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那年农忙，村长姑娘把我拉进麦秸垛，问我要不要跟她处对象

20岁那年农忙，村长姑娘把我拉进麦秸垛，问我要不要跟她处对象

1982年的麦收来得特别急。五月端午刚过，日头就毒辣辣地挂在天上，把地里的麦子晒得焦黄焦黄的。麦穗沉甸甸地弯着腰，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有人在地里筛金子。生产队那口老钟天不亮就响了，队长老赵扯着嗓子在喇叭里喊：“各家各户注意了，今儿开始收麦子，男女劳力全上，谁也别偷懒！”我从炕上爬起来，揉着眼屎，摸起镰刀就往外走。我娘追到院门口，往我兜里塞了块干饼，说：“晌午别回来吃了，地头对付一口。”我揣上饼，跟着人流往麦地走。

那年我二十岁，在生产队挣工分。家里穷，爹死得早，娘带着我和两个妹妹过，三间土坯房漏雨漏风，炕席底下垫着干草，盖的被子露着棉絮。我十六岁就下地干活，挣了四年工分，一年到头分红百八十块，够买盐买煤油，不够扯衣裳。村里的姑娘们看见我，眼皮都不抬。我也不怨谁，我家这条件，谁跟了谁受屈。我娘有时候坐炕头上抹眼泪，说：“建华，你爹要是还在，咱家不至于这样。”我说娘，别哭，日子会好起来的。我娘擦了眼泪，说：“好什么好，你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我不说话了。这是实话。

麦收是一年中最累的时候。天不亮下地，天黑了收工，弯着腰割一天麦子，腰跟断了似的。麦芒扎胳膊扎脸，汗一淌，又痒又疼。手上磨出水泡，水泡破了又磨出新的，一层摞一层，最后变成厚厚的老茧。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队长老赵让大家歇半个钟头，男男女女往地头的树荫底下一躺，横七竖八的。有人打呼噜，有人拿草帽扇风，有人去地头的井里打水喝。井水凉丝丝的，打上来带着一股甜味，可不解乏，喝完了还是累。

我找了棵老榆树，往树根底下一坐，掏出干饼啃了两口。饼太干，是红薯面掺了玉米面的，黑黢黢的，噎得我直伸脖子。正难受呢，眼前递过来一个水壶。绿色的军用水壶，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铝白色。我顺着水壶往上看，看见一只手，手指头细长细长的，指甲剪得干干净净。再往上看，是赵小芳。

赵小芳是村长赵德明的闺女，比我小一岁，在村里算头等人家。她爹赵德明当了十几年村长，管着全村几百号人的吃喝拉撒，说话跟敲钟似的，当当响。赵小芳在镇上的供销社当过两年临时工，后来临时工被清了，就回村了，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她不用下地割麦子，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地头过一趟，记完工就走。她皮肤比村里的姑娘白，说话比村里的姑娘大方，笑起来嘴角两个酒窝，跟地里刚冒出来的山泉水似的。她扎着两根辫子，辫梢上绑着红头绳，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打在人脸上痒痒的。村里好几个后生都对她有意思，可没人敢去跟村长开口。

我接过水壶，咕咚咕咚灌了两口，凉丝丝的，还放了糖精，甜。我说谢谢。赵小芳在我旁边蹲下来，用手扇着风，说：“张建华，你割麦子割得快。”我说不快，瞎割。她说：“我记着呢，你每次都比别人多割两垄。”我说多割两垄多挣两分，家里等着用。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停，然后移到我手上，看见我手心里缠着的布条，布条上渗着血。她皱了皱眉，说：“你手怎么了？”我把手往身后缩了缩，说没事，磨的。她没再问，站起来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辫梢上的红头绳在风里晃了晃。

那天下午收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扛着镰刀往家走，腿跟灌了铅似的。路过村东头打麦场的时候，场院里堆着几垛麦秸，是上午拉回来的，还没来得及铡。麦秸垛堆得比人高，金灿灿的，在暮色里泛着暖光。打麦场上还有几个人在忙活，拿木杈挑麦秸，扬场，装袋。灰尘扬起来，在暮色里跟雾似的。我正走着，忽然从麦秸垛后面伸出一只手，拽住了我的胳膊。我吓了一跳，扭头一看，是赵小芳。她躲在麦秸垛后面，冲我招招手，小声说：“你过来。”

