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测量，不管理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被视为研究“外部性”与“负外部性”问题的经典案例，其遭遇也和大多数外部性案例一样，始终被各种左右为难困扰着。

1890年，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他观察到，产业集聚会带来专业化分工、成本下降以及知识外溢等外部效应，因而他倾向于认为，外部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之一。

然而，外部性的反面——负外部性很快浮出水面。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同事阿瑟·庇古将目光投向了“外部不经济”的现象——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损害了周边居民的健康，但这种损害并未反映在工厂的生产成本中。

庇古的解决方案在理论上非常自洽：如果企业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都会被征收等同于社会成本的税，市场就能自动将排放量调整到社会最优水平。

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要征收“庇古税”，必须知道社会成本是多少。这需要知道气候变化的损害函数、折现率、未来技术的演变路径——而这些偏偏都是人类尚未彻底搞清楚的领域。

196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思路。科斯的核心论点是：外部性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市场失灵，而在于产权界定不清。只要产权明晰且交易成本足够低，市场本身就可以通过自愿谈判解决问题。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是科斯思想的直接产物——政府设定总量上限，市场通过交易发现价格。

科斯定理同样简洁，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却遭遇了三重挑战：初始碳配额如何分配、实际交易成本远高于零、环境作为一种全球公共品的“产权”无法清晰界定。

进入21世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箱找到一个“最优解”。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开发“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将经济增长、碳排放、气候变化和经济损害纳入一个统一的动态框架。诺德豪斯的工作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最高成就，但也暴露了其根本局限——模型的结果对折现率极度敏感，而气候系统本身存在不可逆的临界点和非线性反馈。这种不确定性让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政策建议失去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这便是硅谷知名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踏入的战场——这位风险投资家，带着他那个发端于企业管理，名叫“目标与关键成果法”（OKR）的工具箱，试图回答一个经济学家们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的问题：如何让经济活动的主体，承担其行为的全部成本？

在《速度与规模：碳中和的OKR行动指南》一书中，杜尔设定了10项目标和55项关键结果，涵盖交通运输电动化、电网脱碳、食物体系重塑、自然保护、工业净化和碳清除六大排放源，以及政策、行动、创新、投资四大加速机制。这个框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一个“终极目标”——2050年净零排放，分解为一系列“中间里程碑”，每个里程碑都配有具体的时间表和可验证的测量指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愿望清单”，而是一份“施工图纸”。

将OKR从企业管理迁移至全球气候治理，绝非简单的“工具移植”。因为企业OKR的有效程度依赖于一个前提——“数据可信度”。这也是杜尔的观点中最具创造力的部分：他试图用测量技术的升级，来解决数据可信度问题。

杜尔在本书结语中写道：“如果无法测量重要的指标，就没有确定的方法去往我们需要到达的地方。”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暗藏锋芒。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测量密不可分。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到西蒙·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核算，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测量体系的演进史。杜尔的解决方案，本质上就是试图建立一套“气候版”的测量体系。他不仅对全球排放来源进行了分类，而且为每个来源设定了可测量的标准，并建立了年度追踪机制。这相当于为全球经济建立了一套“碳核算体系”——其原理很像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只不过，它关注的是“经济的碳产出”而非“经济产出”。

回到经济学思想史的脉络，杜尔的工作可以被理解为对“外部性内部化”的另一种回答。

庇古的方案是“政府定价”——通过税收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科斯的方案是“市场交易”——通过产权界定和自愿交易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杜尔的方案则更趋近于“可测量的制度变迁”路径——通过设定可追踪的关键结果，将减排从一个“外部性问题”转化为一个“管理问题”。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它既不依赖对社会成本的精确计算，也不依赖对交易成本的理想假设，只要能够进行持续、透明、可验证的测量即可。

在杜尔看来，当每个国家、每个行业、每个企业的排放都被实时测量和公开追踪时，减排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市场自然会奖励那些在关键结果上取得进展的公司，惩罚那些落后的公司。

“并非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可以被计算，但没有被测量的东西无法被管理。”在一个外部性无处不在的世界里，杜尔的这句话或许是最好的实践哲学。（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 魏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