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医究竟有多残忍？一个日本老兵：榨干游击队员最后一滴血

1943年10月15日，南京中山门附近，18岁的日本军医松本博第一次走进一栋挂着“医院”名义的建筑。那一天，他看到的并不是普通病房，而是被严密看守的实验区域。根据后来流传的回忆材料，这栋建筑就是中央大学医院七号楼。

七号楼究竟承担什么任务，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能够确认的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确实建立过多处细菌战研究和实验机构，也曾把俘虏、被捕人员作为人体实验对象。至于七号楼与日本关东军细菌战单位之间的具体隶属关系，相关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直接画上等号。

但有一点相当清楚：这里并非单纯的医疗场所。它背后连接着日军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系统，也连接着细菌培养、病情观察和军事利用等环节。所谓“防疫”，在一些场合已经变成了战争技术的外衣。

1943年，日本侵华战争已进入长期消耗阶段。正面战场之外，敌后抗日武装不断袭扰交通线、据点和运输线。日军面对难以彻底控制的游击战环境，除了增设据点、强化宪兵搜捕，还在秘密战线上推进细菌武器研究。

这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不满足于在器皿中培养病菌，而是要观察病菌进入人体后的实际变化。人体体温、病程、传染性和死亡过程，都被当作所谓“数据”。医学术语被保留下来，人的生命却被从实验对象中剥离出去。

一、医院外表之下的军事机构

七号楼的特殊之处，不只是建筑用途发生了改变，更在于它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作链条。宪兵负责押送和看守，军医负责检查与注射，其他人员承担记录、取样、转运和处置工作。

这种分工意味着，人体实验不是某个军医临时起意，而是被纳入了军事机构的日常安排。命令从上而下，人员各司其职，实验对象则被称作“马鲁他”。这个词在日军相关语境中，通常指被关押并用于人体实验的人。

松本博出生于日本熊本县。1943年8月，他报名参军；同年10月抵达南京，随后被安排进入七号楼。按照有关回忆材料的说法，他最初接触到的并非完整实验流程，而是楼内的环境、人员和管理方式。

七号楼内部设有不同功能区域，部分房间以树木名称代称。这样的称呼并不意味着环境温和，反而可能是为了掩盖真实用途。对外是医院，对内却有封闭房间、铁笼和专门的处置区域。

有意思的是，日军并没有把这里设计成普通监狱。实验对象需要保持一定时间的存活，以便观察病情和采集样本。因此，七号楼既要防止人员逃脱，也要避免实验对象过早死亡。这种“维持生命”的目的，不是救治，而是为了延长实验周期。

二、“马鲁他”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七号楼中的被害者，身份并不只有游击队员。根据现有材料，他们可能包括南京保卫战后被俘的中国士兵、苏北地区的抗日武装人员，以及地下组织成员。

“马鲁他”是一个笼统称呼，它掩盖了被害者原有的姓名、籍贯和经历。一个参加过守城作战的士兵，一个在敌后活动的游击队员，一个从事交通联络的地下人员，在进入七号楼之后，都被压缩成同一个编号式的身份。

这背后有一种极其冷酷的管理逻辑：只要被列为实验对象，个人经历便不再重要。军医不必知道他的家庭，宪兵不必记录他的愿望，实验记录只关心体温、症状和血液变化。

回忆材料提到，部分被关押者被剥去衣物，限制活动范围，居住在铁笼之中。铁笼内部空间狭窄，设置了简单的容器作为便器，食物则通过纸碗一类的器具递送。

“他们会不会逃跑？”有人员曾提出类似疑问。

看守者的回答很简单：“只要关好，就不会出问题。”

这类对话即使只有寥寥数句，也能反映出七号楼的运行方式。看守者关注的是秩序，军医关注的是实验，至于笼中人的恐惧和痛苦，不在记录范围之内。

对抗日武装来说，被捕本已意味着极大危险；被送入这种场所，则意味着身份从战俘变成了实验材料。日军并不是随机处理这些人，而是有意识地利用他们的身体来满足军事研究需要。

三、病菌注入之后，人体被当成记录本

七号楼实验材料中，曾出现霍乱、鼠疫、伤寒和破伤风等病菌名称。需要说明的是，现有回忆对具体菌种、剂量和操作顺序的记载并不完全统一，部分细节仍需结合档案、证言和医学史资料加以核对。

可以确认的是，日军军医曾对被关押人员实施病菌注射，并在之后观察他们的身体变化。发热、腹泻、出血、神经症状以及全身衰竭，都可能被写入记录。这些本应属于临床警报的表现，在实验人员那里却被视为“反应”。

病菌进入人体后，病程不会完全按照纸面计划发展。不同人的身体状况、营养水平和既往疾病，都会影响结果。正因为如此，日军需要持续观察，等待实验对象出现较为明显的症状。

材料提到，部分实验持续了数月。注射之后，被害者并没有马上被处置，而是被关押在原处继续观察。对日军来说，短时间死亡未必符合需要；病程拖得越久，能够获得的观察记录似乎越多。

