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卡廷事件始末（2）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在入侵波兰的12天战斗中，苏联红军占领了有1200万人口的地区，大量的波兰官兵成了苏联的俘虏。红军一开始不知道拿这么多俘虏怎么办。既没有押送部队来看管他们，也没有食品给他们吃。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主张，至少可以把前波兰军队中的普通士兵释放回家。斯大林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把波兰俘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9年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签署了关于成立战俘事务管理局和建立战俘收容站和分配营系统的命令。第二天，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进入战时状态。各方面军负责在旧苏波国境以西运送波兰战俘，然后在指定的接收站把战俘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由红军军事交通部门用空车皮把他们送到战俘分配站。

位于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的旧别尔斯克修道院，建于1730年，1919年被关闭,1939-1940年期间用于关押波兰战俘

押送波兰战俘的工作起初是一片混乱。工农红军各作战部队都要抽调出人手来押运俘虏，牵扯了大量人力。9月23日，库利克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一些战俘在从斯坦尼斯拉沃夫押解到古夏京的途中跑散回家了。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也向莫斯科报告说“西部各地区”(被占领的波兰领土)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挤满了街道，靠内务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有把他们当作俘虏抓起来，结果波兰士兵到处自由活动，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库利克建议说，应当把那些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波兰俘虏登记之后遣散回家。

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基本上同意了库利克的建议，在9月23日通知他说“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但是这一命令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的反对，后者在9月24日对斯大林描述了大量被遣散的波兰战俘堵塞西部地区几乎所有道路的景象，并且说其中许多人试图前往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这封信令斯大林印象很深，于是在9月25日又取消了释放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农民战俘的命令，大量波兰战俘在很短时期内被关入了苏联境内仓促成立起来的几座战俘营。

根据贝利亚命令成立的战俘管理局局长是NKVD的彼得·索普鲁年科上尉(后晋升为少校)，伊万·霍赫廖夫中尉是副局长，谢苗·涅霍罗肖夫中尉任政委。他们的上司是切尔利绍夫，他以旅级指挥员的军阶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直接服从于拉夫连季·贝利亚。战俘管理局负责组织和管理战俘营，安置和看管波兰战俘，并役使他们做工。

1939年9月被苏联红军俘虏、列队前往NKVD 部队接收站的波兰警察和平民

战俘管理局一开始设立了150个接收波兰战俘的接收点和集合站，到后来组织了10座清理和遣送波兰战俘的集中营，它们分别是:

1、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位于俄罗斯联邦加里宁州(如今为特维尔州)的斯托尔布诺耶岛上，原来是一座著名的修道院，苏联时期成为关押儿童囚犯的“少年教养院”；

2、科泽利斯克战俘营，位于俄罗斯联邦卡卢加州的日兹德拉河畔，在斯摩棱斯克东南250公里，原来是一座修道院，十月革命后改为森林休养所；

3、旧别尔斯克战俘营，位于乌克兰东部波尔塔瓦州的第聂伯河左岸，原来是一座修道院;

4、尤赫诺夫战俘营，位于俄罗斯联邦卡卢加州的巴比尼诺火车站附近，原来是一座疗养院；

5、普季夫利战俘营，位于乌克兰苏米州的丘季诺火车站，距离普季夫利镇90公里，以前是一座修道院、附近还有一些采掘泥炭的工人住所；

6、科泽利希纳战俘营,位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州第聂伯河左岸，以前是一座修道院；

7、尤扎战俘营，位于俄罗斯联邦伊万诺沃州，以前是一座苏维埃政权用来关押儿童囚犯的少年监狱；

8、奥兰基战俘营，位于俄罗斯联邦高尔基州，莫斯科至喀山铁路上的兹纳缅卡车站附近，也是一座被关闭废弃的修道院;

9、沃洛格达战俘营,位于俄罗斯联邦沃洛格达州的扎尼捷沃车站附近，在一些文件中也被称为扎尼捷沃战俘营;

10、格里亚佐维策战俘营,也位于沃洛格达州。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位于俄罗斯联邦加里宁州(如今为特维尔州)赛利格湖中的斯托尔布诺耶岛上

以上10座关押波兰战俘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中营一共只有接纳6.8万名战俘的收容能力。根据现在可以查到的档案资料，在1939年9月的军事行动中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波兰军人中，前后大约有25万人被就地释放、或在被俘后不久便被释放了。大约12.5万人被红军前线部队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的战俘营，但就是后一个数字也已经超过战俘营的收容能力达一倍之多。

