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儿女常来看望的，不是存款最多的，而是还能帮接孩子、修水管

傍晚六点二十，我掀开冰柜盖子，一股白气扑到脸上。我伸手进去摸雪糕，指尖先碰到一层霜。

门口两把塑料椅上坐着人，谁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马路那头。蝉在树上叫，叫得人心里发空。

王姨从五号楼过来，胳膊上挎着一把活动扳手，铁头磨得发亮，木柄上缠着两圈黑胶布。

“小许，给我拿瓶水。”她隔着半个院子喊我。

我从冰柜里抽了瓶最便宜的递过去，问她这是干啥去。

“上建国家，厨房那管子漏半个月了。”她把水夹在腋下，拧开盖子灌了一大口。

“他不找人修？”

“找人修不要钱啊。”她把扳手往胳膊里夹了夹，抬脚就走。

塑料凉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啪响，一直到拐过五号楼才听不见。

我回头看门口的椅子。最边上坐着老周，膝盖上搁一个塑料袋，里头两根火腿肠。

他把报纸叠得四四方方，叠好了抖开，抖开了又叠，叠得纸角都起了毛。

“周叔，吃了没？”我问他。

“吃了。”他说，“挂面。”

“就吃挂面？”

“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太阳落到六号楼后头去了。招牌上的塑料布哗啦哗啦响，响得没完没了。我拉下卷帘门，坐到柜台后头。

柜台底下压着一个硬皮本子，原先是我记赊账用的。后来赊账的人少了，我就拿它记别的。

记谁来了，谁来接孩子，谁家儿子来了待多久。

我把本子摊在膝盖上，用指头点着数。常来我门口坐的退休老人，正好二十位。

我在这个小区南门里开了十一年店。十一年前我在纺织厂，厂子倒了，我拿八千块买断工龄。

那时候苗苗刚会走，我在南门租了间十几个平方的门脸，卖烟酒副食，顺带代收快递。

小区是老小区，六栋楼，没电梯，住的大多是老人。我男人在工地上，一年回来两趟。

家里就我和苗苗。我妈住六号楼，一个人，我爸走得早。

开店的都知道,门口那几把塑料椅是我的眼睛。夏天坐满，冬天也有人端着缸子出来晒太阳。

他们在我眼皮底下说儿女，说退休金，说谁家的儿媳妇又买了个什么包。

听多了，我就往本子上记。本子第一页的字歪歪扭扭。

“三号楼赵大姐，孙女二年级，天天接。”

“五号楼王秀兰，儿子建国，儿媳小敏，孙子腾腾。”

“一号楼老孙头，外孙女上幼儿园，天天骑电动车送。”

“二号楼老周，周德海，退休会计，儿子周强。”

写了半年，我发现一件事。这事说出来不好听，可我数了三遍，都没数错。

儿女来得最勤的那几家，老人手里都不宽裕。

王姨退休金三千二，赵大姐三千六，老孙头两千八。可他们家的孩子，一天最少来一趟。

来得最少的那几位，退休金反倒高。

老周一个月八千四，儿子一个月来一回。二号楼老李，退休前是中学老师，女儿两个月没露面。

我在本子上画道道，画得满页都是。画完我又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第二天上午，王姨的儿媳妇小敏来了。

小敏在我这儿买了两盒酸奶，一盒给腾腾，一盒她自己喝。

“我妈腰又疼了。”她一边扫码一边说。

“那你还让她干活？”

“她自己要干。”小敏说，“我拦都拦不住。”

她拎着酸奶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句：“许姐，我妈要是来你这儿坐着，你帮我劝劝她。”

“劝她歇着？”

“劝她别老往楼上跑。”她叹了口气，“六楼，我爬着都费劲。”

她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

下午老周来了，还是要买挂面。

我给他拿了一包，顺手搁了两个鸡蛋在袋子里。

“鸡蛋不要。”他说。

“送的。”

“谁要你送。”他把鸡蛋拿出来放回筐里，推得很客气，也很犟。

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把挂面夹在胳肢窝里，半天没动。

“你本子上记什么呢？”他忽然问。

“记账。”

“记谁的账？”

“记你们的。”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不太像笑，嘴角动了动就回去了。

“我儿子上礼拜来了。”他说。

“嗯，我看见车了。”

“拿了两箱奶，坐了十分钟。”

“不少了。”

“王秀兰家呢？”

“她儿子一天两趟。”

老周把手里的挂面换了只手拿，塑料袋窸窸窣窣响。

“她有钱？她退休金才三千二。”

我没吭声。他就那么看着我，等我说。

“那你说，”他又问，“他们图啥？”

我看着他膝盖上那包挂面，想了半天。

“图您还能搭把手。”

老周没说话。他把烟从兜里摸出来，捏了捏，没点着，又塞回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搭不上手了。”