我跟着她绕到麦秸垛后面。麦秸垛跟一堵墙似的，把打麦场上的视线全挡住了。后面是一片空地，地上散着碎麦秸，踩上去软绵绵的。赵小芳站在我跟前，两只手绞着辫梢，辫梢上扎着红头绳，在暮色里红得发暗。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跟中午递水壶的时候不一样了。中午她的眼睛是客客气气的，带着点关心；现在她的眼睛直勾勾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她说：“张建华，我问你个事。”我说你问。她咬了咬嘴唇，半天没出声。麦秸垛那头发来打麦场上有人说话的声音，还有牲口打响鼻的声音，还有木杈挑麦秸的哗啦声。她忽然往前迈了一步，跟我离得不到一尺远，仰着脸，说：“你要不要跟我处对象？”

我手里的镰刀差点掉地上。

我看着她，她的脸在暮色里红扑扑的，分不清是晒的还是羞的。她的眼睛亮得吓人，里面映着打麦场上最后一抹天光，也映着我傻愣愣的脸。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像被麦芒卡住了。我说：“你……你说什么？”她瞪了我一眼，说：“你听见了。”我说你爹是村长。她说：“那怎么了？”我说我家穷。她说我知道。我说我底下还有两个妹妹。她说我知道。我说你跟着我吃苦。她说我不怕。

我站在麦秸垛后面，月亮刚升起来，照着麦秸垛顶上的草尖，毛毛的，茸茸的。赵小芳站在我跟前，瘦瘦小小的，碎花布褂子上沾着麦芒，辫梢上的红头绳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她跟在学校里那个坐前排的姑娘不一样了，可又是同一个。她以前在学校就爱坐在前排，腰挺得直直的，回答问题声音洪亮。我坐在后排靠墙的角落，拿课本挡着脸打瞌睡。那时候我觉得她是天上的人，我是地上的人。可现在她站在我跟前，问我愿不愿意跟她处对象。

我说：“小芳，你让我想想。”

她说：“你想什么？你就说你愿不愿意。”

我说：“愿意倒是愿意……”

她笑了，嘴角翘起来，两个酒窝深深的。她说：“那你还想什么？”我说：“我怕你爹不同意。”她说：“我爹的事，我自己说。”我说：“你娘呢？”她说：“我娘听我的。”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去年冬天的事。那天我从地里回来，路过村长家门口，看见赵小芳蹲在门口喂鸡。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剪短了，齐耳朵，跟村里姑娘扎辫子的样子不一样。她看见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了句：“张建华，你家那窝鸡下了几个蛋？”我说三个。她说：“我家这五只鸡，一天才下俩。”我说你家鸡吃得好，娇气。她笑了，说你家鸡吃得好才下三个，那是我家鸡吃得好还是你家鸡吃得好？我被她绕进去了，答不上来。她笑得更厉害了，露出一排白牙。我走的时候，她叫住我，从鸡窝里掏出两个鸡蛋，塞给我，说：“给你妹妹吃。”我不要，她硬塞，我兜里装着两个鸡蛋回了家。那两个鸡蛋我娘没舍得吃，煮了给我妹妹一人一个。我妹妹问哪来的，我说路上捡的。我娘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还有一回，春天的时候，我去河边挑水，碰见赵小芳在河边洗衣服。她蹲在石头上，拿棒槌捶衣服，捶得嘭嘭响。水花溅起来，打湿了她的袖子，她把袖子挽上去，露出两截白净的小臂。她看见我，说：“张建华，你帮我拧一下被单。”我放下水桶，帮她把被单拧干。两个人的手攥着被单的两头，往相反方向拧，水哗哗地往下淌。拧完了，她接过被单，说了句谢谢。我挑着水走了，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一眼，她还蹲在那儿洗衣服，辫子垂在胸前，一晃一晃的。我心想，这姑娘干活真利索。可我没敢多想。

现在她站在麦秸垛后面，问我愿不愿意跟她处对象。我忽然觉得，那些事都不是偶然的。她问我鸡下了几个蛋，她让我帮她拧被单，她给我递水壶，她记着我比别人多割两垄麦子。这些事一件一件串起来，像一根线，把她那些藏在客气底下的心思串成了串。

