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兴六年，即公元228年春，汉中，47岁的诸葛亮向后主刘禅递上《出师表》。这不是戏台上的羽扇纶巾，而是一场国力并不占优的军事行动。蜀汉只有益州一地，魏国却掌握中原与关中，诸葛亮为何仍要出兵？答案，藏在他的选择里。
民间熟悉的诸葛亮，能借东风，能摆八卦阵，能用一封书信惊退司马懿。鲁迅所谓“多智而近妖”，说的正是《三国演义》塑造出的神奇形象。可若剥去传说，史书中的诸葛亮并不靠奇术取胜，他真正突出的地方，是判断局势、整顿政务和长期经营。
有人以北伐屡败为依据，认为诸葛亮不过如此。这个判断看似有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军事才能不只体现在攻城略地，也体现在能否把有限资源组织起来。诸葛亮面对的是人口、粮食、道路都处于劣势的蜀汉，作战空间极其狭窄。
第一次北伐，恰好能看出他的水平。魏明帝曹叡即位不久，关中局势尚未完全稳固，孟达又在新城起兵，使魏军不得不分兵应对。诸葛亮让赵云、邓芝在箕谷制造声势，自己率主力进入陇右，迅速取得天水、南安、安定三郡。
这套安排并不简单。它包含了诱敌、分兵和突然转向几个动作，目的不是硬碰魏军主力，而是趁对方反应未定，先夺取战略支点。魏军一度震动，陇右各地也出现响应。若街亭能够守住，蜀军便有机会继续向关中施压。
偏偏街亭失守。
马谡违背部署，舍弃水源，驻军山上，被张郃击败。街亭一丢，蜀军粮道和退路都受到威胁，诸葛亮只能撤回汉中。后世将这段故事演绎成“空城计”，但真实战局已经足够说明问题：诸葛亮的计划并非毫无成效，败因主要出在关键部将执行失误。
诸葛亮为何没有像韩信那样建立赫赫战功？因为两人的条件根本不同。韩信面对的是尚未完成整合的天下，魏国面对蜀汉时，却拥有更大的人口、更多的粮秣和更深厚的战略纵深。蜀军可以取胜一两阵，却很难承受长期消耗。
还有地理因素。蜀地道路险峻，粮食运往前线极为困难。魏军不必急于决战，只需依托城池坚守，等待蜀军粮尽撤退。诸葛亮后来几次出兵，常常不是败于正面冲撞，而是被运输和补给拖住了手脚。木牛流马即便确有运输改良，也无法改变蜀汉底子薄弱的事实。
再看《隆中对》，它的价值不在于每一步都准确，而在于确立了清楚的方向。曹操势大，不宜正面抗衡；孙权可以结盟；荆州、益州是立足之地；待天下有变，再分别从汉中和荆州出兵。敌友、根基和进取路线，都被放进了同一套谋划中。
这份规划后来确实遭遇重大变化。刘备没有夺取荆州全部地区，关羽失荆州，刘备又在夷陵遭受重创，原有的两路进兵格局被打破。但在此之前，刘备从寄人篱下到占据益州、汉中，最终建立蜀汉，说明《隆中对》至少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把一个缺乏根据地的集团，变成了能够与曹魏、孙吴并立的政权。
至于刘禅是否憎恨诸葛亮，也不能只凭几条传闻下结论。诸葛亮去世后，地方官员若纷纷离任奔丧，行政秩序必然受到影响。当时官员离职奔丧本就有制度限制，并非专门针对丞相。百姓想为诸葛亮立庙，刘禅起初没有允许各地随意设立，后来同意在沔阳立庙，重点更像是规范祭祀地点，而非禁止纪念。
“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一语出自《魏略》，裴松之作注时已明确表示怀疑，认为此说与其他材料难以互相印证。判断历史人物，不能把一条带有明显立场的记载，当成定论。刘禅后来继续任用、善待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说明君臣关系远非简单的相互猜忌。
诸葛亮并非没有缺点。他用人失察，重视秩序而不够灵活，北伐部署也存在过于谨慎的一面。但他的聪明，恰恰不在于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而在于清楚知道蜀汉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治国时，他让财政、军政和地方秩序逐渐稳定；出兵时，他尽量把胜算建立在准备与调度上。
陈寿称其“治戎为长，奇谋为短”，这句话比神化更接近史实。诸葛亮不是神仙，却是三国时代少见的全能型政治家。唐代将他列入武庙十哲，后世又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概括其一生。传说塑造了一个近妖的诸葛亮，史书留下的，则是一个在极有限条件下，把蜀汉维持到相当程度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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