这些战俘集中营的组织和建立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没有足够的房屋厨具、工具和床上用品，没有消毒室和炉子，甚至连木板床都没有，波兰战俘睡在光光的地板上，住房没有供暖，没有天花板，食物不足，衣物、水和寝具也不足。以修道院改建而来的科泽利希纳战俘营为例，它的许多建筑物在苏维埃政权关闭修道院时受到了破坏，几乎所有建筑都处于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战俘，其余的人只能睡在夏季帐篷里。尤赫诺夫战俘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只有3摄氏度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和窝棚中，许多人甚至连一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位于孤立的岛屿上，由于没有汽艇用油，因此岛上的生活物资处于断绝状态，修建战俘宿舍的木板、油毡和钉子都没有，食物运不到岛上，而且缺八千多条床垫。

随着对波兰军事行动的结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0月1日决定在西白俄罗斯的比亚韦斯托克和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市分别召开“人民会议”，确认苏联入侵波兰后在这两个地区发生的政治变动，并通过加入苏联的决议。也就是说，采用苏联式的“法律程序”，合法吞并这两个地区。

对波兰东部领土的政治处理结果势必对波兰战俘造成很大影响，因为一旦苏联吞并这些地区，那么战前居住在这里的波兰共和国公民将自动成为苏联公民，而其中的军人也势必将自动失去战俘的身份。考虑到即将到来的这一变化，以及当前战俘营工作遇到的种种困难，由联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一个委员会在10月1日讨论了波兰战俘的处置问题。

这个委员会随后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上面有贝利亚和梅赫利斯的签名。报告建议把波兰战俘分为六大类:

一、战前居住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白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其他民族(波兰、日耳曼、犹太、立陶宛等)士兵和士官战俘，绝大多数予以遣散，允许其回家。

二、从前一类战俘中留下条件合适的两万五千人，用来修筑沃伦斯基新城到利沃夫的军事公路，初步暂定在筑路工作结束后将这部分士兵及士官战俘也释放回家。

三、家乡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关押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和普季夫利战俘营，等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返问题后再将其释放回家。

四、被俘的波兰军官，不论其民族，也不论其战前原住地，一律关押在单独的战俘营中，其中军衔在中校以上、直至将军的军官，以及被红军俘虏的波兰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的奥尼凯耶战俘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战俘营。

五、波兰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警、警察、边防军战士和波兰童子军官员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六、在波兰领土上被红军拘留的近800名捷克军人，一直关押到英法对德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斯大林对这份处理意见基本上认可，只是修改了两处:捷克俘虏在书面具结不参加对苏战争后予以释放，允许其前往罗马尼亚，中校以下的军官关押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

这里说明一下，这些文件中提到的波兰军官和军政要员，都是红军在对波军事行动中被俘虏的。波兰战役结束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从1939年10月到12 月期间在波兰东部上展开了缜密的搜捕工作，在这期间被逮捕的波兰军官和军政要员大多数直接被关入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各州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有些被关入了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还有一些也被送进了科泽利斯克和旧别尔斯克两座“特别战俘营”。

1939年被苏联和德国瓜分之后的波兰。图中标出了苏联境内的三座“特别战俘营”以及处决波兰军官的地点

从日丹诺夫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苏联对波兰战俘的分类、甄别和处置并不完全像纳粹德国集中营那样按照种族属性来区分，而是按照阶级斗争的哲学，以“阶级身份”这根红线来决定俘虏的命运的。被释放的是士兵和士官，而且还得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军官则一律关押，不管其家庭出身是男爵还是中农。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军官，警察、宪兵、情报人员，以及边防军、司法系统和监狱系统人员，都是国家机器实行暴力统治的工具，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工具，也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军警宪特系统中的官员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其下层成员(比如普通吏、下级警员和普通边防军士兵)也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于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波兰人和波兰士兵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工作增添麻烦与阻力。

特别是在苏联已经同纳粹德国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坚持认为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些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强烈爱国情绪的波兰战俘正是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重要力量，对于苏联来说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人。当然了，所谓“反动”的那些战俘，并非是真地有什么复兴波兰国家或反对苏联的实际举动;光是有这方面的言论，或是表明具有这方面潜在能力的举动，就都被苏联认为是对瓜分波兰现状的威胁，而为体制所不容。

