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我被分到村小，全校就俩老师。晚上睡觉，我和女老师只隔一层

87年我被分到村小，全校就俩老师。晚上睡觉，我和女老师只隔一层木板墙。

那是1987年的秋天，我刚从县师范毕业，十九岁，背着铺盖卷，坐着村里唯一的拖拉机，一路颠簸着进了山。村支书在村口迎我，身后站着个姑娘，扎着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支书说，这是林秀，咱村小唯一的老师，教了三年了，你俩搭伙。我点点头，心里却直打鼓。全校就俩老师，一男一女，这往后日子怎么过？

学校是座破庙改的，三间土坯房，两间当教室，一间隔成两半，一半堆柴火，一半就是我和林秀的宿舍。中间那堵墙，是拿旧木板钉的，缝大得能漏风，说话声稍微大点，隔壁听得一清二楚。我铺好行李，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像是林秀在收拾东西。我忽然想起临行前母亲的话，山里苦，别惹事，尤其是和女同志，要规矩。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得注意分寸。

第二天一早，鸡还没叫，林秀就来敲门，说该起来做饭了。我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跟着她去伙房。灶是土砌的，烟囱呼呼冒烟。林秀熟练地淘米、切红薯，动作麻利。我笨手笨脚地添柴，被烟呛得直咳嗽。林秀笑出了声，说你这城里来的娃，连火都不会烧。我脸一红，没吭声。吃饭时，我们围着一个粗瓷碗，就着一碟咸菜。林秀说，学生有二十三个，分两个年级，复式教学，你带一二年级，我带三四年级。我点头，心里却没底。复式教学我学过，可真干起来，才知道难。一个教室里，这边教拼音，那边教算术，脑子得分成两半。头几天，我常被弄得手忙脚乱，林秀就悄悄递眼色，帮我维持秩序。她对学生特有耐心，哪个孩子哭闹，她一哄就好。我暗自佩服。

日子一天天过去，山里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教室四面透风，孩子们冻得搓手跺脚。林秀把她妈给她做嫁妆的厚棉布拿出来，缝了几个布帘挂在窗户上。我看着心里过意不去，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厚毛衣拆了，想给孩子们织护耳。可我哪会织啊，针脚歪歪扭扭，林秀看见了，接过去，三两下就织得平平整整。她说，你一个大小伙子，干点力气活还行，这细活儿还是我来。我笑笑，没说话。晚上，我们各睡各屋，木板墙那头，偶尔传来她轻轻的咳嗽声。我总忍不住想，她是不是也冷。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隔壁有动静，像是在哭。我竖起耳朵，听见她压低声音说，妈，我没事，就是有点想家。我愣在门口，心里酸酸的。第二天，我特意多挑了些柴火，把她的灶里塞得满满的。她看我一眼，没说什么，但眼神柔和了些。

学校的事多，除了教书，还得给学生热午饭。孩子们从家里带个红薯或窝头，我们帮着在灶上烤热。有个叫小石头的孩子，爹妈都死了，跟着奶奶过，天天带个冻硬的红薯。林秀每天多烤一份自己的饭，偷偷分给小石头。我看见了，也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塞给小石头。林秀瞪我一眼，说你自己正长身体呢。我说我扛饿。其实我哪扛得住，晚上常饿得睡不着。林秀似乎知道，有时会从墙缝里塞过来半个玉米饼子。我推辞，她就轻轻敲一下墙，说快吃，别让支书听见。支书就住在隔壁院子，是个爱管闲事的老头。

转眼到了腊月，要放寒假了。学生们欢天喜地，可林秀却发起愁来。原来，小石头的奶奶病了，没钱抓药。林秀想把自己攒的十几块钱寄回去，那是她半年的工资。我听说后，二话没说，把刚发的第一个月工资三十二块五全掏了出来。林秀不肯要，说那是我买棉鞋的钱。我说山里路滑，你没棉鞋怎么行。她眼圈红了，说你这人，咋这么实心眼。钱凑够了，药抓回来，小石头奶奶的烧退了。小石头扑通给林秀跪下，林秀赶紧拉起来，说好好学习，就是报答。

寒假里，我回了趟县城老家。母亲见我黑了瘦了，心疼得直掉泪。她说，听说你跟个女老师住隔壁？我赶紧解释，中间有墙，隔得严严实实。母亲叹了口气，说山里不比城里，闲话多，你得注意。我嘴上答应，心里却想，林秀那么好的人，谁会乱说。可没想到，开学没多久，闲话还是传开了。先是村里几个妇女在井台边嘀咕，说我跟林秀晚上不关门。后来连小石头的奶奶都来问林秀，是不是该办喜事了。林秀气得脸通红，说大娘，您别听他们瞎咧咧。我听说了，火冒三丈，要去找支书理论。林秀拉住我，说算了，身正不怕影子斜。可我心里憋屈，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隔壁林秀似乎也没睡，墙那边传来轻轻的叹息。我忽然说，要不，我去找校长，调个男老师来。林秀沉默了很久，说，你调走了，这些娃咋办？我哑了。是，我走了，她一个人更累。我咬咬牙，说，那咱们就好好教，看谁还敢嚼舌根。

