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毋微风
每年的联合国大会,都是全球大国博弈的核心舞台,地缘冲突、经济格局、国际秩序的交锋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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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今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上,引发广泛讨论的焦点并非某一场大国之间的对峙,而是20个中小国家联合欧盟共同发布的一份AI管控联合倡议。
以往在硬核前沿科技竞争当中缺少话语权的一批国家选择抱团发声,希望对高速发展的中美前沿人工智能赛道推动建立相应的监管约束。
这场广受关注的全球AI治理倡议背后,既可以看到中小国家希望改善自身在科技领域弱势地位的诉求,也正在影响全球AI博弈的讨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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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前沿AI的竞争,主要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赛道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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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托庞大的用户市场、完整的数字产业生态,持续推进大模型迭代;美国掌握大量高端算力资源、顶尖算法以及头部科技企业,由此形成全球AI领域的两强发展格局,世界上不少其他国家更多处于跟随发展的位置。
出乎不少观察人士预料,今年9月下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一份有关AI治理的倡议迅速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这份名为《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联合倡议,由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牵头发起;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荷兰、土耳其、阿联酋等20个国家签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代表欧盟一并联署;而在前沿大模型研发领域走在前列的中国与美国,没有参与本次倡议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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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议部署前开展安全测试,强化外部评估。
倡议提出,前沿高性能AI模型正式投入部署之前,应当开展强制性安全测试,引入独立第三方开展风险评估,重点排查AI被用于网络攻击、协助开发生物武器、系统出现失控等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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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推动AI安全层面的经验共享,缩小发展差距。
参与倡议的国家呼吁推动逐步协调AI安全相关标准,建立跨国的AI安全事故通报机制;一旦发生重大AI安全事件,各方及时交流事故情况以及处置经验;同时希望帮助发展水平相对薄弱的国家获得AI安全评估方面的能力建设支持,缓解部分国家在AI技术上被边缘化的风险,减少顶尖AI技术与安全资源过度集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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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倡议探索在联合国框架下研究设立专门的AI治理机构。
新加坡外长在联大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探讨制定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公约,研究设立专门的国际治理机制。
参考新华网、央视网同期的联大相关报道,多国共同推进AI安全管控,也并非临时出现的想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已经多次表态,将AI潜在失控风险与气候变化一并视作全球重大挑战;法国、巴西等国也曾经在联合国场合提出要关注科技垄断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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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加强全球AI治理、完善国际层面的规则,已经是不少中小国家共同关切的议题。
整体来看,这三项主张由技术评估、风险信息共享延伸到国际治理机制建设,希望在全球层面塑造AI治理规则,以此平衡中美在前沿AI领域的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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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联署国家名单可以看到,当中不乏冰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类人口规模不大、拥有小众本土语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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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是客观存在的:前沿大模型的训练高度依赖海量语料、大规模用户交互以及巨额资金投入。
对于小众语种国家而言,本国人口基数有限,本土语言网络语料储备不足,很难独立投入巨量资源研发本土顶级大模型。
在这种背景下,未来本国政务、教育、医疗、司法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很有可能会较多引进来自中美两国的成熟大模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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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小众语种国家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英语系发达国家同样有着自身的焦虑。
虽然语言上和美国相通,技术联系紧密,但它们并不希望未来全球AI治理规则完全由硅谷企业主导。
在移民治理、土地权属、医疗纠纷、社会保障等社会议题上,美国AI系统背后所依托的判例逻辑、商业价值取向,和加澳本国的社会制度、治理体系之间本身就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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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前高端GPU算力、大规模云服务资源高度集中于美国科技企业,也让部分分析人士担忧,长期下去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治理自主权带来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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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小国家已经抱团推出这份AI治理倡议之后,处于舆论风暴中心的中美两国,是否会接受倡议当中的核心主张,同意本国前沿AI模型接受国际层面的安全核查?结合两国公开的政策立场来看,双方对于这份倡议当中的部分设想都存在保留意见,但各自的出发点与应对思路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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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对建立具备强制约束力的多边AI监管机制总体持抵制态度。
联大期间,特朗普在相关发言当中表达出对于强制性国际AI监管的保留,强调美国需要维护本国在前沿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不希望本国AI发展受到国际机构的强制约束;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也公开发声,不支持出让本国AI治理主权,反对建立一套统一的全球强制监管体系。
“守住超级智能领域的绝对霸权”并非特朗普的直接原话,是国际舆论对美国该立场的概括解读。即便谷歌、OpenAI等硅谷企业签署白宫主导的AI责任承诺书,这仍然属于美国国内层面的风险管控,和多国倡议所设想的跨国核查机制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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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政策逻辑来看,人工智能是未来关键的科技竞争赛道,美国并不愿意接受多边机制削弱自身的技术竞争优势。
而中国的立场更加强调包容合作,和单边主义形成明显区分。
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当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倡导建设普惠、公平、非歧视的全球AI治理体系,多次呼吁各方摒弃阵营对抗思维,帮助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共享AI发展红利。
此前中美之间达成的八点AI共识、建立双边风险沟通渠道,也体现出中方管控AI风险、坚持开展国际合作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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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包容合作不等于无条件妥协。基于已经公开的政策导向可以看到,中方并不支持将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前沿大模型,交由外部开展无约束的跨国强制核查;同时明确反对把人工智能治理议题政治化,警惕部分国家借AI安全监管为名,实施技术遏制。
中国也在积极探索属于自己的AI治理合作路径。
2026年7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拥有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重点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AI能力建设,推动技术普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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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合作路径,和北欧国家牵头倡议当中偏重于强制安全测试的治理思路形成了明显区别。
从现实效力上看,这份多国联合倡议尽管声势不小,但本身没有强制约束力。
现阶段全球前沿AI研发、算力建设、模型迭代的核心资源高度集中于中美;如果中美并不认同其中部分主张,那么倡议当中设想的大规模强制测试、跨国风险干预等设想很难落地执行。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分析指出,这一次多国联合发声,很难直接打断中美AI领域的竞速节奏;更像是中小国家一次提前布局规则话语权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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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AI技术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之下,多数中小国家没有足够实力参与前沿技术赛道的直接比拼;于是选择抢占国际规则讨论的赛道,希望在未来AI风险处置以及全球利益分配当中争取更多知情权与议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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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全球AI格局已经可以大致看出方向:中美大概率会继续保持前沿技术层面的竞速,主导大模型的技术迭代;而众多中小国家将继续依托联合国平台持续推进AI治理规则的讨论,尝试搭建缓冲机制,以此平衡大国的技术优势。
哪一方能够推动形成更加成熟、安全同时兼顾普惠的AI治理制度,就更有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格局调整当中占据主动,这也是联大这场AI治理博弈留给全世界的一道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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