我说：“小芳，你真想好了？”她说想好了。我说：“你爹要是打我怎么办？”她捶了我一下，说：“我挡着。”我说：“你爹要是把你关起来怎么办？”她说：“我翻窗户。”我说：“你爹要是把你许给别人怎么办？”她说：“我谁也不嫁。”我说那行。她说那行是什么意思？我说那行就是处对象。她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她说：“张建华，你这个人，真费劲。”我说我笨。她说笨好，笨人踏实。

那天晚上，赵小芳从兜里掏出两个煮鸡蛋，塞给我。鸡蛋还温着，剥了壳，白嫩嫩的。我说你哪来的？她说她娘煮的，她偷偷拿了两个。我咬了一口，蛋黄是溏心的，微微咸，是她家腌过的咸鸡蛋。她说：“你吃，我看着你吃。”我就着月光吃了两个咸鸡蛋，蛋白嫩，蛋黄香，咸滋滋的，是我那年吃过的最好的东西。她蹲在旁边，下巴搁在膝盖上，歪着头看我吃，嘴角一直翘着。月光照着她的侧脸，照着她耳朵下面那颗小痣，芝麻那么大，黑黑的。我吃完鸡蛋，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碎麦秸，说：“明天还在这儿，我有话跟你说。”然后转身走了，辫梢上的红头绳在月光里晃了两晃。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娘以为我病了，伸手摸我额头。我说没事，就是热。我娘说那你把褂子脱了睡。我把褂子脱了，光着膀子躺在炕席上，脑子里全是赵小芳站在麦秸垛后面的样子。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处对象？”她说这话的时候，月亮刚升起来，照着麦秸垛顶上的草尖，她的眼睛亮亮的。我想起她给我鸡蛋的时候，手指头碰了一下我的手，凉丝丝的，滑溜溜的。我想起她蹲在河边洗衣服的样子，辫子垂在胸前，一晃一晃的。我想起她记工的时候，低着头在本子上写字，碎发挡住眼睛，她就用手指往上捋一下，动作轻得像风吹过麦穗。

第二天出工，我照常割麦子。赵小芳照常骑着自行车从地头过，记完工就走。可她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车把上挂着的草帽掉了下来，正好掉在我脚边。我弯腰捡起来，她停下车，伸手接。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她的手指头凉丝丝的，跟中午井里打上来的水一样。她接过草帽，看了我一眼，嘴角翘了翘，没说话，骑着车走了。旁边割麦子的二婶子看见了，凑过来问：“建华，赵家闺女跟你有事？”我说没事。二婶子撇撇嘴，说鬼才信。她又凑近了一点，压低声音说：“建华，你可想好了，那是村长的闺女。你要是招惹了人家，村长能饶了你？”我说二婶子你别瞎说。二婶子哼了一声，扭着腰走了。

过了三天，赵小芳又把我堵在了麦秸垛后面。这回是晚上收工，天更黑了，月亮细得像镰刀。她拽着我的袖子，把我拉到麦秸垛后面，说：“张建华，你想好了没有？”我说想好了。她说那你说。我说：“你爹要是打我怎么办？”她捶了我一下，说：“我挡着。”我说：“你爹要是把你关起来怎么办？”她说：“我翻窗户。”我说：“你爹要是把你许给别人怎么办？”她说：“我谁也不嫁。”我说那行。她说那行是什么意思？我说那行就是处对象。她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她说：“张建华，你这个人，真费劲。”我说我笨。她说笨好，笨人踏实。

那天晚上，赵小芳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双新纳的鞋垫，针脚细密，上面绣着两朵小花，一朵红的，一朵黄的。她说：“我纳的，你试试。”我把鞋垫塞进鞋里，大小刚好。她说：“合脚不？”我说合。她说：“那以后你的鞋垫我包了。”我说你哪来的工夫？她说晚上，我娘睡了以后，我点着煤油灯纳。我说费油。她说费不了多少。我看着她，月光照着她的脸，她的眼睛亮亮的，耳朵下面那颗小痣清清楚楚的。我忽然想伸手摸摸那颗痣，可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她看见了，笑了笑，说：“你这个人，真笨。”我说我笨。她说笨好。