五月底，苗苗月考。我妈早上七点就来敲门。

她手里提着一袋鸡蛋，还有一小把香椿，叶子还带着露水。

“你别管，我给苗苗煮。”

“妈，你歇着，我自己来。”

“你六点半就得开门，你煮什么。”她把鸡蛋往灶台上一放。

她从门后把围裙拿下来，自己系上。带子在背后绕了两圈，打了个结。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她个子小，够吊柜的时候得踮脚。

她今年七十六了。背有点驼，走路的时候两只手在身侧晃。

苗苗出来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

一碗卧鸡蛋，一碟香椿拌豆腐，一个热馒头，馒头底下垫着一张餐巾纸。

“姥姥，你怎么又来了。”苗苗一边拉椅子一边说。

“我不来谁给你煮。”

苗苗埋头吃，吃了两口抬头：“姥姥，你手怎么了？”

我妈把手往围裙后头一背：“切菜切着了。”

我看见她手背上贴着一块创可贴，边缘翘起来了。

苗苗吃完饭，书包一背，我妈就跟出去了。

“我送她到校门口。”

“学校就隔两条街。”

“两条街也有车。”

六月头上，老周跟我说，他要去儿子家接孙女。

“以前都是我接。”他说。

“您孙女多大了？”

“三年级。那会儿她妈上夜班，我天天去。”

“那现在谁接？”

“她姥姥。”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把报纸卷成了个筒，攥在手里。

第二天他真去了。下午四点半，我在门口看见他从西边回来，走得挺直。

“接上了？”我问。

“没有。”他说，“她姥姥先到了。”

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坐了半个钟头，一口水没喝。

“我跟老师说我是她爷爷。”

“老师怎么说？”

“老师说，”他顿了顿，“老师说，要登记，让我等家长来。”

说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两颗糖，放在我柜台上。

“给苗苗的。”

“您留着给您孙女。”

“她不吃这个了。”

那两颗糖在我柜台上搁了三天，我收进了抽屉里。

过了两天，他又去了儿子家，说是要修马桶。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在店里理货，听见楼道里有人吵。

是周强。他声音不大，但是顶人，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撂。

“您拧坏了我找谁去？楼下人家墙都泡了。”

老周没声。

“赔了人家三千，我这月车贷还不上。”

老周还是没声。

后来我听见老周说了一句：“我给你。”

“您给我什么？”

第二天早上，老周来买烟。他要的是最便宜的那种。

“三千我给他了。”他说。

“您哪来的钱？”

“存折里取的。”

他拿烟的手抖了一下，火柴划了三回才划着。

“周叔，”我说，“您下回别去了。”

“我不去我干啥。”

他说完就走了，烟叼在嘴上，一口没抽，烧到一半自己灭了。

六月中，王姨摔了。

给儿子家扛米，六楼，她扛到四楼半，腿一软就坐下去了。

米撒了一楼梯，白花花的，人坐在地上起不来。

是三号楼的老孙头先发现的，喊了人，又跑回楼里拿手机。

我在店里听见救护车响，跑出去的时候，她已经被抬上车了。

小敏在后面跟着，眼睛红红的，手里还攥着腾腾的水杯。

王姨在医院住了十四天。

我去看她那天，病房里三张床，她靠窗。窗台上放着一个保温桶。

“今天谁来了？”

“建国早上来的，送了粥。”

“小敏呢？”

“她下午来，接腾腾。”

“那你晚上一个人？”

“晚上没事。”她盯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就是翻身费劲。”

我给她削了个苹果，皮削断了三次。

她吃了两小块，把剩下的推给我。

“小许，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我这次摔得不是时候。”

“怎么不是时候。”

“腾腾放暑假了，小敏单位正忙。我这一躺，她得请假。”

她看着窗户外面，楼下有护工推着轮椅走过，轮子吱呀吱呀的。

“我不能歇。”她说，“我一歇，这家就没人来了。”

我手里的苹果皮断了。

“您别瞎想。”

“我不是瞎想。”她说，“你看老周。”

我没接话，把苹果皮扔进垃圾桶。

她又说：“你也别笑我。你妈不也一样，天天给你接苗苗。”

我愣了一下。

“那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我从床头柜上拿起水杯，给她倒了半杯水，没说话。

王姨出院那天，我去接的。

建国开车来的，小敏坐在副驾，腾腾在后座吃薯片，油手往椅背上抹。

王姨从电梯里出来，走得慢。建国伸手去扶，她把手甩开了。

“我自己能走。”

她上车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医院大门。

“我这辈子，头一回坐小汽车。”