正是这一套教条的阶级斗争理论决定了波兰战俘命运之间的区别:那些士兵战俘被释放回家，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比那些继续关押的军官战俘“好”，不是因为他们爱苏联不爱波兰(1920年打到华沙城下的苏俄工农红军就是败在波兰的工农群众面前的，后来在卡廷森林中被枪杀的波兰战俘中也有一些特别“反苏”的士兵和士官)。那些波兰军官、警察和军政要员被继续关押，也未必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释放的士兵和农民更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当然，其中那些比较亲苏的波兰军官战俘，比如1943年组建“柯希秋什科师”与苏军并肩作战的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都受到NKVD工作人员的注意，保住了性命，而且在战后的波兰飞黄腾达。是当时苏联特定的政治哲学和教条刻板的、以阶级划线的政治观念，决定了这些波兰战俘彼此之间命运的巨大差别。

齐格蒙特·贝林格(1896-1980)

贝利亚把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最优秀的工作人员都派到了八座战俘营中，在这些战俘营设立了“特别科”，其任务是对接收的波兰战俘进行肃反甄别，将其中的军官、宪兵、警察、边防军、狱警、波兰总参谋部人员和反间谍军官专门登记造册。其余战俘中的毕苏茨基分子、波兰社会党党员、原波兰共产党(1938年被共产国际解散，其领导人大多被从波兰国内骗到苏联、然后惨遭处决)的党员、国民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党员、“射手”组织(毕苏茨基时代的准军事爱国青年组织，受波兰国防部领导)成员、原“波兰军事组织”成员(毕苏茨基在1914年成立的对沙皇俄国进行侦查和破坏的秘密组织)成员、波兰童子军成员、著名知识分子、神甫、法官、检察官、地主、工厂主、银行家、贵族和其他“阶级敌人”也要被甄别出来，并分别登记造册。

1939年11月下旬，将波兰战俘中的士兵和士官遣散回家的工作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被释放的波兰战俘人数约为2.5万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掌握的战俘还剩下约10万人。当年10月到11月期间，苏联还同德国进行了波兰战俘交换，向德方移交了42492名战前住在德占区的战俘，并从德国接收了战前住在波兰东部的13757人。在苏联移交给德国的战俘中，有大约3.3万人是士兵，约1万人是士官和军官，包括校官级别的中高级军官在内，但是不包括警、宪、特系统的人员。

一些波兰战俘知道了自己的去向后请求留在苏联，他们大多是犹太人，还有些自称是共产党员，从事过革命活动，害怕德国当局的迫害等等。苏联方面一概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可见在涉及到德国人的问题上，苏联一直是极其谨慎、极其履行协议的。

对于从德国人那里接收来的波兰战俘，伏罗希洛夫在10月16日给白俄罗斯和基辅特别军区下达了命令，其中的士兵全部遣返回家，而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军官、狱吏和警察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关押到战俘营里。不过，德国人并没有把这种类型的波兰战俘交给苏联人，而是将他们继续关押在自己的战俘营里--从而保住了这些波兰人的性命，被移交严格保密。在甄别工作完成后，有21名军官和54名警察官员被送进了尤赫诺夫战俘营，其余从立陶宛接收的波兰战俘(包括军官)都释放了。顺便提一下，送往尤赫诺夫战俘营的这批波兰军官和警察中，只有19人在1940年春天苏联大规模处决波兰战俘时，由于立陶宛政府对其去向的不断查问而保住了性命。

这批遣送工作结束后，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还有大约1万名波兰军人，其中大约一半设法去了瑞典和芬兰，剩下的人在1940年夏天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后也被逮捕并关入战俘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立陶宛接收了4767人，其中包括859名军官(前面提到的后来同苏联人合作的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也在这批人当中)，在拉脱维亚逮捕了913人。这些人被关入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早先关押在这座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此时已在卡廷森林被处决)，其中一些愿意和苏联人合作的波兰军官被送往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单独关押，他们后来参与了“柯希秋什科师”的组建工作。在1941年苏联大赦波兰公民时，几乎所有波罗的海国家的波兰战俘都被释放，很多人加入了安德斯将军组建的波兰军队。

这样，在向德国遣返了4.2万名战俘之后，到1939年底，处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羁押下的波兰战俘还剩下约6.2万人--当年之内从德国和立陶宛接收的战俘基本上全都释放了。这些战俘大体上可以分为六类:

一、大约2.5万名波兰战俘，全部是士兵和士官，几乎全部是波兰族，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役使，充当劳动力使用;

