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切割到工具化结局，“皈依者狂热”的同一套剧本

本-格维尔今天这副极端面目绝非一日形成的，其思想根源里的极端倾向，甚至能追溯到家族代际传递的“文化切割”选择。

2026年9月28号，以媒报道他去了巴勒斯坦囚犯哈桑·萨拉马的牢房。萨拉马是谁？哈马斯军事组织要员，1996年被捕，被判了48个无期徒刑，关了快30年。本-格维尔把这段视频发到了X上。他当着持枪警卫的面，死死盯着戴着手铐的萨拉马，说：“我要杀了你，我要处决你，不论你是谁。”“不论是士兵、老人还是妇女、孩子”“都应该被干掉。”“比你想像还要糟”“你会下地狱的”。

看到了吗？本-格维尔说的是——“不论是士兵、老人还是妇女、孩子”“都应该被干掉。”这是什么？这是不加掩饰的无差别杀戮宣言，这是赤裸裸的种族灭绝纲领。

就在今年的3月。他主导推动针对巴勒斯坦囚犯的死刑法案在以色列议会通过，他带着香槟进入议会大厅庆祝，宣称“很快我们就会一个一个地清算他们”。甚至公开扬言以军应“每晚在加沙定点清除30到40人”，目标不必限于构成即时威胁的人，妄称加沙民众“不配活着，甚至算不上是人”；

希特勒曾下令“无情、无怜悯地杀死波兰种族和语言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希姆莱公开宣称“犹太民族将被灭绝，这是我们纲领中明确写着的”；希特勒还说“犹太人无疑是一个种族，但不是人类”。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别无二致。都是先宣布目标群体“不是人”，再宣布“所有人”都该被杀，最后用法律或命令把它变成可执行的程序。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高级将领下达的命令是：“我已命令我的骷髅师，目前只派往东方，执行无情、无怜悯地杀死波兰种族和语言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命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生存空间。”

嗱，是不是一样的？以色列复国主义说“我们需要生存空间。”

1943年12月16日，希姆莱在演讲中承认：“我系统性地下令杀死这些游击队员和政委的妻子和孩子。如果我让这些被击倒的劣等人的充满仇恨的孩子长大，我将是我们后代的懦夫和罪犯。”他在波兹南演讲中更直接地将屠杀称为“消灭犹太民族”，并说“犹太民族将被灭绝，这是我们纲领中明确写着的”。

截至2026年9月，据不完全统计，加沙卫生部门报告的死亡人数为74,022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仅儿童死亡人数就超过21,500人，其中1,022名是不满一岁的婴儿，另有520名婴儿在战争期间出生后随即死亡。

废墟规模同样触目惊心。联合国估计加沙地带堆积着约6,100万吨建筑和战争废墟，相当于过去18年全球所有战争废墟总量的20倍。清理进度仅完成约1.5%。废墟下估计仍埋有8,000至10,000具遗体。

U2乐队主唱波诺（Bono）就曾公开将本-格维尔关于加沙的言论与纳粹头目希姆莱的言论相提并论，是不是在虚张夸大和刻意诋毁？

嗯？是吗？那些到今天还在敲键盘喊口号100％支持以色列对内塔尼亚胡搞个人崇拜的人，你们能不能回答我？

2026年4月，以色列士兵当着学生的面开枪杀害了一名正在上课的9岁女孩。以色列军方在2026年8月首次承认向一辆载有5岁女童欣德·拉贾卜的车辆开火，并炮击了前来救援的救护车，导致7名平民和2名急救人员丧生。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直播中公开承认杀害了包括婴幼儿在内的巴勒斯坦人，并称这是“正常的事”。

这，是不是我胡编乱造的？——这些拼在一起，指向的不是“附带损害”，而是对一个民族下一代的系统性摧毁。儿童占死者比例极高，意味着这个群体正在被切断未来。如果我说“他们想直接割掉下一代”，这个判断过不过分？你觉得。

中国将加沙局势定性为“21世纪的污点”和“击穿人类良知底线”。

我仅代表我个人，认为！这个定性，是非常精准的，甚至在我看来，大概是从外交考虑，在最终表述上已经进行了“降温”“淡化”和某种意义上的“回避”，呵哼，抱歉啊——这里我是想骂脏话的。

在2026年9月的公开活动上，本-格维尔宣布要推动7年内从加沙迁出186万巴勒斯坦人的计划，被国际法律界直指可能构成种族清洗，其种种举动不断挑动巴以对立情绪，成为地区局势动荡的关键推手。

好，说到这里。

不少人困惑于这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为何对阿拉伯群体抱有如此极端的敌意，甚至不惜违背基本人道主义原则制造冲突，其行为背后恰恰折射出“皈依者狂热”的典型逻辑，怎么就与华裔叛国者石平的人生轨迹这么的高度重合呢？二者共同呈现出“文化切割-极端效忠-工具化结局”的完整脉络，极具警示意义。

