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湖北襄樊,孔庆德乘车经过汉江大桥,车流拥挤,车队在桥上缓慢停行。一名地方干部看着前方的拥堵,忍不住说道:“当年这座桥的公路部分,修得太窄了。”
话说出口,车内顿时安静下来。谁也没想到,这句抱怨,正好说到了桥梁建设者本人面前。
当时,襄樊正在筹建第二座汉江大桥,地方干部或许也想借此机会,请孔庆德向上级反映资金和建设问题。孔庆德没有当场发火,只是默默听着。第二天,市里汇报新桥工程时,他突然问:“南京长江大桥有多长、多宽?”众人回答后,他又问起武汉长江大桥。
紧接着,他反问:“为什么不能照那个标准修?”有人答道:“经费不够。”
孔庆德沉下脸:“你也知道,没钱办不了事。我当年修桥时,手里又有多少钱?”
这时,大家才明白,眼前这位老将军,正是当年汉江大桥工程的主持者。那句“太窄”,并非设计者不懂交通,而是当年条件所限留下的印记。
孔庆德与襄樊的缘分,要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大量调兵增援,襄樊一带防守力量相对削弱。中原野战军抓住机会,组织襄樊战役,目标正是这个连接鄂、豫、陕的重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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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德当时担任中原野战军第十纵队副司令员兼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参与了相关作战。战斗结束后,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被俘。关于具体由哪支部队先行控制康泽,后来曾有不同说法,但孔庆德回忆,现场一度出现争抢俘虏的紧张局面。
他站到几支部队中间,亮明身份,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冲突。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战场上敢下决心,混乱中敢担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许多人称他讲话直,有时甚至带着几分“炮火味”。
孔庆德早年也是由起义部队成长起来的军人。1931年,他随安徽六安起义部队转入红军,之后在鄂豫皖、川陕等地参加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文化基础并不突出,却善于从实际问题出发找办法,这种能力在后来主持大型工程时格外明显。
1968年6月,孔庆德出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分管国防工程,并参与鄂豫两省三线建设。1969年,焦枝铁路建设任务确定,工期紧、工程量大,湖北、河南两省迅速组织力量施工。孔庆德被安排负责工程统筹,面对的是铁路、桥梁、隧道同时推进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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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队伍中有大量民兵和专业人员。孔庆德不满足于在会议室里听汇报,经常到现场查看。南阳九里山隧道施工进度迟缓,他和技术人员研究后,改变单纯从两端掘进的办法,增加竖井、斜井,形成多点施工,工程速度随之提高。
汉江大桥也遇到过类似难题。原先的设想偏重铁路功能,地方交通需求却不能被忽略。孔庆德提出,在铁路桥两侧增设公路部分,使其成为铁路、公路两用桥。设计人员估计图纸需要较长时间,他要求压缩周期,并让大家参考已有大型桥梁的成熟经验,再结合汉江水文和现场条件修改。
这并不是简单照搬。桥梁长度、桥墩位置、荷载标准,都要重新核算。只是当时工程时间紧迫,借鉴成熟方案,确实比从头摸索更有效。经过赶工,汉江大桥最终投入使用,承担了铁路和公路交通任务。
遗憾的是,设计时很难预料二十年后的车辆数量。桥梁建成之初,交通需求与后来不可同日而语。到了1990年,车辆增加、城市扩展,原先勉强够用的桥面便显得拥挤。地方干部那句埋怨,实际上也反映出城市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当年的规划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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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施工思路,还体现在黄河大桥建设中。面对“十个月只能完成两个桥墩”的说法,孔庆德没有纠缠于单点速度,而是要求多个桥墩同时开工,再集中调配人员和物资。工程组织方式一变,工期便有了突破。
1970年7月1日,焦枝铁路建成通车。铁路建设、隧道开挖和多座桥梁施工能够在短时间内衔接完成,靠的不只是个人魄力,也依赖大量基层人员、技术人员和民兵的共同劳动。孔庆德的作用,是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在关键处迅速作出取舍。
1955年授衔时,孔庆德被授予中将军衔。以他的经历和资历,能够获得这一荣誉,并非偶然。只是比起军衔本身,他更常被人记住的,还是那种遇到难题便往前顶、遇到争议敢于承担的作风。
一座桥的宽窄,留下的是工程条件的痕迹;一句当面抱怨,则让几十年前的建设往事重新浮出水面。襄樊汉江大桥承载过铁路、公路,也承载过那个年代在有限条件下抢进度、保通行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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