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教育、中产焦虑和一场集体意义制造

在本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入学许可》的气质显得有些特别。它是一则轻巧却耐人寻味的小品，如小石之掷，激起水花。而电影的状态和导演徐琨华本人一样，松弛幽默。这是徐琨华第一次执导长片，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编剧这个行当里待了很多年。

9月27日放映结束后，观众们展开了追问、推敲和考据式的解读。这部影片究竟想传达什么？有没有特殊的隐喻和指涉？众说纷纭之际，亦有影迷笃定地抛出了自己的论断。

凹凸镜DOC的记者邀请导演在平遥电影宫进行了一次极其松弛的闲聊。交流到最后，问题不止关于电影，更关于我们究竟想在电影节寻找什么。

九月的平遥不似往届影展举办时那么寒冷，阳光会在申时洒入门厅，影迷们三三两两聚在电影宫内外里，一起讨论，争辩，然后各自生产意义。

这或许正是电影节有意思的样子：电影被放完，意义才刚刚开始。

东亚教育、中产焦虑和一场集体意义制造

采访/撰文：权湄荻

编辑：张劳动

东亚教育与中产焦虑

凹凸镜DOC：为什么想拍一个这样的故事？创作缘起是什么？

徐琨华：到了这个年纪，身边不少朋友都有了小孩，我自己没有，反倒总忍不住多留意他们的近况，也常常好奇他们当父母之后的生活状态。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待着，我就打电话找朋友一个一个聊天。

我问一位大学同学：“那你儿子呢？”他儿子那时候应该上二年级。他把镜头一转，我看到他儿子在那边上网课。我想到他孩子学费很贵，就问：“那上网课学费有少吗？”他们夫妻俩都是白领，两个人一年收入并不少，但孩子光学费一年就得25万。他说：“学费一毛钱都没少。”我问他对于这件事，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说：“明明孩子认真学习我应该开心，但心里却感觉有一把刀在刮。”

我这个朋友是名校毕业，我们以前常说：“你不用送小孩去那么贵的学校，你自己都能考上，你太太比你还聪明，你们两个教小孩肯定没问题。交了那么多学费，你就没钱过日子了，要么跟爸妈要，要么得拿存款。”

我很不能理解，但他有他的理由，说想让小孩学英文等等。我说：“那你觉得这是你的困扰，还是你真的觉得这是为了小孩好？”他没有回答，这个话题就这样了。

后来我给他打视频电话，他没反应。我发现我这些朋友平常算盘打得很精，但这个时候好像完全靠感性在做决定，这跟他们以前的行为都不一样。所以我开始好奇，发现身边朋友有意无意都在告诉我关于小朋友上学的困扰。不只是入学，还有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学校教育应该给孩子什么、作为家长跟孩子应该是什么距离、又该承担什么责任等等......这些都很困扰他们。

凹凸镜DOC：关于影片主角的社会身份，你把他们设定为一个相对体面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什么会这样考量？

徐琨华：我觉得大家都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主角夫妇设定成薪水再少一点的普通上班族。但对于我们而言，这是编剧的设定而已——只是为了配合场景，挑个好写的设定。当然也可以说，不是中产的人想变成中产；而已经是中产的人，又不满足于保持中产。这个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不是我们电影的重点。我其实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问这个，我想知道大家的想法。

凹凸镜DOC：因为我很好奇：家庭已经是中产的孩子，为什么还要这么卷？父母已经把路铺好了，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这可能是我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

徐琨华：家境好的孩子可能起点比我们高。但我想表达的是，就算他是985大学毕业、外国大学毕业，家长都还是会继续操心。比如，初中、高中不准孩子早恋，大学毕业又催着孩子结婚，结婚了继续操心小两口要孙子，然后问题又轮到去哪上学。

讲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尔·盖茨的女儿创业，比尔·盖茨也要帮她介绍投资人。所以不是说有地位、有资源，就可以躺平。父母也一样，只要有了小孩，就会进入另外一种模式，开始一直操心。