本-格维尔的极端立场并非偶然，其家族的文化切割早在父辈就已埋下伏笔。他的父祖辈是扎根伊拉克数个世纪的犹太社区成员，阿拉伯语曾是家族日常用语，文化印记深植血脉。到父亲雅各布一代，主动将家族带有阿拉伯语源头的姓氏“萨达克”改为希伯来语的“本-格维尔”，意为“主人之子、勇士”，本质上是主动抹去阿拉伯文化标签，试图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而他的母亲肖莎娜出身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犹太裔，14岁就加入犹太极端地下武装“伊尔贡”，甚至因此被英国当局逮捕，家族的激进倾向直接给本-格维尔提供了从家庭餐桌到街头运动的政治遗产。该组织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通过暴力手段驱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建立排他性犹太国家，曾策划实施代尔亚辛村大屠杀等多起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定为恐怖组织。伊尔贡后续演变出的极右翼政治派别，至今仍是以色列国内强硬扩张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作为极右翼政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的核心领袖，本-格维尔从政以来始终持极端反阿拉伯立场，主张驱逐“不忠于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本质上是将家族的文化切割升级为极端政治表演，通过对“非犹太群体”的极端排斥，完成对自身政治身份的强化与绑定，证明自己比原生犹太群体更“纯粹”。

这种“通过否定他者证明自身忠诚”的逻辑，在石平身上体现得更为赤裸，甚至没有代际缓冲，是彻头彻尾的“断崖式背叛”。这位196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88年由国家公派赴日留学的北大毕业生，为了获取日本右翼势力的认可，主动斩断与原生文化的所有关联：2007年加入日本国籍并改名石平太郎，之后公开发表大量抹黑祖国的极端言论，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在涉藏、涉疆、涉港问题上散布虚假信息，汶川地震时甚至公开呼吁日本不要向中国提供援助，2025年当选日本参议员后更是持续充当反华急先锋，最终于2025年9月被中国外交部正式实施制裁，冻结在华财产、禁止本人及直系亲属入境。他以“改宗换祖”式的自我背叛换取进入日本右翼圈层的入场券，这类“皈依者”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比原生群体的成员更加极端地攻击自身原生身份，试图通过这种毫无底线的背叛证明自己对新群体的效忠。

本-格维尔与石平的极端行为，本质上都是向所投靠的利益群体递上的“投名状”。对本-格维尔而言，不断挑动巴以冲突、鼓吹对阿拉伯群体的强硬政策，是他获取极右翼选民支持、巩固自身政治地位的核心筹码。他的每一次极端表态、每一项挑衅性政策，都是在向以色列国内的强硬派证明：自己是比其他政客更“纯粹”、更“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更能代表极右翼群体的利益。

石平的行为逻辑与此如出一辙。他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要在日本右翼舆论场站稳脚跟，就必须表现得比本土右翼更反华，只有用更极端、更离谱的言论攻击中国，才能获得日本右翼的关注与接纳。为此他不惜突破道德与事实的底线，甚至主动充当日本反华势力的传声筒，其言论之荒谬、态度之谄媚，连不少日本本土媒体都感到匪夷所思。这种“皈依者”的狂热，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用远超原生群体成员的极端行为，换取新群体的信任与资源倾斜。

但这类靠极端效忠上位的“皈依者”，最终往往逃不过被工具化的结局。本-格维尔看似是巴以局势中的关键人物，我认为，实际上只是以色列极右翼势力推到台前的“白手套”。当他的极端行为能帮右翼势力转移国内矛盾、推动扩张政策时，他就是被捧上高位的部长；一旦其行为引发的国际压力超出以色列的承受范围，他随时可能被势力更大的保守派抛弃，成为平息舆论的牺牲品。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已申请对其签发秘密逮捕令，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已将其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实施旅行禁令，欧盟也已提议将其列入制裁名单。

石平更是如此。他虽然靠着反华言论获得了一些右翼势力的资助，甚至拿到了日本国籍，但始终无法真正融入日本主流社会。在日本右翼眼中，他从来不是什么“知名学者”，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拿出来用的反华工具，用完就可以扔在一边。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石平的言论市场越来越小，逐渐沦为边缘人物，最终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更极端的言论博眼球，落得个两边都不认可的可笑下场。

事实上，无论在什么领域、什么文化背景下，靠背叛原生身份、踩著同胞利益上位的人，从来都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他们以为的“捷径”，实际上是一条通往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当他们选择切割自己的根、用极端行为换取利益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没有根基的浮萍，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被利用完后彻底抛弃。这两个跨越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案例，恰恰给所有试图走这条歪路的人敲响了警钟：背叛者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接纳，极端效忠换不来真正的身份认同，最终只会在自我撕裂中走向覆灭。I hope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