二、在对波兰军事行动中被俘的一些波兰高级军官、波兰总参谋部军官、波兰情报系统和反间谍系统的重要人员关押在卢比扬卡监狱，以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中，人数大约在1200人到2000人之间;

三、数量更多的波兰将军和校级军官，总数约9000人，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其中大约4500人是出生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

四、大约6000名波兰警察、宪兵、情报和反情报人员，以及波兰童子军组织的干部，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

五、1939年10月到12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联占领的波兰领土上逮捕的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军队军官和预备役基干军官，大约2000人左右，关押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各州的 NKVD 监狱中(同一时期在这些地区还逮捕了大约1.8万名波兰党政要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波兰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成员，以及企图越境进入德国占领区或从德国占领区越境进入苏联占领区的“越境分子”。虽然其中一些人关入战俘营，并在卡廷屠杀中遇害，但在此处不作为战俘列入统计);

六、剩余的波兰战俘，绝大多数是战前居住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波兰族，关押在格里亚佐维策、沃洛格达和普季夫利等战俘营。这批战俘大约有1.7万人左右，全都是士官和士兵。

被统称为“卡廷事件”的1940年处决波兰战俘事件，主要涉及的是第二、三、四、五类波兰战俘，但是也包括来自第一类群体的士兵和士官战俘。1939年10月14日，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与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签订了使用战俘的协议(内容基本上类似于纳粹德国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总局与法本、西门子等德国战犯公司签订的使用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做奴隶劳工的那些协议)，把一万多名战俘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属的8个矿井、矿务局和铁路公司从事劳动。

这些战俘奴工被编为三个劳动营，即克里沃伊罗格营(位于乌克兰中南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叶列诺-卡扎库布营(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营(位于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州)，每个营又在矿山和企业所在地，比如尼科波尔锰矿和斯大林州的“十月”锰矿，设立了许多分营。剩下的1.4万名波兰战俘被关押在乌克兰的洛夫诺，随即在战俘营的编制基础上成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建筑营，运倒苏联北部北极圈和西部边境地区，从事筑路和修筑军用设施的工作。

1939年9月被苏联红军俘虏，列队前往NKVD 部队接收站的波兰军队官兵

无论是采矿还是筑路，其工作条件是异常艰苦的，而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并没有履行战俘使用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为波兰奴隶劳工们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导致大量战俘在劳动过程中逃跑，私自逃回家乡。他们向其亲属陈述的战俘营中所见所闻，在新并入苏联的波兰东部地区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情绪。迫于压力，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得不在1939年底颁布了新的战俘使用办法，规定为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波兰战俘，其工资与各企业雇佣的普通工人相同，采用计件工资形式，同时那些“不完全劳动力”将安排到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后勤部门工作。对于那些经常超额完成定额的战俘，可以对他们实施奖励，并撤销监管。此外还规定了波兰战俘每天的生活费不低于5卢布，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居住和文化生活条件”等等。

但是，这些办法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波兰战俘是违背本人意愿、被驱使着做工的，尤其是在苏联吞并波兰东部地区后，那些居住在当地的波兰战俘认为他们已经成为苏联公民，再把他们作为战俘继续关押和役使是违反了最高苏维埃的有关法令的，强烈要求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在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那些波兰战俘经常旷工、怠工、甚至想办法逃跑。在人数为1600人的扎波罗热劳动营，平均每天都有100人以各种借口不出工，出工的战俘不是消极怠工便是酗酒,战俘计件工资高的达30卢布，低的只有23戈比，此外还有三人逃跑。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部队加强看管，并逮捕了16名被认为是怠工组织者的战俘后，扎波罗热营的战俘掀起了更强烈的抵抗浪潮。到1940年1月，1600名战俘中每天出工的平均不超过370人，还有不少战俘宣布绝食。

这些战俘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释放他们回家。这些出身于劳动人民阶级、但是“阶级觉悟”很低、不愿意给苏维埃政权当奴隶劳工的波兰士兵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人员说:“对我们宣传说的是让我们脱离波兰地主老爷的压迫，实际上是让我们脱离妻儿老小”。最后苏方采取了惩戒措施，把扎波罗热劳动营中250名最不听话的波兰战俘--几乎全是士兵--从劳动营中除名，送往奥斯塔什科夫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这些人从此音讯皆无，其中一些人的尸体在1943年春天在卡廷森林中被德国人掘了出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