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排长都是正连转业，我分到县住建局，老排长进了市检察院

转业命令下来那天，我和老排长蹲在营房后面的土坡上，一人点了一根烟。

老排长姓周，叫周建军，比我大四岁，当兵十六年，正连转业。我当兵十二年，也是正连。两个人蹲在那儿，抽了半包烟，没说几句话。最后老排长把烟头摁灭在土里，说：“小陈，你分哪儿？”我说：“县住建局。”他说：“我分市检察院。”我说：“好单位。”他说：“好啥。你那个也好。”我说：“住建局，管盖房子的，跟包工头打交道。”他说：“检察院，管抓人的，跟犯人打交道。”两个人笑了。笑完了，又没话了。

临走那天，老排长把他那个用了八年的搪瓷缸子留给我。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红字掉了一半。他说：“拿着。以后喝茶用。”我说：“你留着。”他说：“我到检察院，有新的。你用旧的，想起我。”我说：“行。”我接过来。他拍了拍我肩膀，说：“小陈，好好干。”我说：“你也是。”他说：“常联系。”我说：“常联系。”他走了。我站在营房门口，看着他背着包走远。他走路还是那个样，腰挺得直，步子迈得大，跟带兵出操似的。

到了县住建局，我被分到规划科。科长姓刘，四十来岁，胖，秃顶，说话打官腔。他说：“小陈，你是军转干部，素质高。先干着，熟悉熟悉。”我说：“行。”我干上了。写材料，跑现场，画图纸，跟包工头吵架。县里的活，不复杂。盖学校，修马路，批宅基地。可麻烦事多。今天这个村要盖楼，明天那个开发商要改规划。请客的，送礼的，托关系的，天天有。我不收。不收，就得罪人。得罪了，就有人给我使绊子。刘科长说：“小陈，你太直。”我说：“直点好。”他说：“好啥。你看你，干了三年，还是个科员。”我说：“科员挺好。”他说：“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犟。”我说：“不犟，当不了兵。”

老排长那边，消息不多。偶尔打电话，说忙，说案子多，说领导重视。我说：“好。”他说：“你咋样。”我说：“老样子。”他说：“还那么直。”我说：“改不了。”他说：“改不了好。别改。”我说：“你也是。”他说：“我改了点。在检察院，太直了不行。”我说：“咋不行。”他说：“案子得讲程序。讲证据。不能光凭一腔热血。”我说：“那倒是。”他说：“可心不能变。”我说：“变不了。”他说：“那就行。”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个搪瓷缸子。红字又掉了一块。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茶。苦。

过了五年，我还在规划科。科员。刘科长升了副局长，新来的科长姓孙，比我小两岁。孙科长说：“陈哥，你资格老，可位置就一个。”我说：“没事。你干你的。”他说：“你心里不憋屈。”我说：“不憋屈。”他说：“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傻。”我说：“不傻。就是，不会跑关系。”他说：“你跑跑。”我说：“不跑。”他说：“为啥。”我说：“跑了，就得弯腰。弯了腰，就直不起来了。”他说：“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犟。”我说：“不犟，当不了兵。”

老排长那边，消息多了。先是从科员升了副科长，又从副科长升了科长。后来又升了副处长。市检察院的副处长。我在县里，他在市里。我在科员，他在副处长。他打电话来，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可说话不一样了。他说：“小陈，最近忙啥。”我说：“跑现场。县里要修条路，拆迁谈不下来。”他说：“你得讲策略。”我说：“啥策略。”他说：“先易后难。先签几户，剩下的就好办了。”我说：“行。”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太直。”我说：“直点好。”他说：“好啥。你看你，十年了，还是科员。”我说：“科员挺好。”他说：“你。”我说：“咋了。”他说：“嘴硬。”我说：“不硬。就是，不会跑。”他说：“跑跑。”我说：“不跑。”他说：“为啥。”我说：“跑了，就得低头。低了头，就抬不起来了。”他说：“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犟。”我说：“不犟，当不了兵。”他笑了。他说：“小陈，你一点没变。”我说：“你变了。”他说：“变啥了。”我说：“说话不一样了。”他说：“咋不一样了。”我说：“以前你说话跟喊口令似的。现在说话跟念文件似的。”他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在检察院，得这么说话。”我说：“那就这么说。”他说：“可心没变。”我说：“没变就好。”他说：“小陈。”我说：“嗯。”他说：“你那个搪瓷缸子，还在不。”我说：“在。”他说：“还在用。”我说：“在用。”他说：“好。”我说：“好。”

又过了五年。我还在规划科。科员。孙科长升了副局长，新来的科长姓赵，比我小五岁。赵科长说：“陈哥，你资格最老。”我说：“老也没用。”他说：“你咋不跑跑。”我说：“不跑。”他说：“为啥。”我说：“跑了，就不是我了。”他说：“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犟。”我说：“不犟，当不了兵。”

老排长那边，又升了。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正处级。他打电话来，说：“小陈，我升了。”我说：“恭喜。”他说：“你咋样。”我说：“老样子。”他说：“还科员。”我说：“嗯。”他说：“你。”我说：“咋了。”他说：“没啥。就是，替你亏。”我说：“不亏。”他说：“你干了二十年了。”我说：“二十年咋了。”他说：“二十年的科员，全县找不出第二个。”我说：“那挺好。”他说：“好啥。”我说：“没人跟我争。”他笑了。他说：“小陈，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怪。”我说：“不怪。就是，不想变。”他说：“你那个搪瓷缸子，还在不。”我说：“在。”他说：“还在用。”我说：“在用。红字掉光了。”他说：“掉光了。”我说：“嗯。”他说：“好。”我说：“好。”

