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响马是土匪，蹚将又是什么？

老话说"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这句俗语在清末民初几乎家喻户晓。

“响马”是什么，大多数人能猜个大概——骑马劫道的土匪嘛。但蹚将呢？这两个字摆在那里，外地人看了一头雾水。

蹚，是蹚水的蹚；将，是将军的将。

合在一起，既不像匪号，也不像官职，偏偏河南人一听这两个字，脸色就变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个"响"字，一个"蹚"字，各有各的来历

先说“响马”。

这个词的起源，至今有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

一说是山东马贼出门劫道，马脖子上拴一串铜铃，跑起来叮当作响，铃声一方面给自己壮胆，一方面也是在警告路人：乖乖交钱，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另一说是劫道之前先射一支带哨的响箭，箭声一响，散在四周的匪众同时出动，以声为号，配合默契。

两种说法看似不同，但核心都一样——这个"响"字，是响马行事风格的标志，张扬、成建制、有组织。

不是一个人偷偷摸摸，而是一伙人明目张胆，骑马持械，在官道上公然拦截商队。这种气派，自然让人印象深刻，也让这个词传得极远。

再说“蹚将”。

这个词的来历，和"响马"走的完全不是一个路数。蹚将最初写的是"蹚匠"，不是土匪，是手艺人。

清末民初，豫西南山区聚集着大量木匠、石匠、铁匠、泥瓦匠。

这一带山多地少，农闲时节根本养不活那么多壮劳力，手艺人就凑成一伙，跑到外面承包工程——修渠、凿梯田、整水利，哪里有活儿往哪里去。

干这些活儿，成天在泥水里蹚来蹚去，鲁山一带的方言就叫他们"蹚匠"。

有活儿干的时候，蹚匠是本分人，挣的是辛苦钱，糊口而已。但这群人偏偏有一个致命的脆弱点：活儿一断，饭碗就碎了。

豫西南本来就是穷山沟，遇上灾年，工程没有了，田里也收不上来，一群青壮年手里拿着工具，肚子却空着。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由匠变匪，往往就是一步的事。

"蹚匠"变成"蹚将"，一字之差，身份天翻地覆。

久而久之，河南话里的"蹚将"就成了土匪的代称，谁家孩子被人叫一声"蹚将"，那是在骂人。这两个字背后，是一群失了饭辙、走上绝路的手艺人，是饥荒年代最底层的人的挣扎。

山东响马：从马政逼债到临城惊天大案

要理解山东为什么盛产“响马”，得从明代的马政说起。

明朝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用马需求，在山东、河北、安徽等地推行"民牧"制度。制度的逻辑很简单：强制让农户领养马匹，按时上交马驹，完不成任务就赔银子。

听起来是国家把资源分配给民间，实际上是把风险全压给了农民。马是活物，会生病，会死亡，但官府的账不管这些，该交多少就是多少，差了就折成银两补齐。

民间流传的话说得很直白："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马政的摊派，比赋税更让人头疼。山东农户养了一辈子马，赔到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

家没了，地没了，还欠着官府的账，往哪儿走？把马牵上山，聚成一伙，做买卖去——不是良民的买卖，是没有本钱的买卖。这就是山东最早一批响马的来源。

到了明正德五年，也就是1510年，刘六、刘七联合杨虎在霸州举起义旗，队伍里大量是因马政破产的“响马”。

这支人马横穿八个省，官府正式给他们贴了标签——"响马盗"。正德七年被剿平，但"响马"这个词从此扎了根，再也没有消失过。

后来《隋唐演义》火了，程咬金、秦琼、单雄信，这些瓦岗好汉在小说里被写成侠肝义胆的响马英雄，劫富济贫、快意恩仇，山东响马的名头随着这部书传遍大江南北，江湖气十足，带着几分传奇色彩。

普通人读完，未必觉得响马可怕，倒觉得有几分英气。

但传奇归传奇，历史上真实的响马没那么浪漫。

1923年5月5日深夜，山东临城段的铁路旁，一场震惊国际的大劫案正在酝酿。

匪首孙美瑶，当年约莫二十五岁，手下聚了将近一千二百名匪众，蛰伏在津浦铁路线旁，等着一列北上的"蓝钢皮"特别快车。

列车进入临城段，孙美瑶一声令下。匪众涌上铁路，扒开路轨，快车脱轨。车厢里，乘客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黑压压的人影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匪众从车厢里拖出二十五名外国乘客，其中有美国参议员奥尔德里奇的女儿，有《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一名英国乘客罗斯曼当场反抗，被打死在原地。

这一下捅了大娄子。英、美、意等国联合向北洋政府施压，外交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北京城里一片焦头烂额。

北洋政府思来想去，最后选了一条最省事的路——招抚。

1923年6月12日，外籍人质全部获释，孙美瑶部被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正规军的旅长。

然而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好看。同年年底，孙美瑶在一场宴席上被诱杀，他的队伍被强行解散。

他叔父孙桂芝退回抱犊崮，后来带着儿子孙美泰参加了枣庄一带的邹坞暴动，走上了另一条路。临城劫车案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响马事件，也成了山东响马最后的高光时刻。

河南蹚将：从豫西匠人到五省转战的白朗军

河南蹚将的历史，从一个人的名字开始讲起会更清楚——白朗。

白朗，1873年生，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种过地，当过兵，在清末的乱世里摸爬滚打，见过太多活不下去的人。