车上腾腾吵着要开空调，小敏说费油，建国没吭声。

夏天来了。店里的冰柜从早响到晚，嗡嗡的，跟有只大虫子在里头。

早晨的太阳斜着照进来，落在地上一块一块的。

老周还是那个样子，一天来两趟。早上买一份报纸，下午买一包挂面。

他开始在我门口修东西。

先是把门口那两把塑料椅的腿锯平了，又把其中一个的螺丝拧紧。

“晃得人屁股疼。”他说。

又帮三号楼的小孩补了两回车胎，补胎不要钱，还搭进去两片胶。

有一天他孙女自己来了，穿一条黄裙子，脚上一双白凉鞋。

“爷爷，我买冰棍。”

老周从椅子上站起来，站得特别快，膝盖响了一声。

他掏钱的时候手忙脚乱，零钱撒了一地。

小女孩蹲下去帮他捡，捡了半天。

“爷爷你手抖什么？”

“没抖。”

冰棍五毛钱。他给了一张十块的，我找了他九块五。

他把零钱叠好，塞进那个塑料袋里。

八月初，老周住院了。

是心脏，要做支架。前一天晚上他来了我店里。

那天他买了一包好烟，三十多块的那种，红壳子。

“小许，帮我个忙。”

“您说。”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磨白了，中间的折痕深得发黑。

“我要是出不来，你把这个交给我儿子。”

“您别胡说。”

“你应一声。”

我把信封接过来，捏了捏，里头是纸，不厚。

“行。”

他点点头，又买了两根火腿肠，转身要走。

“周叔。”我叫住他，“那包好烟，您自己抽一根。”

“那个留着。”他说，“来人再抽。”

他住院住了九天。他儿子来了一次。

那天下午，我在店里看见周强的车停在门口，没熄火。

他进去二十来分钟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在楼下抽了根烟，抽一半就掐了。

他没往医院那边看一眼，开车走了，尾气喷在路牙子上。

我站在店门口，手里的抹布一直没放下。

老周出院是我叫的车。他从楼上下来，瘦了一圈，裤腰松了，用一根绳系着。

到楼下，他不肯上楼，坐在我门口的椅子上。

我把信封还给他。

他捏着信封，捏了半天，手指头一遍一遍摩挲那个折痕。

“你看了没？”

“没看。”

“你看看吧。”

他把信封拆开，抽出里面那张纸，递给我。

是一张手写的账。圆珠笔，字很小，一行一行排得整整齐齐。

“二〇一三年，周强结婚，十八万。”

“二〇一六年，买房首付，二十八万。”

“二〇一八年，换车，十二万。”

“二〇二〇年，孙女上私立，六万八。”

“二〇二一年，周强做生意亏了，十五万。”

“二〇二二年，小敏开店，十万。”

我在心里加了一遍，八十九万八。

底下还有一行：“红包，每年一万，九年，九万。”

八十九万八加九万，九十八万八。

“差一万二，就到一百万。”他说。

我把纸还给他，手有点抖。

“那您手里还有多少？”

“三万七。”

我看着他，一时说不出话。

怪不得他天天吃挂面。怪不得他买火腿肠只买两根。

“我不是跟你诉苦。”他说。

“我知道。”

“我就是不明白。”

他把纸叠好，塞回信封，一下一下把折痕按平。

“我给他这么多，他一年来看我十二回。”

“王秀兰一分钱没有，她儿子一天来两趟。”

风从南门那边吹过来，招牌上的塑料布哗啦哗啦响。

我说：“周叔，钱是死的。”

“人呢？”

“人是活的。”我说，“您得让他觉得，离了您不行。”

老周笑了一下，呵了一声，像漏气。

“我这把年纪，还能让人离不了？”

“能。”

那天晚上我把信封翻过来，看见背面有铅笔字。

很淡，擦了又写，纸都擦毛了。

“周日来。”划掉了。

“下周日来。”又划掉了。

再下面一行，写着：“不来也行。”

我盯着那四个字，盯了很久。

第二天我问他，背面那字是谁写的。

“我记性不好。”他说，“写着提醒自己。”

他把报纸叠起来，叠得四四方方。

叠完了又抖开，抖开了又叠。那天他叠了七回。

九月初，苗苗开学，初二。

开学那几天我店里忙，进货、理货、贴价签，一天站十二个钟头。

我妈天天来。

早上来送苗苗，中午来给我送饭，晚上来接苗苗。

“妈，你别跑了，一天三趟。”

“我闲着也是闲着。”

她说完就去擦柜台。我柜台上本来就干净，她擦了三遍。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已经九点多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墙上去，扶手上一层灰。

到三楼，我听见家里有声音。是水声，还有金属碰瓷砖的响。

我开门进去，厨房灯亮着。

我妈趴在地上，上半身钻在洗手池底下。

她膝盖底下垫着苗苗那件旧棉袄，袖子上全是灰。

手边放着一把活动扳手，铁头磨得发亮，木柄上缠着两圈黑胶布。

“妈，你干什么！”