那年冬天，县里出了事。一个开发商，拿了一块地，要盖商品房。规划没批，他就动了工。我去现场，让他停。他不听。他说：“你知道我上面是谁。”我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说：“你一个科员，管得着吗。”我说：“管得着。我是规划科的。”他说：“你信不信我让你明天就下岗。”我说：“信。可你今天得停工。”他急了，推了我一把。我站住了。我说：“你再推一下。”他推了。我一把把他摁在地上。他喊：“打人了。”我没打。我就是摁着他。警察来了。他告我打人。县里让我写检查。我写了。检查交上去，赵科长说：“陈哥，你惹麻烦了。”我说：“没惹。他先推我的。”他说：“可他上面有人。”我说：“有人咋了。”他说：“你。”我说：“咋了。”他说：“你这个人。”我说：“犟。”

那个开发商，没完。他托人，找到市里。要处分我。要开除我。赵科长说：“陈哥，你去找找人。”我说：“找谁。”他说：“你那个老排长。他不是在市检察院吗。他说话管用。”我说：“不找。”他说：“为啥。”我说：“不找。”他说：“你这个人。”我说：“犟。”

我没找老排长。可老排长知道了。他打电话来，说：“小陈，你那个事，我听说了。”我说：“你咋知道的。”他说：“市里有人在传。说县住建局有个军转干部，把一个开发商摁地上了。”我说：“嗯。”他说：“你摁得好。”我说：“你咋知道。”他说：“那个开发商，我认识。我们正在查他。行贿。串标。找保护伞。你摁他那天，他刚从市里请完客。请的是谁，我知道。”我说：“谁。”他说：“不能跟你说。可你那一摁，把他摁急了。他到处找人。找的人，我们都有记录。”他说：“小陈，你那一摁，帮了我们大忙。”我说：“我就是不让他停工。”他说：“对。你不让他停工，他就得找人。他找人，我们就抓人。”我说：“你抓了几个了。”他说：“三个。”我说：“还有一个呢。”他说：“快了。”我说：“好。”他说：“小陈。”我说：“嗯。”他说：“你那个搪瓷缸子，还在不。”我说：“在。”他说：“还在用。”我说：“在用。底漏了。”他说：“漏了。”我说：“嗯。我用胶粘了粘。”他说：“粘了。”我说：“粘了。”他说：“好。”我说：“好。”

后来，那个开发商被抓了。行贿罪。串标罪。判了八年。他的保护伞，也进去了。一个副局长，一个科长。赵科长说：“陈哥，你那个老排长，真厉害。”我说：“嗯。”他说：“你咋不早说。”我说：“说啥。”他说：“说你认识他。”我说：“认识他咋了。”他说：“认识他，你早升了。”我说：“不升。”他说：“为啥。”我说：“升了，就得求他。求了他，他就得帮我。帮了我，他就欠了人情。欠了人情，他就得还。还来还去，就说不清了。”他说：“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犟。”我说：“不犟，当不了兵。”

又过了几年。我还在规划科。科员。赵科长升了副局长，新来的科长姓钱，比我小八岁。钱科长说：“陈哥，你资格最老。”我说：“老也没用。”他说：“你咋不跑跑。”我说：“不跑。”他说：“为啥。”我说：“跑了，就不是我了。”他说：“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犟。”我说：“不犟，当不了兵。”

老排长那边，又升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副厅级。他打电话来，说：“小陈，我升了。”我说：“恭喜。”他说：“你咋样。”我说：“老样子。”他说：“还科员。”我说：“嗯。”他说：“你。”我说：“咋了。”他说：“没啥。就是，替你亏。”我说：“不亏。”他说：“你干了二十五年了。”我说：“二十五年咋了。”他说：“二十五年的科员，全省找不出第二个。”我说：“那挺好。”他说：“好啥。”我说：“没人跟我争。”他笑了。他说：“小陈，你这个人。”我说：“咋了。”他说：“怪。”我说：“不怪。就是，不想变。”他说：“你那个搪瓷缸子，还在不。”我说：“在。”他说：“还在用。”我说：“在用。底漏了两回了。”他说：“漏了两回了。”我说：“嗯。我用铁皮补的。”他说：“补的。”我说：“补的。”他说：“好。”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个搪瓷缸子。红字全掉了。白底上就剩“为人民”三个字，“服务”两个字掉了。我端起来，喝了一口茶。苦。我放下缸子。我掏出手机，给老排长发了一条微信：老排长，缸子还在。他回：好。我说：你那个新的呢。他说：换了三个了。我说：还是新的好。他说：旧的踏实。我说：嗯。他说：小陈。我说：嗯。他说：你干到退休，还是科员。我说：可能。他说：你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为啥。我说：因为我干的活，对得起那个缸子。他说：哪个缸子。我说：你给我的那个。他说：那缸子上写的啥。我说：为人民服务。他说：掉了一半。我说：掉了一半，还剩一半。他说：剩一半也是为人民。我说：对。他说：小陈。我说：嗯。他说：你是个好兵。我说：你也是。他说：我不是。我变了。我说：你没变。他说：变了。我说：没变。他说：你咋知道。我说：因为你还在乎我那个缸子。他说：嗯。他说：小陈。我说：嗯。他说：退休了，来找我。我说：找你干啥。他说：喝茶。用你那个缸子。我说：行。他说：我等你。我说：行。

我放下手机。我端起缸子。我喝了一口。苦。可咽下去，有点甜。我看着缸子上的“为人民”三个字。红漆掉了，可印子还在。白底子上的黑印子。跟老排长一样。变了，可没变。我笑了笑。我把缸子放下。我拿起笔，接着写材料。窗外，天黑了。路灯亮了。我写完了，站起来。我关了灯。我锁了门。我下楼。我骑上自行车。我回家。明天还来。干到退休。就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