他本人最初也只是个底层人物，但这个人有一样东西，是普通蹚匠没有的——他能聚人，而且聚的是走投无路的人。

1912年前后，袁世凯掌权，天下并没有因为换了招牌就太平下来。

豫西南山区，旱灾、苛捐、失业，把一批又一批手艺人、农民、退伍兵逼进了绿林。白朗趁势起兵，打出"扶汉讨袁"的旗号，把散在各处的蹚匠队伍往一块儿拢。

拢到最多的时候，白朗手下的人马有多少？日方的史料记载：两万余人。

两万多人，全是蹚将底子，拿的是锄头铁锤练出来的手劲，干的是打家劫舍、攻城掠地的买卖，放到任何时代都是让官府头疼的规模。

1913年到1914年，白朗军先后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个省，大小城镇攻克数十座。这已经不是土匪作乱，这是一支流动的武装力量在半个中国的腹地来回穿插。

袁世凯坐不住了，派段祺瑞挂帅，把北洋精锐全部调出来，围追堵截。

北洋军正规训练，武器补给充足，最终把白朗军一点一点压缩进宝丰境内的山沟里。1914年8月上旬，白朗在宝丰石庄突围时中弹，身亡。起义军就此瓦解。

白朗去世后，他被很多史学家定性为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最后一章。

这个评价听起来像是盖棺定论，但细想想，这"最后"两个字意味深长——旧式的路子走到头了，靠聚众、靠流动、靠劫掠维持的武装，终究撑不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

但这两个字同样说明，在白朗之前，这条路已经被无数代人走过。

白朗之后，豫西这块土地没有因此安静下来。镇嵩军的骨干、老洋人张庆的"河南自治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这些在民国年间叱咤一时的武装，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蹚将出身。

他们有共同的底色：手艺人变成的匪，匪又被时局改造成兵，兵打完了仗又散回山里，继续做匪。这个循环，在豫西转了一遍又一遍，"蹚将"这个词就在反复的循环里越磨越深，刻进了河南人的记忆里。

朱新繁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里写到，河南百姓管土匪叫"老汤"，谈之色变。

严格来说，"老汤"是"老蹚"的方言读音——豫西口音里，"蹚"读起来像"汤"，外地学者不熟悉这个腔调，就用同音字记下来了。

"老汤"、"老蹚"，说的是同一群人，怕的是同一件事：有人聚在一起，没有饭吃，手里有家伙，眼里没有退路。

"老汤"变"汤将"：一个名字的两次叠加

时间来到抗战年间，"蹚将"这个词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荒诞的一次叠加。

1942年1月14日，汤恩伯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豫鲁苏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这个任命落下来，驻守中原的正规军换了主帅，豫西百姓迎来的，却不是他们期待的那种改变。

汤恩伯手下的兵，在抗战时期的河南做了什么？

用数字说最直接：正规军人数一度达到四十万上下，就地吃粮，就地征税，从豫西各县摊派名目繁多的粮捐。

驻扎临汝的第十三军，兵痞横行，向村庄要粮、要钱、要劳役，百姓敢怒不敢言。当地流传的话是："不怕日本人烧杀，就怕十三军驻扎"——这话说得直接，也说得残忍。

偏偏屋漏偏逢连夜雨。1942年秋到1943年，河南遭遇特大旱灾，蝗虫随之而来，饥荒席卷数十个县，饿殍遍野，路边死人成了常见景象。

就是在这个时候，民间流传出一首民谣，八个字，把压垮河南百姓的四座大山排在了一起：

"河南四荒，水旱蝗汤。"

水是黄河水患，旱是旱灾，蝗是蝗灾，汤——是汤恩伯的部队。

日本人、天灾、蝗虫，加上一支国军将领的部队，四样东西并列，分量不言而喻。能被老百姓跟天灾并列写进民谣，这不是一件荣耀的事。

河南老一辈把汤恩伯的兵痞戏称"汤将"，与"蹚将"的读音在豫西方言里几乎无法分辨。

这个声音上的重叠，是一种天然的嘲讽，也是一种沉重的记录：抢粮、绑票、拉夫、征税，这些事，昔日豫西山里的杆匪干得出来，如今穿着军装的兵痞，干起来丝毫不差，甚至更加系统、更加有恃无恐。

百姓没有文字记录历史，但他们有民谣，有外号，有方言里的一个"蹚"字。

老蹚将是失了饭辙的手艺人，汤将是领了军饷的兵痞，两者出身不同，行事如出一辙，所以同用一个音，共享一份骂名。

"蹚将"这个词，就这样在抗战年间完成了它的第二次含义扩张：不只是清末的绿林土匪，也是民国乱世里横行乡里的溃兵杂军。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展开大规模剿匪，那些盘踞在豫西山沟、齐鲁山头的武装残余被逐步清除。

“响马”和“蹚将”，这两个在中原大地上叫了几百年的词，迅速从现实中退场，走进了史料里。

山东、河南，一个坐稳了全国工业前列，一个年年顶着全国小麦第一大省的名头，换了面貌，换了活法。

但那首民谣还在，那段旧账还在。

马政的摊派把山东农户逼上山头，冬闲的失业把河南匠人赶进绿林，天灾与兵祸一茬一茬地把走投无路的人塞进"响马""蹚将"这两个词里。太平年月的一粥一饭，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