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三下我才摸出来。屏幕上是父亲的名字,接起来那头只有电流声。他的嗓音卡在一句话中间,我大姑,人没了。我站在单位楼道里,手里的烟烧到滤嘴才发觉。
抑郁能要命吗?
能。但那天之前,全家没一个人真信。
我大姑走的前三天,家里还为她订了一桌寿宴。饭店包间、二十口人、蛋糕上插着数字,这些在群里都定好了。大姑自己提出的,说想热闹热闹。就在订包间的同一天晚上,她给表姐发了条消息,说这些年拖累大家了。表姐回了个笑脸,加一句,瞎想什么,好好吃饭。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一个上午一个晚上,中间隔着一顿午饭。全家人看见了热闹,没看见那句话。饭照订,包间照留。
事情就这样定了。三天后包间空着,蛋糕店打来电话问还取不取。
葬礼上姑父没掉泪,坐在板凳上抽烟,一根接一根。亲戚们从他面前走过,没人跟他碰杯,没人坐他旁边。我妈拽我袖子,小声讲,都怪他,一辈子不心疼人。这话在灵棚里传了一整圈,传到姑父耳朵里的时候,变成了另一个版本,说他早知道大姑病重,故意不管。姑父听完没辩解,把烟头摁灭在鞋底,起身给来吊唁的人续水。他续水这个动作,被两个人解读成心虚,被三个人解读成演戏。同一个人,同一个动作,能长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大家需要一个能怪罪的东西。怪一个人,比怪一种病容易得多。病看不见,摸不着,怪不着,也骂不回来。人站在那儿,抽烟,续水,就能接住所有的账。
这是我在灵棚里想明白的第一件事,但不是最重要的一件。
大姑的病,家里人其实知道。知道归知道,知道的方式全是错的。
举一个我亲手参与的例子。大姑犯病最重的那阵子,她整宿睡不着,白天拉着窗帘坐在床上。我妈带我去探望,进门就把窗帘拉开,讲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能背出来的话,晒晒太阳就好了,人不能老闷着。大姑拿被子把头蒙上。我妈掀被子,她再蒙上。两个人来回拉扯了三四个回合,我妈的手停在半空,转身出来跟我讲,她这是跟自己较劲,想开点就没事了。
拉窗帘这件事,是我妈能想到的最大的努力。在她的认知里,病分两种,一种要进医院,一种要靠意志。大姑能走路能吃饭能骂人,那就不算病,算想不开。想不开的解药是劝,劝的升级版是逼,逼她吃饭,逼她出门,逼她晒太阳。全家人的逻辑链是完整的,正因为完整,才可怕。链条上每一环都出于爱,最后拧成一根绳,捆在大姑身上。
还有一个细节我憋了很多年。大姑吃过半年药,是她自己去医院开的。药盒放在厨房碗柜最上层,用装挂面的袋子挡着。有一次家庭聚餐,一个亲戚看见了药盒,随口讲,吃那玩意干什么,越吃越傻,靠自己的心气儿扛过去才算本事。满桌人附和。大姑把药盒往袋子深处塞了塞,没接话。那之后药还在不在碗柜上,没人确认过。我只能讲,出殡那天收拾厨房,挂面袋子还在老地方,里面是空的。
这个空袋子给我的判断是,大姑不是被病打败的,是被一套围观体系拖垮的。病是子弹,围观的人是递弹匣的。
这个判断偏,我知道。按常理讲,病是主犯,环境是从犯,环境顶多算帮凶。但我反复回想那半年,发现一个反常的地方,大姑在没人管她的时候,反而撑得最好。她一个人去医院,一个人开药,一个人把药藏起来,那段时间她还能买菜,还能给我表姐的女儿织毛衣。她垮下来的节点,恰恰是全家发现她生病、开始密集关心她之后。关心像潮水,人泡在潮水里,一刻都干不了。我妈一天三个电话,表姐每周必到,姑父的姐姐搬来住了半个月专门盯着她。所有人都盯着她的脸看,从她脸上找好转的迹象。她的每一个表情都成了呈堂证供,笑一下,全家松口气,垮一下,全家开会。一个人二十四小时被当作病人对待,她就只剩病人这一个身份可活了。
这个判断有一个普通人可以当场验证的事实。去医院精神科门诊坐一个上午,看那些复诊的中年人。很多人是独自去的,挂号、缴费、取药,动作熟练,神情平静。跟他们聊两句,多数人家里不知道他们在这儿的,或者知道了但不当回事。恰恰是这些瞒着家里的人,状态往往稳定,按时复诊,按时吃药。而那些全家总动员、床边轮班看守的,往往是在门诊里崩溃大哭的那批。瞒着家里是病耻感,病耻感当然不好,但病耻感给了他们一块独自喘气的地方。被全家围住的人,连这块地方都没有。
用错方式陪伴,比不陪伴消耗更大。这个道理我在那家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四个小时才咂摸出来。那四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想我大姑的碗柜,想那个空袋子。如果那个亲戚没讲那句话,药盒还在原处,大姑会不会还在织毛衣。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它逼我承认一件事,杀人的往往不是无知,是无知的人太热心。
我把这个判断在心里供了两年,供得很稳。直到上个月,它被顶翻了。
顶翻它的是一盘饺子。我去看姑父,一个人住的老房子,桌上摆着一盘白菜馅饺子,两双筷子。我问他等人吗,他讲不等,习惯了摆两双,摆了十几年。我不死心,翻出了他手机相册。相册里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两千多张照片,全是大姑。有她在阳台浇花的,有她蒙头睡觉露出一截被角的,有她在医院走廊排队缴费的背影。最后一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大姑走的当天早上。照片里她在厨房煮粥,背对着镜头。姑父讲,那天早上他看她精神不错,偷偷拍的,他手机里存了她七年,她不让拍正脸,说病着的人丑,他就只拍背影。