所以其实大家共享同一套烦恼。我拍电影就是因为我好奇，但我没有答案。我比较像是把我的困扰传染给别人。

控制环境，让一切自然发生

凹凸镜DOC：在媒体发布会上，你说拍一个故事，会想把这个故事放置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那这个“可控制”具体指的是什么？

徐琨华：我在学电影时，就知道拍戏三要素：时间、金钱、品质——你又要快，又要好，又要省。但这三点基本不可能同时存在。以前听到这个理论，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实践过。但等到我实践过之后，就明白了：假如你很着急，又有钱，你就会用钱去解决问题。很简单，就跟在网络购物一样。你想省钱，就只能多花点时间，在那边慢慢想、慢慢找。有时候你也能撞到宝贝，觉得这个其实很适合我——虽然没牌子，也可以穿。

对我来说，所谓的控制，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去控制什么，而是我和工作伙伴一起面对限制。我的创意，就是在这个限制的基础上，去挑战我自己。

这部影片的班底，从灯光指导到造型指导，都做过很大的项目。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来拍这个戏甚至有可能会“赔钱”的，因为时间都花在这里，不可能（比更商业的项目）赚钱。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没钱有没钱的方法，反而可以回到单纯做电影的乐趣当中。

我觉得，所谓的控制，是去控制这个环境，以及事情发生的过程。

凹凸镜DOC：很多观众都觉得这部电影有一种舞台剧的调性，因为故事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发生。所以我很好奇，你怎么构思这个空间里的种种调度？

徐琨华：一开始，我们先确定空间。要确定空间，就得回到文本，看文本对这个空间有什么需求。我跟美术先开会，把房间的大致需求定下来。我们不可能搭景，所以我只要一点点预算，在这个条件下去找景。美术定下需要什么，执行制片去找。找到之后，还得在我们的预算内租下来。然后我们才开始判断这个空间里的特殊性——它能不能帮我们说故事。

因为租那间酒店房间每天还是要钱。所以美术组把那个地方量了，再找一个空地，在地上用胶带画出空间，演员就在标记出来想象的空间里排练、走位（类似像电影《狗镇》一样）。大概排练一个星期，他们自己会有感觉，会在那个地方创造意义。而我们做导演的，有时候需要推动他们一下，或者问一些问题。演员把彼此人物间的关系摸差不多，排练也差不多结束了。开始拍之后，每天收工时，我会让他们再走一次明天的戏。趁这个时间，我跟摄影师把机位定下来。

撇开这个过程不谈，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拍戏，既要考虑演员是什么状态，也要考虑这个戏的味道，让内容和形式互相呼应。比如我很喜欢法哈蒂导演的《关于伊丽》。那些演员跟法哈蒂合作很多年，相互了解，他们排练时间更长，可以让摄影机动起来去帮助观众进入故事。我没办法达到他那样的大师水准。考虑到我们的条件，我们才试着用现在这个方法去说这个故事。

所以拍戏就是这样，你要看你有什么。有个想法之后，你说：“假如我能做到那样子，那会很好。”但当你试了之后，如果觉得：“哦，我好像做不到。”那就要去应变，应变也会有一个应变结果，这其实是从限制中去摸索打破惯性的机会。当然我们也要去想，在这个应变结果里，能做到的最好状态是什么样子——我得能接受，且不会后悔。

凹凸镜DOC：我对一个镜头印象很深：主角夫妻在前面，乔理事进来，开始交流，这时王宏伟老师饰演的中介默默退到一边，自顾自翻报纸。这个镜头非常自然，演员的状态也很舒服。同时，我私心很喜欢汪飏这位演员，因而也好奇，当初是怎么选定她作为女主的？

徐琨华：汪飏是中戏毕业的。她现在在法国念硕士，有时也会回来拍戏。我觉得她不是那种“要当大明星”的人。她就是喜欢演戏，只要觉得故事有趣，她就接。她并不依赖这份工作，但也不是不缺钱。她每天要过日子，要去咖啡馆打工，她是有生活的。一开始也是一个前辈推荐，说你们这个戏可以去了解她看看。因为《入学许可》里，母亲这个角色是出国上过学的，刚好和她的经历符合。但汪飏没有当过妈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她需要去了解当母亲的那一面。了解这个背景与人物，对她来讲驾轻就熟。因为她既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也一直在观察与自己不同的生活。