没过几天，事情就传开了。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婶子那张嘴比喇叭还快。说张建华跟赵小芳在麦秸垛后面约会，说赵小芳给张建华塞鸡蛋，说两个人拉手了。话传到赵德明耳朵里，赵德明在家里摔了茶缸子，骂赵小芳：“你找谁不行，找张建华？他家那条件，你跟着他喝西北风去？”赵小芳不吭声，她娘在旁边劝，说闺女大了，她自己愿意就行。赵德明瞪了她娘一眼，说你知道什么。赵小芳说了一句：“爹，我看中他老实。”赵德明说：“老实值几个钱？”赵小芳说：“不值钱，可我就要老实的。”

这些话是赵小芳后来告诉我的。她说她爹骂了她一宿，她一句话没回嘴，就是坐在炕沿上掉眼泪。她娘心软了，跟她爹说，要不你先看看那孩子再说。赵德明想了想，说行，让他来家里一趟。

那天晚上我去了赵小芳家。赵小芳家是五间青砖瓦房，院子用篱笆围着，篱笆上爬着牵牛花，紫的白的开了一片。院子里有棵石榴树，树上挂着几个红石榴，咧着嘴。我站在院门口，手心里全是汗。赵小芳探出头来，看见我，笑了笑，说进来吧。我跟着她进了堂屋。赵德明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个搪瓷缸子，里头泡着茶叶末子。他穿着件灰布中山装，口袋上别着支钢笔，脸黑黑的，眉毛很浓，看人的时候眼睛眯着，跟能把人看穿似的。他看了我半天，问：“张建华，你会干什么？”我说我会种地。他说：“除了种地呢？”我说我会赶牛车，会修农具，会编筐。他说：“还有呢？”我说我会对我闺女好。赵德明看了我一眼，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把茶叶末子吐在地上。他说：“你爹走得早，你娘带你们仨不容易。你要是娶了我闺女，你拿什么养活她？”我说我有一双手，我能干活。赵德明说：“光干活不行，得动脑子。你脑子行不行？”我说我脑子笨，可我不偷懒。赵德明看了我半天，忽然笑了。他笑起来脸上有褶子，跟平时板着脸的样子不一样。他说：“你小子，嘴笨，可说的都是实话。”他站起来，背着手在堂屋里走了两步，走到石榴树底下站住了。树上有个石榴裂了口子，露出里头红莹莹的籽。他伸手摘了那个石榴，掰开，递给我一半。我接过来，石榴籽在煤油灯底下亮晶晶的，像红玛瑙。他说：“吃。”我吃了一口，酸酸甜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赵德明自己也吃了一口，吃完把石榴皮往地上一扔，说：“行了，你回去吧。让你娘找个媒人来。”

我出了赵小芳家，赵小芳送我到院门口。月亮照着院子里的石榴树，树上的石榴花红彤彤的。赵小芳站在门口，说：“我爹同意了。”我说嗯。她说你高兴不？我说高兴。她说那你笑一个。我咧了咧嘴。她说比哭还难看。我笑了，这回是真笑。她也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她说：“张建华，你以后得对我好。”我说嗯。她说你别光嗯。我说行，我对你好。

那年秋天，我跟赵小芳领了证。婚礼在村食堂办了三桌，赵德明没要彩礼，只说让我好好待他闺女。我娘把攒了两年的钱拿出来，给赵小芳扯了身新衣裳。赵小芳穿着红底碎花的新褂子，头上戴着我娘给她的银簪子，站在食堂门口迎人。她爹赵德明坐在主位上，脸上没什么笑，可也没板着脸。喝了两盅酒以后，他拍着我肩膀说了句：“建华，好好干。”我说嗯。他顿了顿，又说：“你要是对我闺女不好，我饶不了你。”我说爹放心。他瞪了我一眼：“叫爹叫得倒快。”大家都笑。

婚礼上，赵小芳她娘拉着我的手，说了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她说：“建华，小芳从小没吃过苦，你多担待。”我说娘放心，我不会让她吃苦。她娘擦了擦眼睛，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实在孩子。”赵小芳在旁边端菜，听见这话，脸红了，端菜盘子差点翻了。我赶紧过去接住，她瞪了我一眼，小声说：“都怪你。”我说怪我什么？她说：“你要是不把我碰了，我爹能把我嫁给你？”我说那你还得谢谢我。她捶了我一下，端菜走了。

婚后赵小芳搬进了我家那三间土坯房。东屋我娘住着，西屋我妹妹住着，我们住中间那间，用布帘子隔开。她没嫌房子破，也没嫌炕不好烧。她把从娘家带来的两只小猪崽放进了我家猪圈，加上原来那头老母猪，一共三头。她说：“建华，咱把这猪养好了，明年就能翻盖房子。”我说嗯。她说你别光嗯，你得帮我。我说行，我帮你。