一个连拍照都要顺着她、只敢拍背影的人,和亲戚嘴里那个一辈子不心疼人的男人,对不上号。我继续翻,翻到一张缴费单的照片,某医院心理科,日期是大姑走前两年零三个月。我拿着手机问他,他讲那是他挂的号,他先去看的,医生跟他讲,家属要学,不能劝,不能拉窗帘,不能逼吃饭,不能提想开点。他讲他听完回家,一样一样照做了。我妈去拉窗帘那次,他站在门外没进屋,不是不管,是医生讲过家属别一起上,人多她压力大。他没拦,也没解释,因为一解释就要当着大姑的面承认她有病,这是医生叮嘱的另一条,别在家里反复提病这个字。
他学了,学得很用功。用功的代价是全家的骂名。
他挨骂的这七年,正是他按医嘱陪她的七年。亲戚们看见的是一个不闻不问的丈夫,实际存在的是一个严格执行医嘱的丈夫。这两件事在灵棚里没法讲清楚,讲出来也没人信,大家宁愿要一个罪人,罪人好消化,学过怎么陪病人的丈夫不好消化,因为一旦信了他,就得承认自己拉窗帘、掀被子、劝想开点,全是在帮倒忙。承认自己帮了倒忙,比找个罪人疼得多。所以姑父被推出去顶了罪,因为他顶罪的成本最低,他不会辩解。
我之前那个判断,围观体系拖垮了她,到这里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围观体系确实存在,我妈表姐姑父姐姐都在围观,但体系里混着一个人在对抗它,用沉默的方式,用两双筷子的方式,用两千张背影的方式。这个人没赢,但也没输干净。大姑最后还是走了,这件事说明哪怕陪对了,也未必救得回来。可全家人陪错了,这两件事在我脑子里打架,打到现在没分出胜负。我唯一确定的是,灵棚里那些骂姑父的人,包括我妈,包括我,没一个人翻过他的手机,没一个人问过他这七年怎么过的。我们审判他,用的是想象,不是证据。
姑父送我出门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记到今天。他讲,医生说过她这病随时可能出事,让我别太自责,可我从没跟家里人讲过医生的原话,因为讲了就等于到处说她随时会出事,我怕这句话传到她耳朵里。他把危险背在自己身上,背了七年,背成了全家的靶子。
单位有个同事姓周,四十九岁,行政岗。他做了一件在我看来需要相当力气的事,他给自己排了一张表,每周三下午请半天假,去医院心理科复诊,风雨无阻,排了三年。请假理由写的是处理私事,领导批,同事没人多问。我们一个办公室,我知道这件事纯属意外。有回周三下午开部门会,他不在,散会时有人在群里发会议纪要,@了他,他回了一句在外面办事。第二天他抽屉没锁,我帮他拿文件,看见抽屉最里面有一个文件袋,装着三年的挂号单,摞得整整齐齐,最早一张的日期在三年前,科室那一栏印着临床心理科。
他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家里人有病耻感的是他自己。他媳妇不知道他每周三去哪儿,他跟家里讲的也是处理私事。他跟我聊过一次,聊得很浅,讲他爸当年就是郁郁寡欢一辈子,家里没人当回事,老了以后整年整年不说话,走的时候很安静。他讲他不想变成他爸那样,所以他抢在那个东西彻底压住他之前,先去了医院。他管这个叫还债,替他爸还。他爸那代人没有心理科可去,有也不敢去,去了全村都知道。他赶上了能去的日子,他就去,用还债的名义去,因为还债这个说法他自己能接受,我有病这个说法他到现在都接受不了。
挂号单摞了三年这件事,放在数据里看一点都不孤单。官方公布过的数字,国内抑郁相关的就诊人群里,中老年群体的识别率和就诊率长期垫底,五十岁以上主动走进心理科门诊的比例,远低于年轻群体,而这个年龄段的自杀率恰恰排在各年龄段前列。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结论很刺眼,最需要去的年龄,最少的人去。周三年复一年那摞挂号单,是这个刺眼结论底下极少数的反着走的人。他反着走,靠的是一件很小的事,他爹的死。多数人到不了他这一步,多数人的家里没有那样一个父亲,多数人有的,是一个被全家劝着想开点的母亲或姑姑。
周比我强的地方只有一个,他动手早,动手早的前提是他手里有一个教训。我手里也有教训,我的教训还躺在土里。我拿着教训什么都没做,他拿着教训请了三年假。
中年抑郁到底能有多可怕,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敢一口答死。要论可怕,我大姑五十七岁走的这条命,是最硬的答案。但把这条命拆开看,可怕的好像又不全在病上。病在她身上住了好些年,她照常开药,照常织毛衣,照常提出要办寿宴。压垮她的那个东西,混在饭桌上的劝告里,混在拉开的窗帘里,混在全家人一天三个电话的关心里,混得没有一点形状。你没法指给任何人看,指着看也没人认账,认账的人要疼,不认账的人继续拉下一个窗帘。寿宴那桌菜到底取没取,我一直没敢问,怕问了以后,每年到了那个日子,桌上会多一道谁都不吃的菜。
姑父今年还是一个人住。上周末我路过,看见他在阳台上浇花,浇的是我大姑当年留下的那几盆。有一盆兰花,大姑病着的时候没管过它,叶子枯到底了,姑父没扔,接着浇。我站在楼下看了很久,那盆兰花的根上,今年冒出来两个新芽,芽是绿的,很细,风一吹就晃。
姑父明天早上还是会摆两双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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