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极端思潮如何绑架以色列的国家战略

巴以冲突持续延宕，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与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多轮停火谈判屡陷僵局。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舆论习惯于将这场冲突简化为偶发性的安全反恐或阶段性的战术攻防，却刻意回避了以色列国家内部正在发生的深刻质变。当前的危机绝非孤立的安全事件，而是以色列数十年来政治思想光谱急剧右倾的结果。在宗教弥赛亚主义与定居者狂热思潮的合流下，极端势力已经完成对以色列国家核心权力的实质掌控。这种思想质变不仅彻底绑架了其对外战略，更在司法、人口、财政与军事层面，从内部解构着这个国家赖以立足的制度根基。

从实用主义建国到宗教狂热掌权

回溯以色列七十余年的政治演变，主导国家意志的思想底座经历了两次坍塌：

• 建国初期，以戴维·本-古里安为代表的工党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执政精英以东欧世俗犹太人为主，行事风格倾向于实用主义，将建立现代国家机器、吸纳移民以及发展农业定居点置于首位，在领土扩张上保持了一定的现实主义克制。

•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打破了这一平衡。以色列在六天内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此次地缘剧变激活了沉睡的宗教复国主义意识形态。“重返圣经土地”的狂热迅速蔓延，土地被赋予了神圣的弥赛亚救赎色彩，为日后的极端定居者运动埋下了火种。

• 1977年，利库德集团上台，梅纳赫姆·贝京与后来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将泽埃夫·亚博廷斯基的“铁壁”学说奉为国家信条，主张放弃任何领土妥协的幻想，依靠压倒性的军事武力构筑不可逾越的心理与物理屏障，迫使阿拉伯世界在既成事实面前低头。

但在过去十余年里，这一传统右翼路线进一步被边缘极端势力蚕食。为了在司法诉讼与执政危机中维系权力，内塔尼亚胡在2022年底选择与极右翼政党全面结盟，将比撒列·斯莫特里赫、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等定居者运动核心人物迎入内阁中枢，分别执掌财政部与国家安全部。这一转变标志着，以色列的最高国家决策权已不再由传统的防务官僚和世俗政客把持，而是彻底落入坚信“神赐土地不可分割”的弥赛亚狂热者手中。

1948年阿以战争中的以色列士兵

虚幻的安全护栏与战略盲区

在极右翼思潮全面掌权之前，内塔尼亚胡政府长期奉行一套名为“冲突管理”的战略假说。该假说的核心逻辑是，巴以冲突无需政治解决，也无需落实以联合国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只需通过严密的技术手段即可将其“无害化”：

• 在安全层面，以色列斥巨资沿加沙边界和约旦河西岸修建地下防隧道深墙、高灵敏度监控传感器以及遥控自动化武器哨塔；

• 在战斗层面，通过定期的精准空袭清除抵抗力量骨干；

• 在经济层面，通过发放有限的劳工准入许可证和微薄的经济配额，试图用经济利益置换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

• 在外部地缘层面，以色列决策层更试图直接绕开巴勒斯坦问题，通过推动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亚伯拉罕协议》，打造排他性的地区商业与防务网络，制造无需实现民族和解也能坐享绝对安全的虚幻假象。

实际上，这种将国家安全寄托于高技术壁垒与外交绕道的投机设计，不仅未能消解被占领土上的反抗意志，反而在持久的物理封锁中积聚了更为剧烈的反弹势能。“冲突管理”未能筑起真正的安全护栏，反而让以色列决策层陷入了“现状可以永久维系”的群体盲区，直接导致了战略预警和战备体系的全面失灵。

1993年9月13日，华盛顿，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左）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中）主持下与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握手，以纪念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签署和平协议。

司法政变与人口结构的死结

极端思潮对国家政权的侵蚀，最直接的表征是其对内部治理秩序的粗暴颠覆。极右翼势力进入内阁后，迅速启动了针对最高法院的司法改革。其根本意图在于削弱司法机关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彻底扫清最高法院对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扩建与土地没收的法律阻碍。这一举动引爆了以色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国内政治危机。在长达数月的全国性抗议中，特拉维夫的世俗高科技精英、大学学者、企业界人士乃至军方将领和空军预备役飞行员纷纷走上街头，甚至公开以拒绝服役相抵制。这场空前的内部撕裂，暴露了世俗现代社会与神权狂热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制度鸿沟。

更深层的危机源于人口结构的代际位移。以色列世俗犹太人的生育率保持在正常水平，而极端正统派哈雷迪群体与宗教民族主义者的生育率远超平均线，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正以不可逆的速度攀升。人口结构的变化催生了极其尖锐的兵役与税收矛盾：