“管子漏了。”她在底下瓮声瓮气地说。

“漏了你叫我啊。”

“叫你明天来，得淌一夜水。”

我蹲下去拉她。她不肯起。

“马上就好，就差半圈。”

我看着她那双手。指头关节都是肿的，指甲缝里是黑的。

手背上那块创可贴还在，换了一块新的，边角照样翘着。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扶着灶台站起来的。

站起来的时候“嘶”了一声，很轻，像怕被人听见。

“好了。”她说，“你试试。”

我打开水龙头，不漏了。

她从地上捡起那把扳手，用围裙擦了擦。

“这扳手哪儿来的？”

“王秀兰给的。”

“你什么时候跟王姨……”

“上回在医院，她说好用，给了我一把。”她把扳手往桌上一放，“比你爸那把强。”

她要回家，我留她住下。

“不了，我明早还得买菜。”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

“苗苗的书包我给她装好了，卷子签了字。”

“嗯。”

“冰箱里那罐萝卜干是你王姨的方子，我腌的，你尝尝。”

门关上了。我站在厨房里，听着她的脚步一层一层往下走。

我收拾灶台的时候，看见她的布包忘在椅子上。

布包拉链坏了，用一根红绳子系着，打了个死结。

我想给她送下去，又想起她明天还来。

包里有个塑料袋，露出来一角。我抽出来看，是几张纸，折得小小的。

是电费单、水费单，我家的。缴费日期都过了，单子上盖着“已缴”的章。

单子底下还有个小本子，比她手掌大一点，封皮是买酱油送的。

我一页一页翻。

“三月二日，苗苗月考，早起煮蛋。”

“四月七日，小许来例假，炖排骨。”

“五月十九日，小许店里忙，我接苗苗。”

“六月十一日，膝盖疼，贴膏药，别跟小许说。”

“六月十二日，买小油菜，苗苗爱吃。”

翻到最后一页，写的是：“这个月没帮上什么忙。”

我把本子合上，坐在椅子上。

坐了很久，坐到厨房那盏灯自己跳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七点，门响了。

我妈提着两个塑料袋，里头是菜，塑料袋勒得她手指发红。

“今天小油菜便宜，两块八。”

她把菜往灶台上一放，围裙从门后拿下来。

围裙的带子系不上，她够不着后面，手在背后绕了两圈。

我走过去，替她系上了。

她愣了一下：“你今天不用开门？”

“晚点开。”

那天早饭是我做的。鸡蛋煎破了两个，苗苗说好吃。

我妈坐在桌边，看着我们吃，手放在膝盖上。

“你怎么不吃？”

“我吃过了。”

她面前那碗粥放凉了，结了一层皮。

那把扳手，我擦干净了，放在鞋柜上。

她第二天来的时候看见了。

“你的扳手。”我说。

她拿起来掂了掂，又放回去了。

“搁你这儿吧。你家老是漏。”

王姨现在不扛米了。

她改成在我门口坐着择菜，等腾腾放学。菜篮子搁在腿上，一边择一边看表。

有一天她跟我说：“我算是想开了。”

“想开啥？”

“能用一天是一天。”

“这叫想开？”

她笑，把菜篮子往腿上一搁。

“你还年轻。”

老周现在在小区里挺忙。

他给四号楼修了个电饭锅，给一号楼换了个插座，还帮人磨了三把菜刀。

他孙女开始自己来买冰棍了，不再是他去接。

小女孩在门口喊“爷爷”的时候，老周的报纸就叠不好了。

“爷爷你叠得像包子。”

“你懂什么。”

他嘴上这么说，报纸还是叠成了包子，一整个夏天都是。

十月底，天凉了。早上有雾，雾散了才看得见六号楼的窗户。

我给我妈买了双棉鞋，四十二块，鞋底带防滑纹。

她试了试，说有点大。

“大点好，垫双鞋垫。”

“那得穿到明年。”

“那就穿到明年。”

她把鞋脱下来，用塑料袋包好，抱在怀里抱回了家。

那天傍晚我又掀冰柜盖子。

白气扑到脸上，跟半年前一模一样。

门口两把椅子坐满了人，有人自己从店里搬了个小马扎。

我妈坐在最边上，手里剥毛豆。

苗苗放学回来，书包往地上一扔。

“姥姥。”

我妈应了一声，把一颗毛豆塞到她嘴里。

“生的！”

“生的才甜。”

我把硬皮本子摊在柜台上。

二十个名字，从头到尾一行一行。

我翻到最后一页，添了一个。

我没写名字，只写了“六号楼”。

写完我合上本子，去给她续了杯热水。

杯子是搪瓷的，边上磕掉一块瓷，是她的，一直在她包里带着。

她接过去，两只手捧着，低头吹了吹。

风从南门那边过来，招牌上的塑料布哗啦哗啦响。

响得挺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