一名军医面对的，原本应当是需要救治的病人。可在七号楼，身份发生了倒置：军医不再以减轻痛苦为目标，而是按照命令制造痛苦、记录痛苦，并把痛苦转化为军事资料。

松本博后来回忆七号楼时，曾提到军医和宪兵之间的配合。宪兵控制人的行动，军医控制人的身体，二者共同保证实验继续。这样的协作，使暴行不再表现为单独个人的失控行为，而呈现出机构化特点。

四、所谓“大抽血”背后的军事目的

实验进入后期后，日军关注的不只是病情本身，还包括如何取得带菌血液。血液可能被送往培养和试验环节，用于研究病原体的扩增、保存以及传播方式。

这正是“大抽血”一词在相关材料中出现的原因。它不是普通医疗意义上的采血，也不是为了输血救人，而是以获取病原材料为目的，对感染者实施大量血液采集。

有关记述称，实验对象会被蒙住眼睛，使用麻醉剂使其失去反抗能力，再固定身体进行操作。部分材料还提到切开血管采血。不过，这些具体步骤在不同证言中存在差异，不能把所有细节都当作已经完全证实的统一流程。

但无论技术步骤如何变化，行为性质并没有改变：一个已经被病菌侵袭、身体极度虚弱的人，被继续当作取样工具使用。采血量一旦超过身体承受能力，死亡便成为可以预料的结果。

“血还能不能用？”有人问。

军医只是回答：“按照规定送去培养。”

这几句简短的话，暴露出实验的核心目标。血液不是生命的一部分，而被当作培养病菌的原料；被害者也不是需要抢救的人，而被看作可以反复取样的对象。

从生物战技术角度看，日军需要研究病原体在人体内的变化，也需要获取相应样本。可从医学伦理角度看，这种做法已经彻底背离治疗和救护原则。军医所掌握的知识越多，实施伤害时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

五、军医身份为何没有阻止暴行

军医在军队中承担救护、卫生防疫和疾病控制任务。按照正常职业规范，他们应当保护伤病员，减少死亡，阻止不必要的伤害。

然而，日军细菌战体系把军医训练、病菌知识和军事命令结合在一起。知识没有被用于救治，而被用于挑选实验对象、判断病程、调整操作方式。制服和职务成为权限证明，医学技术则成为伤害工具。

松本博参加军队时年仅18岁。一个年轻人进入军队后，很快被置于命令体系之内。他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上级命令、军队纪律和同僚压力共同构成的环境。

“这是命令，不是治疗。”据有关回忆材料，类似观念在实验人员之间并不陌生。

这句话看似是在推卸责任，实际上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命令能够解释行动来源，却不能消除执行者的责任。军医懂得人体结构，知道大量失血会造成死亡，也知道病菌注入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明白后果，参与行为才更不能被包装成普通医疗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细菌战研究并非只存在于一个地点。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代表的机构，长期推进病原体研究和生物战准备；华中地区也出现了与防疫给水系统相关的实验活动。七号楼的特殊性，在于它把这种体系落实到南京，形成了较为隐蔽的执行节点。

目前没有足够依据证明七号楼与所有日军细菌战单位之间存在完全统一的指挥关系，但也不能因此把它视为孤立事件。建筑、人员、看守、实验和样本转运彼此衔接，说明它至少嵌入了日军生物战的实际运作体系。

六、焚烧与掩埋：实验记录之外的处理环节

被害者死亡后，日军还要处理尸体。相关材料提到，尸体被焚烧，骨灰或遗骨被掩埋在军官学校附近的坑洞中。

这一步并不是实验的附属动作，而是保密机制的一部分。人体实验一旦留下完整尸体，就可能暴露伤口、注射痕迹和其他异常情况。焚烧能够迅速消除实物证据，也便于把死亡人数和死亡原因从记录中抹去。

七号楼的残酷，不仅体现在病菌注入和大量采血上，也体现在对死者的继续处置。活着时被当作材料，死亡后又被当作需要清除的物件，人的身份始终没有回到应有的位置。

松本博后来留下的回忆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提供了参与者视角下的片段证言。不过，个人回忆有时间距离，也可能存在记忆偏差。研究这段历史，既不能完全照搬每一个细节，也不能因为个别细节存在争议，就否定七号楼及日本细菌战暴行的整体事实。

可以核对的材料还包括战后证词、军方文件、地方档案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名称、人数、实验日期和操作流程，需要分别辨析；被害者遭受强制实验这一基本性质，则有着不同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

1943年10月以后，七号楼内的实验仍在持续。被关押者的姓名没有被完整留下，许多人的家庭和来历也已难以查考。能够确定的，只是他们在日军军医和宪兵共同控制下，经历了注射、观察、采血以及最终的死亡处理。焚烧后的灰烬被掩埋，实验记录则被带入了战后漫长而艰难的追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