赵小芳能干，比我能干。她喂猪、做饭、缝补衣裳、下地干活，什么都干。我每天赶牛车出工，回来就帮她清猪圈、煮猪食。她喂猪的时候，猪食槽子满了她还在往里倒，我说满了，她说哦，然后蹲在地上拿手捧，捧了半天，蹲在那儿不动了。我过去叫她，她抬起头来，脸上分不清是汗还是泪，看见是我，赶紧擦了一把，站起来说：“没事，手滑了。”我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她爹的生日，她想回去看看，可家里的活走不开。我第二天借了辆自行车，驮着她回了村长家，她高兴得一路上都在笑。

那年冬天，赵小芳生了个闺女。我娘有点失望，赵小芳看出来了，抱着孩子说：“娘，闺女好，闺女是娘的贴心小棉袄。过两年我再给您生个孙子。”我娘破涕为笑，接过孩子亲了又亲。赵小芳给孩子起名叫李梅，说希望她像梅花一样，再冷的天也能开。月子里赵小芳没奶，孩子饿得直哭。赵小芳让我去供销社买奶粉，可一袋奶粉三块八，我一个月工分才挣几个钱。赵小芳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她攒的私房钱，一共十五块六。“拿去，”她说，“别让梅梅饿着。”我接过钱，手抖得厉害。我说小芳，这钱你哪来的？她说在供销社当临时工的时候攒的，攒了两年。我说你留着花吧。她说：“孩子重要还是我花重要？”我拿着钱去了供销社，买了一袋奶粉，剩下的钱给她买了一斤红糖。她看见红糖，眼圈红了，说了句：“你这个人，不会过日子。”

1985年，生产队解散了，分田到户。我跟赵小芳分了五亩地，还分了一头牛。赵小芳说咱不种粮食了，咱种菜。我说种菜卖给谁？她说卖给公社食堂，卖给供销社，以后日子好过了，城里人也要吃菜。我听她的，把五亩地全种了菜。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着两筐菜去镇上卖，我在家喂猪带孩子。她卖菜回来，兜里揣着毛票，一张一张数给我看，说：“建华，今天挣了八块。”我说你辛苦了。她说辛苦什么，比喂猪轻松。

那几年日子慢慢好起来了。我们翻盖了房子，五间砖瓦房，上梁那天赵小芳站在院子里，看着崭新的红瓦，眼睛亮亮的。她说：“张建华，当年在麦秸垛后面，我要是没问你那句话，你说咱俩会怎么样？”我说不知道。她说：“我知道。你要是没娶我，我就天天去你家门口坐着，坐到你娶我为止。”我笑了，她也笑了。我娘坐在新房子门槛上，看着我们俩，嘴里念叨着：“你爹要是还在，看见这房子，不知道多高兴。”我说娘，爹看得见。我娘擦了擦眼睛，说：“看得见，看得见。”

1988年，赵小芳又生了个儿子。我娘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家小芳，是观音菩萨送来的。”赵小芳给孩子起名叫李军，说希望他像他爹一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那时候我在镇上的建筑队当小工，一天挣三块钱。赵小芳的菜摊扩大了，除了卖菜还卖豆腐，她做的豆腐又白又嫩，公社食堂都来订货。村里人都说赵小芳是能人，赵小芳笑着说：“什么能人，就是喂猪喂出来的。”

1995年，我们盖了村里第一栋两层小楼。上梁那天，老村长赵德明来了，看着新楼直咂嘴：“建华，你小子命好，娶了个好媳妇。”我说是，都是小芳的功劳。赵小芳在旁边听见了，说：“什么我的功劳，是那头猪的功劳。”大家都笑，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头猪。赵德明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建华，当年我骂小芳骂了一宿，你猜她说什么？她说‘爹，我看中他老实’。我当时想，老实值几个钱？可后来我琢磨明白了，老实不值钱，可老实人靠得住。你爹走得早，你娘带你们仨不容易，你能长成现在这样，不容易。”他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我赶紧给他倒酒。