关于王宏伟老师，当初我们把剧本给他的时候，他看完觉得有点平淡，不太明白这个像是白开水的故事有什么值得拍的。我和我的制片人林启安，也是这个戏的联合编剧，一起找王老师聊了很多次。当他慢慢了解我们为什么想拍这个故事、也认识我们的脑回路，他就理解了这个故事对我们的意义，也找到切入人物的方法。

男主角刘又年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也了解我们的想法、持续观察世界并体会。我觉得演员肯定可以演超过自身生命经验的事情，但必须通过积累和观察。假如一个演员平常不透过观察和发现去产生自己的想法，那演员的同情也只是来自于剧本里的人物而已。

凹凸镜DOC：我还有一点很好奇，也是我觉得你处理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小孩子的状态。影片大部分时候，小孩都是失语的、不在场的、隐匿的。所以我想听你谈谈，你对孩子这个角色的设定。

徐琨华：过年的时候，亲戚聚在一起，总有比我们小的孩子，很快就消失了。大人做大人的事，没人管他在干嘛。然后突然需要他了，就把他叫过来——“谁谁谁，来拍照，一起帮爷爷过生日”“来拜年，来拿红包，来说恭喜发财”。孩子们一开始会跟大人吃饭，过一会儿他就在角落里玩什么《战地风云》。这是小朋友自己的求生之道，他们有自己寻找舒服之处的方法，就跟我们一样。

所以我根本不和小演员说他该怎么演，他的走位都是自己选的。这不是在说他是天才，而是你把空间给他，他自然就会做这件事。当我们把美术做好，把其他东西弄好，他自然会找他舒服的地方待着。在影片那个浴室中，他能待哪？肯定去浴缸里待着，因为我们没给他别的选择，连椅子也没有。所以影片里他的行为不是我教他的。我只是跟他说：“你现在手机没电了，接下来你要干嘛？”

回到你刚才说的控制。我们只是稳住这个环境，不是去叫他做什么，而是让一切在环境里自然发生。演员在角色人物的脉络里，自然就会做这件事。

在电影节，集体创造意义

凹凸镜DOC：有人把《入学许可》当作一个符号性的文本来解读，比如放映时，观众们听到孩子要去的新学校名为“福茂”（蒂耶里·福茂：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全场爆笑。所以我想求证一下，你是否有意做过这样的隐喻设计？

徐琨华：我没有隐喻电影节的想法（苦笑）。但观众能想到这一层，我肯定很开心，因为他们看得认真，也在玩味。我觉得这或许说明，观众解读出来的内容，反映了他们自身正面临的困扰（偷笑）。回头再看，我只是为了取个对应“喜德”学校的名字，“福”相对于“德”，因为总不好是“财”吧。但现在听到观众的解读，所以我回去会反省一下自己，有时候是不是克制自己少开玩笑。

我对电影节其实并不怎么关注，所以在我的意识层面，我应该没有打算把玩笑开到这种层次。但我觉得观众讲的不是没有道理，而这就是我们拍电影的乐趣。

凹凸镜DOC：我很好奇，这次在PYIFF，观众对你这部电影的反馈是什么？

徐琨华：我走在路上，会被深受困扰的观众拦住，问：“导演，结局什么意思？”我不可能跟人家讲结局是什么。因为我自己就喜欢那种电影：看完之后，意味需要自己去组合。

昨天有三个观众拦住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旁边一个路过的人也说：“我也感兴趣。”后来人越来越多，但我不会讲，我让他们自己讲。他们便展开激辩，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最后自己拼出这个结局的寓意，也跟每个人的生命有关。你现在处在什么状态里，就会怎么考虑问题。有人看完会说，“真是个无聊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有人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困扰着自己。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所以，电影节不就是这样吗？你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看完之后，可以有很多情绪化的、感性的吐槽。这个我觉得很好，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发泄，一起去寻找意义。

但那意义不是电影的意义，而是电影之于我们的意义。我觉得，把电影带到电影节放，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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