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希望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关系升级,在美加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在全世界秩序快速重塑的过程中,这是加拿大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战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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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6年9月17日,法国斯特拉斯堡,卡尼在欧洲议会半圆形议事厅发表演讲。(IC photo)
该身份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范围之外,并且既不是正式加入联盟之前的准备工作,也不是简单地加深贸易伙伴之间的联系,而是由经济结构转型、战略自主突围以及产业赛道卡位这三种深层次的原因所构成,同时也折射出跨大西洋联盟内部正在发生的微妙结构性变化,其影响早已超出双边关系的边界。
支撑这次突围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美国依赖症”进行反思和修正。长期以来,加拿大的经济结构就是以资源出口为主,并且大部分出口都流向了美国,经济周期几乎完全跟随华盛顿的政治变化而起伏,这样的深度捆绑曾经被认为是加拿大地理优势以及安全保证。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不断加征关税来打击对方,这就打破了该种模式所依赖的安全幻想,在单边主义的大棒之下,盟友关系根本不能抵消经济损失的利益损失,无论是农产品、能源还是工业制成品,加拿大都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下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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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6年8月24日,加拿大魁北克省,卡尼(左)就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发表演讲。(视觉中国)
转向欧盟,表面上是分散出口风险、开拓第二市场的需要,实际上则是要把自身的能源、重要的矿产资源优势由单纯的货物出口转变为融入到欧盟产业链中的系统性的联系之中。欧洲正处在能源转型以及供应链重组的关键阶段,对于上游资源的需求十分迫切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包括天然气、氢能以及锂、钴等各种重要的矿产资源,在此之前欧盟已经加快了供给多样化进程,并且减少对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依赖。
加拿大获得“联席成员”资格之后就相当于获得了欧盟新能源、关键矿产、国防工业等领域规则制定的权利,并不是简单的价格接受者了,而可以参与到标准的制定当中去,在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的过程中处于更加上游的位置。
这样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短期贸易额的增长范畴,而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改变——由依靠美国市场提供资源供给者转变为面向欧洲市场进行产业链深度参与者的角色转变。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也会影响到外交和战略领域中的身份认同感。二战之后几十年间,加拿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本上都是跟随美国走的,并且还被戏称为“美国第51个州”,它所追求的战略自主性一直被跨大西洋联盟的整体利益所压制。
但是“美国优先”反复出现的影响之下,加拿大才明白过来,依附型外交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底线的——美国可以把盟友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来损害,在贸易上进行霸凌,在安全问题上做出单方面决定,加拿大的主要利益一次次地排在了后面。
卡尼政府上台之后不断强调的“中等强国团结”其实就是在大国博弈的夹缝里为自己争取一个中等强国的话语权,欧盟就是其实现该目的的主要依靠对象。借助于加入欧盟体系的机会,加拿大摆脱了北美地缘政治的束缚,在美国的战略框架之下由原来的“后院角色”变成了跨大西洋格局中的独立一方,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以及数字规则等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
但是这样的转变本身就有很大的矛盾性:加拿大的安全基础仍然依赖于北约和美国,经济上也不能完全脱离美国,所谓的战略自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在大国之间走钢丝的平衡艺术,并不是完全的身份转换。它的目的并不是要脱离美国,而是要在依附之外再增加一个可以借助的力量支点来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
这次的合作并不是加拿大一方的心血来潮,而是在两国的战略利益上达到了高度一致。欧盟也希望通过加拿大来弥补自身的资源缺口、实现战略自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并且建立更加独立的全球战略体系。
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既是稳定的资源供应国,也是它进入北美市场的突破口以及削弱美国影响的重要工具。利用“联席成员”的方式可以保证能源和重要矿产供应的安全性,并且可以把本国的规则制度推广到美洲,在跨大西洋的战略布局当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冯德莱恩提出这个想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欧盟能够实现战略上的独立,在全球秩序分裂的大趋势下建立起一个由欧盟主导的多层伙伴关系网。
但是这条道路一开始就存在无形中的天花板,很难达到双方设想的速度和深度。最大的外部变量就是美国,美国对于欧盟拉拢加拿大已经表示出明确的反对态度,并且还威胁要进行贸易战和政治上的报复。
不管是加拿大还是欧盟都没有和美国完全决裂的实力,加拿大的经济和安全都跟美国联系在一起,而欧盟的安全防卫仍然依靠着北约体系中的美国支持,因此两国之间的合作无法突破美国所设下的红线,一旦触碰到美国的核心利益,进程就会受到阻碍。
另外,“联席成员”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框架,它的权利和义务边界不清晰,并且既不是正式成员国也不是欧洲经济区模式。欧盟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些国家害怕过度开放会冲击本国市场和产业,还有些国家担心这会影响到跨大西洋的安全关系,从而分散欧盟对于东扩以及周边事务的关注。
尽管两国的法律体系和监管规则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差别,在地理位置上所造成的物流、人员流动的成本要比欧洲周边国家高出很多,要实现深层次的一体化就需要花费很高的规则对接费用。因此该过程很难迅速实施,大概率只能以一种大幅弱化了产业合作的形式来实现,并不能达到真正的制度一体化。
从更大的角度来说,加拿大此次的做法就是全球格局变化的一个缩影。传统阵营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在跨大西洋同盟里也出现了分化的苗头,中等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逐渐觉醒起来,单极秩序的力量不断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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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6年9月16日,法国斯特拉斯堡,卡尼与冯德莱恩在举行双边会谈时握手。(视觉中国)
以前非此即彼的阵营站队逻辑已经被更加灵活的多元平衡逻辑所替代,中等国家不再甘心做大国的附庸,在多极化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并且争取到更多的发言权和生存空间。
对于加拿大来说,在欧盟中争取到联席成员国的地位并不是终点,而是在变局之中寻找自己位置的一个起点。能否成功的进行战略突围,除了要看双方谈判进展之外,还要看它能否在大国博弈中找到合适的支点。而对于全世界而言,盟友之间结构的变化正悄悄改变着世界的底层架构,每一个中等国家的选择都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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