那年秋天，赵德明走了，走得挺安详的，睡午觉的时候没醒过来。赵小芳哭了好几天，我陪着她。她哭完了，跟我说：“建华，我爹当年骂我那一宿，你还记得不记得？”我说记得。她说：“其实我爹那时候就相中你了。他后来跟我说的，他说你那天去家里，问他能不能娶我，手一直在抖，可腰板挺得直直的。我爹说，这人行，靠得住。”她擦了擦眼睛，嘴角又翘起来了，两个酒窝还在，只是深了。

孩子们渐渐大了。李梅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县城教书。李军考上了中专，学了农机，回来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赵小芳有时候去修车铺帮忙，回来跟我说：“李军那孩子实在，跟他爹一样。”我说实在好。她说：“实在好什么，当年你实在，把我骗到手的。”我说明明是你先问我的。她瞪了我一眼：“你再说。”我笑了：“不说了。”

2015年，我六十岁了，赵小芳也五十八了。猪圈早就拆了，院子里的菜地也改成了花园。李梅和李军都在城里，逢年过节才回来。有一天收拾屋子，翻出了当年那件红底碎花褂子——李梅后来把它改回来，重新缝好了，说这是传家宝，得放在老宅里。赵小芳把褂子拿出来，抖了抖灰，在身上比了比。褂子早就褪色了，碎花模糊了，可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赵小芳说：“张建华，你再看看。”我说看什么？她说：“看我穿这件褂子，还好看不？”我看了看她，头发白了，脸上有皱纹了，腰也弯了，可眼睛还是亮的。我说好看。她说：“你骗人。”我说没骗你，跟当年一样好看。她笑了，把褂子叠好，放回柜子里。

那天晚上，我跟赵小芳坐在院子里乘凉。月亮很圆，照得满地银白。赵小芳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建华，你记不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说记得，在麦秸垛后面。她说：“那天我紧张死了，手心里全是汗。”我说我看出来了，你辫梢上的红头绳都攥湿了。她捶了我一下：“你再说。”我说不说了。她靠在我肩膀上，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建华，当年在麦秸垛后面，我要是没问你那句话，你说咱俩会怎么样？”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她说：“我知道。你要是没娶我，我就天天去你家门口坐着，坐到你娶我为止。”我笑了，她也笑了。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粗糙的手，关节已经变形了，手指上全是裂口和老茧。可就是这双手，当年在麦秸垛后面拽住我的袖子，后来翻盖了五间瓦房，养大了两个孩子，伺候走了两位老人，撑起了我们这个家。“小芳，”我说，“这辈子你跟着我，受苦了。”赵小芳摇摇头：“不苦。当年我要是图钱，就不找你了。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她顿了顿，又说：“建华，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跟你。不过下辈子，你得主动点，别让我先开口。”

我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月亮挂在头顶，照着我们花白的头发，照着院子里那棵我们一起栽的枣树，照着堂屋正中那个镶着红头绳的相框——那是赵小芳当年的辫梢上解下来的，镶在相框里，挂在墙上。赵小芳说，这是咱家的传家宝。孩子们问这是什么，赵小芳说，这是你爹当年娶我的聘礼。孩子们笑，赵小芳也笑。

那年冬天，我跟赵小芳坐在院子里看雪。雪下得不大，细细的，密密的，落在枣树上，落在院墙上，落在堂屋门口那副红对联上。赵小芳靠在我肩膀上，头发已经花白了。她说：“张建华，你说咱俩这辈子，值不值？”我说值。她说：“那下辈子呢？”我说下辈子我还在麦秸垛后面等你。她说：“那我还在麦秸垛后面拽你？”我说嗯。她想了想，说：“不行，下辈子你得主动点，别让我先开口。”我说行，我主动。她笑了，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

雪落在院子里，白茫茫的。枣树的枝子被雪压弯了，低低地垂着，跟那年打麦场上的麦秸垛一样。我握着赵小芳的手，她的手还是温的，跟那年麦秸垛后面她拽我袖子时一样温。我忽然想起赵德明那天在堂屋里说的话：“你小子，嘴笨，可说的都是实话。”我说了实话。说了实话，就得负责。负责了一辈子。

那年农忙，村长姑娘把我拉进麦秸垛，问我要不要跟她处对象。五十年过去了，麦秸垛早就没了，打麦场也盖上了房子，可那句话还在。那句话像一颗种子，种在麦秸垛后面的土里，长出了五间瓦房、两个孩子、一院子的枣树。这笔账，怎么算都是我赚了。

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