• 根据历史惯例，绝大多数哈雷迪青年享有免服兵役的特权，整日沉浸于宗教经学院研修，并依靠国家财政补贴生活；

• 而承担国家防务与绝大部分税收重负的世俗群体，却在前线面临长期动员、伤亡攀升与经济停滞的多重挤压。

随着军方人力资源的极度匮乏，极右翼内阁对哈雷迪免役特权的执意庇护，正在将以色列社会的公平底线推向崩溃边缘。

2023年7月5日，以色列民众抗议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改革司法体系的计划，抗议活动导致特拉维夫一条高速公路封锁。

从定居点蚕食到行政吞并

在约旦河西岸，极右翼思潮的主导地位已经转化为赤裸裸的领土吞并行动。斯莫特里赫兼任国防部主管民政事务的职位后，实质上启动了由军管体制向文官行政体制过渡的法律程序。这一转变在国际法层面上构成了事实吞并。以色列官方不仅大规模将原先未经批准的前哨基地合法化，批准建设成千上万套定居点住房，更通过扩建专属高速公路网、水电管线与军事检查站，将被占领土切割为数十个互不相连的封闭岛屿。

从2024年至2026年，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人口持续突破历史高位，定居者在以军纵容下针对巴勒斯坦村镇的袭击事件有增无减。这一系列手段的真实战略意图不仅在于掠夺土地，更在于通过不可逆的地理切碎和基础设施垄断，在物理层面彻底消灭建立领土连贯的巴勒斯坦国的任何可能。所谓的“两国方案”在定居点的疯狂扩张中被彻底空心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建立在无限期军事管制、剥夺数百万原住民基本公民权基础上的双重法律体系，当局长期标榜的法治叙事的本貌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暴露无遗。

高科技光环褪色与消耗战财政透支

过去三十年间，以色列国家自信的核心支撑，是其以特拉维夫为中枢、高度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的“高科技创新国”形象。然而极端思潮引发的长期安全冲突与全面动员体制，正在动摇这一经济支柱。数十万受过良好教育的科技人才与专业工程师被长期征召入伍，导致初创企业项目停摆、研发周期延宕，关键技术投资外流现象显著加剧。国际主流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推高了政府的借贷成本。

与此同时，战费开支呈几何级数膨胀。政府不仅要承担庞大的弹药消耗和装备维护账单，还需支付沉重的预备役补贴与流离失所人口安置费用。而受制于极右翼政党的政治要挟，财政部在削减常规民生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依然顽固地向西岸定居点建设与非生产性的宗教经学院输送巨额专款。这种经济基础与狂热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冲突，正在迅速耗尽以色列的财政耐受力和经济韧性，将国家经济拖入失血性衰退的恶性循环。

霸权纵容与外交孤立

以色列极右翼战略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推行，其外部根源在于超级大国的无底线袒护。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视为维系中东军事存在与地缘霸权的核心枢纽，无论特拉维夫的执政路线如何激进化，美方的安全兜底与巨额军事援助从未中断。在战事爆发后，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屡次滥用一票否决权阻挠国际停火倡议，同时动用战略空运通道源源不断运送重型制导弹药与防空拦截弹。

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捆绑，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国内政治生态的深层异化。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以及大选周期中的选票政治，限制了白宫采取实质性施压手段的空间。尽管美国政府在公开表态中频繁提及巴勒斯坦人道危机，并象征性制裁少数极端定居者，但在武器禁运或切断军援等核心杠杆上始终寸步不让。这种言行割裂的霸权偏袒，不仅未能对以色列极右翼形成有效约束，反而成为特拉维夫不断扩大地面行动与越境打击的政治通行证。美以同盟的绝对捆绑，不仅让美国自身的国际公信力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中遭遇前所未有的信誉崩塌，也在客观上将整个中东推向多线对抗与全面失控的危险边缘。

以色列当前的战略困境，本质上是一场由极端思想全面反噬国家理性的意识危机。决策层试图凭借神学教条与历史霸道来推翻地缘现实，笃信依托尖端武力和定居点扩张能够创造永久的既成事实，却无法抹除这片土地上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事实存在，更无法单凭武力强权消解四面环敌的地缘重力。这种将国家生存绑定于无休止战备与无边界占领的模式，正在自内向外摧毁其经济与社会承载力的极限。当绝对安全的幻觉最终沦为一场没有尽头的消耗战，特拉维夫筑起的铁网与高墙，并未能阻隔外部风险，反而将自身牢牢围困在无法自拔的地缘陷阱之中。

注：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