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Mac工厂：苹果为何亲手放弃自建产线

第12章 告别Mac工厂

史蒂夫·乔布斯仍心怀希望，认为苹果能在制造环节发挥更大的作用。2000年，在聘请蒂姆·库克负责运营18个月后，乔布斯向员工发放了印有“Mactories”字样的T恤。尽管苹果已大幅缩减了在新加坡、爱尔兰和萨克拉门托的组装业务，但乔布斯仍在考虑扩大这些业务。蒂姆·库克逐渐说服了乔布斯，接受外包的优势——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更灵活，最重要的是能满足苹果的质量标准。

但这个决定并非一蹴而就；全球外包战略可追溯至1996年，比库克加入苹果早了近两年。2000年底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苹果在2003年前仍亲自负责部分组装业务。在乔布斯复出后的头三年里，如果一 切顺利且利润丰厚，他可能会更强烈地要求苹果重新掌控制造业务。然而，1990年代末科技股的投机狂潮在2000年3月突然逆转，威胁到整个行业，并导致整个市场蒸发了数万亿美元。

苹果的复苏故事在2000年9月底被彻底改写。当天，公司股价因盈利预警而暴跌超过50%，这是两年内的第二次预警。1999年9月的问题是电脑供应不足：苹果无法从摩托罗拉获得足够的G4芯片。而如今，问题变成了客户太少，因为没人购买G4Cube——这款台式电脑设计精良但价格高昂，并不适合大众市场。“我们显然遇到了障碍，”乔布斯对公众表示。

股价暴跌抹去了吉尔·阿梅里奥离职后的几乎所有涨幅。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苹果安息》的文章，生动展现了苹果脆弱的未来前景。“即便在过去两年取得诸多成就后，苹果仍处于斯宾德勒时代的水准，”《福布斯》写道：“它只是个小众玩家，凭借一个独特的操作系统，在康柏、戴尔和IBM等巨头主导的市场中挣扎求生。”另一家PC克隆厂商捷威（Gateway）甚至考虑收购苹果。

“局势彻底失控，我们的销量直线下跌，”鲁宾斯坦回忆道：“捷威还没坠入深渊之前——但我们已经坠入深渊——捷威一直想收购我们。”在当年的假日季度（即2001财年第一季度），苹果公司亏损了1.95亿美元。2001年全年，总销售额下降三分之一，只有54亿美元，是苹果公司1989年以来的最低营收。《财富》杂志指出，苹果公司当时在美国电脑市场的份额为4%，全球份额为3%，有可能“变得像 列支敦士登一样微不足道”。

无论乔布斯有多希望提升苹果的制造能力，公司都无力承担此类投资。新加坡和萨克拉门托的工厂很快关闭了（科克工厂也即将关闭，不过后来苹果得知，保留该设施可以获得重大税收优惠）。

空心化

互联网泡沫危机深刻重塑了科技制造业。在前十年，领先的合同制造商已经开始从IBM、德州仪器、爱立信、西门子和朗讯等大型品牌手中收购工厂。人们经常说，这些交易是双赢的，大型品牌可节省成本，工厂不会直接关闭，而是转由新管理层运营，因此可以避免负面报道。当苹果公司在1996年出售科罗拉多州的泉谷工厂时，该工厂的1100名员工也只是换了新制服而已。

但结果是，计算机品牌向合同制造商转移了大量的实用知识。在20世纪90年代，当这些交易发生在美国或欧洲时，并未引起太多警觉。但随着互联网不断普及，“边界不再重要”的观念开始流行起来。随着企业以成本和规模为竞争核心，其扩张范围逐渐向国际市场延伸。20世纪90年代，以SCI为代表，美国合同制造商迎来了股市繁荣。

大量不知名公司通过合并扩张了规模，其中单单旭电一家公司，就在十年间收购了约20家企业，其市值在1999年前的五年间增长了十倍。20世纪90年代末，其竞争对手伟创力也凭借一系列并购，年均营收增长率达78%。 随后，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了科技行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此次危机导致大量企业破产，使人们质疑科技行业的可持续性，并促使组织重新评估内部制造的价值。

零部件制造商在需求突然下滑的情况下，手中积压了大量库存。SCI在经济衰退中成为收购目标，最终被总部位于圣何塞、规模不如自己的竞争对手新美亚电子（Sanmina）以60亿美元收购。随着更多制造工作转移到海外，外包过程中知识转移的本质发生了重要转变：不再仅仅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转移，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转移。

进入21世纪初，全球四大合同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第五大企业为加拿大公司。当时，这些企业似乎会持续增长。在电路板和消费电子制造领域，合同制造商的渗透份额仅为13%，一份著名研究报告预测，“增长空间非常大”。但这些预测过于短视，忽视了西方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电子组装主要依赖低工资劳动力和规模效应，为何还要留在美国或欧洲？

低成本战略的逻辑必然走向终点：更多的工作会转移至亚洲。到2010年，前五大合同制造商中仍有四家总部位于北美，但榜首已被富士康取代——其营收甚至超过其他四家的总和。美国企业界与华盛顿的利益之间突然出现了巨大鸿沟。在整个计算机产业的推动下，合同制造商打了一场美国——以及美国人——注定无法取胜的战争。 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是不可避免的。

安迪·格鲁夫（AndyGrove）是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他后来把问题归结为“对制造业的普遍低估——认为只要‘知识工作’留在美国，工厂工作岗位的命运无足轻重”。但格鲁夫警告说：“在我们各自的业务进程中，往往会把制造和大量工程工作转移出境，使我们很难在国内将创新成果规模化。如果缺乏规模化能力，我们不仅会失去工作岗位，还会失去对新技术的掌控。

失去规模化能力最终会损害我们的创新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型电脑时代，这种转变还不太可能实现。在亚洲建造车库大小的计算机，并通过远洋运输运回国内，从经济上讲是不划算的。但摩尔定律——芯片速度每两年翻一番——意味着大型电脑逐渐被台式计算机取代，而台式计算机又被便携式计算机取代。到了2000年代，计算机甚至可以放进口袋。

2001年底，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大部分地区实现了经济融合。

与此同时，史蒂夫·乔布斯身着黑色高领衫，手持一款纯白机身配铬合金背板的设备，宣布：“这款神奇的 小设备能存1000首歌，而且能轻松放进我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