春天的时候，县里来检查，说村小要合并到乡里。消息传来，孩子们哭了，林秀也红了眼圈。这破庙一样的学校，是她和孩子们的全部。我们连夜写报告，找支书，找乡长，说村里孩子小，走不了山路，求他们别撤。乡长被我们的执着打动，说再观察一年。那天晚上，我们破天荒地在伙房炒了个鸡蛋，庆祝。林秀喝了点酒，脸颊绯红，说，你知道吗，我刚来时也想过走，可看着这些娃，就走不动了。我看着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说，我也是。我们碰了碰碗，像两个老兵。

夏天暴雨多，有一次山洪冲垮了学校后面的护坡。泥土涌进教室，差点伤着孩子。我和林秀带着学生往外撤，我背起最小的那个，林秀牵着两个，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高处。雨大得睁不开眼，林秀滑倒了，膝盖磕在石头上，血一下子渗出来。我放下孩子，要去背她，她摆手说，别管我，快带孩子走。我硬把她拉起来，架着她往安全的地方挪。到了晒谷场，孩子们围着她哭，她笑着说，没事，老师皮厚。我看着她渗血的裤腿，心里像被什么揪了一下。

后来，我们带着家长和学生，一筐土一筐土地把护坡修好了。支书还从乡里要了点水泥，把墙也加固了。那堵木板墙，我们没再动它。因为我们都习惯了，晚上听见隔壁翻身的声音，知道对方在，就安心。

年底，林秀的爹来接她，说给她找了对象，是镇上供销社的。林秀不肯走，她爹在院子里骂，说一个姑娘家，跟个男人住隔壁，像什么话。我躲在屋里，听见林秀哭着说，爹，您不懂，我们清清白白。她爹说，清白？你都二十五了，还不嫁人，想守一辈子破庙啊。我再也忍不住，冲出去，说大叔，您别逼她。她爹瞪我，说你算老几。我咬咬牙，说，我算她同事，也算她……朋友。林秀看我一眼，眼泪汪汪的。她爹气哼哼地走了，说再不来接她了。那天晚上，林秀哭得很伤心。我隔着墙说，要不，你还是走吧，镇上条件好。她抽泣着说，我不走，我走了，你一个人更孤单。我鼻子一酸，说，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一起把这学校撑下去。她轻轻嗯了一声。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我们像两个齿轮，紧紧咬在一起。白天教书，晚上备课，偶尔在灯下说说话。墙那头，她的影子映在纸上，我看着，心里踏实。有一年，我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林秀守了我一夜，用冷毛巾敷我额头，喂我喝水。我迷迷糊糊中，感觉她的手凉凉的，却那么轻柔。第二天烧退了，她却累倒了。我强撑着起来，给她熬了碗粥。她醒来，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我们相视一笑，什么都没说，却像说了很多。

1990年，县里要招一批民办教师转正。林秀条件够，可名额只有一个。我劝她考，她却说，你考吧，你年轻，有前途。我说，你比我教得好，该你去。我们互相推让，最后决定，谁也不考，把机会让给隔壁村的王老师，他家里困难。后来，王老师转正了，特意来谢我们。林秀笑着说，这是你应得的。我看着她，心里满是敬佩。

1992年，我调到了乡中学。临走那天，孩子们追着拖拉机跑了好远。林秀没去送，她说怕哭。我上车时，看见她站在破庙门口，马尾辫被风吹起，蓝布衫依旧洗得发白。她朝我挥挥手，没说话。我鼻子一酸，扭过头。拖拉机突突地走了，把我的心留在了那堵木板墙边。

到了乡中学，我常回村小看她。每次去，她都忙得团团转，可眼里总有光。1995年，林秀也调到了乡里，我们成了同事，却再也不用隔墙而眠。有同事开玩笑，说我们是不是该把墙拆了。林秀脸一红，说别瞎说。我笑笑，没解释。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堵墙，早就不在了。

1998年，我成了乡中学的校长。林秀是教导主任。我们依旧没结婚，不是不想，是觉得这样挺好。像亲人，像战友，比夫妻还多了一份默契。母亲催过，她爹也来过，我们都笑着搪塞。直到2000年，小石头考上了大学，回来请我们喝喜酒。他跪在地上，说，林老师，陈校长，要不是你们，我早辍学了。林秀拉他起来，说，是你自己争气。小石头说，我爹妈走得早，是你们给了我一个家。那天，我们都喝多了。林秀红着脸说，老陈，咱们这辈子，值了。我点头，说，值了。

2003年，县里要评模范教师，我们俩又同时被推荐。这次，谁也没让。我笑着说，咱俩一起上。她白我一眼，说，美得你。结果，我们双双当选。颁奖台上，她穿着新买的红衣服，我穿着西装，像两个年轻人。台下掌声雷动，我看见她眼里有泪光。

如今，我们都退休了。偶尔回村小看看，破庙早拆了，新盖了砖瓦房。那堵木板墙，成了我们心里的记忆。晚上，我躺在自家床上，有时还会恍惚听见隔壁轻轻的翻身声。我笑笑，知道那是幻觉。可那份温暖，却真实存在过。

有人问，你们俩到底算什么？我答，是同事，是兄妹，是这辈子最亲的人。林秀说，是那堵墙，隔开了我们，也连起了我们。我们没结婚，却比很多夫妻都长久。因为我们懂彼此，疼彼此，把一生都给了山里的孩子。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关于青春、关于坚守、关于一份超越爱情的情感的故事。那堵木板墙，见证了我们的清白，也见证了我们的深情。如今回想，我依然觉得，87年那个秋天，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