱼课时，他据实答复：“百姓连饭都难以周全，哪里还有余力缴鱼课？”这番话并不漂亮，却把地方的真实情况说清楚了。

他在合州招民垦荒，规定谁开垦的土地归谁使用，后来者不能强行争夺，又给百姓提供耕牛，减免数年赋役。政策落地后，逃散的人口开始回流，荒地也逐渐恢复。

于成龙后来任福建按察使、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年升任两江总督。无论身处何地，他都保持着极简的生活方式，常吃青菜，少用仆从，巡视地方时不愿摆出声势。

康熙称他为“天下廉吏第一”。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六十八岁。人们清点遗物时，只见旧衣、旧靴和少量粮食。一个封疆大吏，身后竟没有多少家产，这种反差让他的清名很快传遍江南。

但清廉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黄河、淮河和运河的治理，还需要另一种能力。

靳辅原是辽阳人，隶属汉军镶黄旗。他早年在京任职，真正改变仕途的，是康熙十六年被任命为河道总督。那一年，黄河下游水患严重，淮河泛滥，运河淤塞，漕运受到直接影响。

靳辅没有一到任就盲目开工，而是带着幕僚陈潢沿河勘察。他看到的不是某一个孤立决口，而是黄河、淮河、运河彼此牵连的整体水系。

他向康熙提出：“治河不能只看一处，河道和运道必须合在一起筹划。”

这句话，成为他治理黄淮的核心思路。

靳辅主持疏浚河道，修筑堤岸，设置减水设施，又开辟中河，使漕船尽量避开黄河险段。他还主张束水攻沙，让水流保持一定冲刷力量，而不是一味加高堤坝。

工程规模很大，耗费钱粮也多。朝廷内部因此出现争议，御史郭琇曾弹劾靳辅铺张浪费。另一位官员于成龙，字振甲，时人称为“小于成龙”，也提出了不同的治河方案。

这场争论并非私人恩怨，而是两种水利思路的碰撞：一方强调筑堤束水，一方更重视疏浚海口。由于意见不合，靳辅一度被罢职。事实却很快证明，复杂的河工不能只靠纸面推演，实际水势和工程经验同样重要。

康熙三十一年，靳辅重新被起用。同年病逝，享年六十岁。值得一提的是，他临终前仍推荐于成龙接任河道职务。一个曾经与自己争论激烈的人，最后却被他认为有能力继续完成河工，这种用人眼光比争一时输赢更难得。

姚启圣则把汉臣的另一面展示得十分鲜明。

他是浙江绍兴人，性情刚烈，早年不甘久困乡里。清初局势复杂，他曾出仕，也曾辞官，经历并不平顺。康熙十七年，姚启圣出任福建总督时，台湾仍由郑氏政权控制，福建沿海长期处于军事压力之下。

姚启圣到任后，没有把希望全压在陆军身上。他整顿水师，补充船只和火器，训练水上作战，调整沿海防务，还把施琅推荐到关键位置。

康熙十九年，清军攻克海澄，并连续夺取沿海据点。到了康熙二十一年，施琅率水师进攻台湾，姚启圣负责福建方面的后勤、兵员和粮饷调度。两人一前一后，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协作。

姚启圣并非只会打仗。他曾拿出自己的钱，修缮家乡绍兴的水利设施，后人称为“姚公堤”。这件事看似与福建战事无关，却说明他对地方治理有自己的理解：军务能否推进，最终仍离不开粮食、人口和水利。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氏政权归降。次年，姚启圣因旧病复发，在福州去世，享年六十岁。他没有等到更多政治荣誉，却完成了福建战事中最关键的组织工作。

真正率军渡海的人，是施琅。

施琅出身福建晋江，早年曾是郑氏部将，后来归清。由于家人惨遭杀害，他与郑氏之间结下深仇，但个人恩怨并没有自动换来朝廷信任。康熙初年，他曾两次出海，因风暴受阻，战事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随后被调回京城。

这一等，就是十多年。

施琅在京期间没有掌握实兵，却不断陈述海防和台湾形势。他清楚，台湾不是一座孤立的海岛，它控制着东南沿海的航路，也可能成为反清力量重新集结的据点。

康熙二十一年，三藩之乱已经平定，朝廷终于能够集中力量处理台湾问题。李光地和姚启圣都推荐施琅，康熙重新任命他为福建水师提督。

施琅出征时已经六十一岁。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军水师从福建出海，向澎湖进发。施琅把舰队分为数路，主力正面进攻，其他部队从侧翼牵制，并留下机动力量应付变化。澎湖海战持续数小时，清军击败郑军主力，郑克塽随后接受招抚。

战事结束后，朝廷内部又出现争论：台湾地远难守，是否应当撤兵弃守？

施琅上疏指出，台湾若弃置不管，沿海百姓难安，海上势力也可能重新聚集。他主张设官治理、驻军防守，而不是只求一时省费。康熙采纳了这一意见，清廷随后在台湾设府县、驻军，台湾由此纳入清朝的行政体系。

施琅于康熙三十五年病逝，享年七十六岁，谥号襄庄。

这五位汉臣，能力并不相同。陈廷敬长于文治和制度，于成龙重在地方治理，靳辅精于水利工程，姚启圣善于统筹军政，施琅则把海战和海防结合起来。

他们获得重用，并不是因为清廷改变了满汉等级秩序，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康熙特别偏爱汉人。更准确地说，帝国的疆域、人口和事务已经超出单一群体能够独自承担的范围。满洲贵族可以掌握军政核心，却无法替代所有治理人才。

康熙用陈廷敬，是因为朝廷需要熟悉典章、能够稳定中枢的文臣；用于成龙，是因为地方需要真正能让百姓恢复生计的官员；用靳辅，是因为黄淮水患不能靠空谈解决；用姚启圣和施琅，则是因为东南海疆必须有人承担风险。

所谓善终，也并不意味着五个人都安享高寿。陈廷敬病逝，姚启圣积劳成疾，靳辅在争议与复起中走完一生，施琅晚年也未必轻松，于成龙更是在任上病故。他们真正留下的，不是私人富贵，而是字书、清名、堤防和海疆治理的结果。

康熙五十一年，陈廷敬去世；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字典》成书。康熙三十五年，施琅去世，而他参与建立的台湾府县制度，仍在清朝行政体系中继续运行。几个人的生命有终点，手中经办的事情，却没有随着个人离去而立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