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春，延安城内，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反复谈到一个问题：城里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县党部和县政府，究竟是在履行行政职责，还是在借合作之名搜集情报、制造混乱。
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维持，国民党方面却没有停止向陕甘宁边区渗透。延安街头偶尔出现来路不明的唱本、小册子和报纸，内容表面上谈抗战，实则散布对共产党、苏联以及抗日形势不利的说法。
有些谣言十分荒诞，却在交通闭塞、消息来源有限的农村流传开来。有人替汪精卫辩解，有人污蔑红军“共产共妻”，还有人故意夸大苏联和日本、德国之间的关系。百姓未必相信，但反复听见之后，难免受到影响。
周兴没有把这些现象简单归结为群众抱怨。他注意到，谣言传播的路径相当集中，许多材料并非陕北本地人能够编写，背后显然有人搜集、整理，再通过商贩、游民和地方关系向乡村散发。
真正让延安警觉的，是1937年4月25日发生在劳山的一次袭击。周恩来准备经延安前往西安谈判，张云逸等人同行。车队从延安出发后，在延安与甘泉交界的劳山遭到伏击。
山林密集，伏击者占据高处，卡车又是暴露目标。枪声响起后，车辆轮胎被击破，护卫人员立即组织抵抗。陈有才、陈国桥等人带队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少数人员沿山沟转移，最终脱险，但护卫人员伤亡严重。
这次袭击说明，敌方不仅掌握了车辆出发的消息，还熟悉沿途地形和地方武装分布。保安部门追查后发现，南线一带活动着一批被国民党收编利用的地方武装。他们兼有土匪习气和政治任务，既能打探消息，也敢于直接袭击边区人员。
边区随即加强清剿和侦查。不到一个月，相关武装被消灭，负责传递消息的坐探以及参与袭击的人员也受到惩处。周兴由此判断，延安城内那个国民党县党部，绝不只是一个摆设。
有意思的是，保安部门后来还从国民党访问团和投奔人员中发现异常。1938年，重庆大学教授访问团到延安参观，有一名随行人员自称沈辉，主动要求留下工作。他言谈积极，却频繁打听中央领导人的住处、行程和生活情况。
保安人员找他谈话时，发现他自称河南人，却操着明显的江浙口音。继续审查后，此人的真实身份受到怀疑。相关材料显示，他很可能与国民党军统系统存在联系。此事使延安更加重视来访人员、投奔人员以及地方交通线的审查。
另一起案件，则反映出情报斗争的复杂。中统方面有人假意投诚，试图借机摸清边区内部情况。边区人员没有急于相信，而是通过反向试探，让对方自行暴露关系网络。几名潜伏人员因此被查获，原本负责联络的中统人员也因内部猜疑遭到处置。
然而，抓捕几个特务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要国民党延安县党部和县政府继续留在延安，外部情报就能不断进入，谣言也会拥有固定的散发渠道。边区政府曾多次交涉，对方却以合作为名拖延，始终不愿撤离。
这件事后来摆到了毛泽东面前。一天深夜，毛泽东与有关工作人员谈到延安县国民党机构的问题，直到凌晨仍未休息。警卫人员原以为他还在办公，天亮后才发现毛泽东已经前往国民党派驻机构，同县长直接交谈。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训斥。毛泽东没有把对方当作必须立即逮捕的敌人，而是讲明民族危亡之际，内部争执不能压倒共同抗日的大局。他对县长说：“共同抗日，才是眼前的大事。”又表示，即便双方不能成为朋友，也不应彼此变成仇敌。
县长当面应承。返回途中，警卫人员不理解这种做法，认为对方既然从事破坏活动，就应当直接拘押。毛泽东用兄弟共同抵御外来侵扰作比，说明统一战线既要坚持原则，也要讲究策略，不能因局部冲突破坏整体抗战。
谈话之后，延安国民党党部的活动明显收敛，人员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四处打探、散发材料。这个机构逐渐失去作用，后来在上级压力下撤离延安。随着这一情报和宣传据点消失，城内外持续多时的谣言也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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