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投了180万，装了13个充电桩，到昨天为止，净赚不到60万。

去年我投了180万，装了13个充电桩，到昨天为止，净赚不到60万。

我把这句话写在账本第一页，写完又划掉，划掉以后重新写了一遍。

不是因为数字算错了。

是因为每次看见“净赚不到60万”这几个字，我心里都不太舒服。

去年投进去的钱，是180万整。

其中120万是我和妻子攒了十几年的积蓄，30万是我卖掉那辆开了八年的厢式货车换来的，剩下30万，是从银行贷的。利息不算高，可每个月也要按时还。

十三个充电桩，装在县城三个地方。

城西的老粮站六个，城南的建材市场四个，城北的客运站三个。

到昨天为止，电费收入、服务费、平台补贴，刨去电费、租金、维修费、税费和贷款利息，净赚不到60万。

准确地说，是五十七万八千四百二十六块三毛。

我叫陈立波，今年四十二岁。

以前我是跑运输的。

那辆厢式货车跟了我八年，车门关不严，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去批发市场拉菜，给县里的饭店和学校送货。有时候一天跑两百多公里，回来时腰像被人用木棍打过一样。

这几年油价涨，运费不涨。

以前一趟挣六七百，后来跑完一趟，扣掉油钱、过路费和人工，剩不下多少。最难的时候，我拉了一车水果去邻县，回来路上车胎爆了，换胎花了八百，整趟货只赚了三百二十。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车钥匙扔在鞋柜上，跟老婆周敏说：“不跑了。”

周敏正在阳台上晾衣服，听见这话，手里的衣架停了一下。

她没回头，只问：“不跑你干什么？”

我说：“现在不是都在搞新能源吗？咱们县电动车越来越多，充电桩肯定有生意。”

她把一件孩子的校服抖开，夹在晾衣杆上。

“你知道怎么弄吗？”

“不会可以学。”

“钱呢？”

“卖车，再添一点。”

她这才转过身看我，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那车卖了，能卖多少钱？”

“二十来万。”

“你说的添一点，是添一百多万吧？”

我没吭声。

周敏看了我一会儿，把手上的水在围裙上擦了擦。

“陈立波，你别把这事想得太简单。桩装在那里，不是钱自己往里钻。”

我说我知道。

其实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县里街上绿牌车越来越多，知道网上有人说充电桩是新的风口，知道隔壁市有个老板装了几十个桩，一年赚了几百万。

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

一度电收多少钱，一个桩一天能充多少辆车，除掉成本还能剩多少，算出来跟捡钱一样。

我听完以后，连着几天睡不着。

不是兴奋得睡不着，是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出口。

跑运输跑到四十二岁，腰坏了，胃也坏了，车还不值钱。我总不能一直跟着那辆破车耗下去。

去年三月份，我把厢式货车卖了十八万六千。

周敏把家里的存款取出来，一共九十七万。

我们又把县城那套小门面抵押了，贷了六十五万。

数字凑来凑去，最后离180万还差一点。我去找我姐借了十万，她没多问，只说：“你别再像年轻时候那样，脑子一热什么都敢干。”

我说：“这回不一样。”

后来证明，确实不一样。

以前脑子一热，最多是买错一批货。

这回脑子一热，砸进去的是180万。

第一次去看场地，是城西老粮站。

粮站已经废弃好几年了，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里面堆着一些没人要的旧麻袋和铁皮桶。旁边有一排临时商铺，卖早餐的、修电动车的、开小超市的，早上人不少。

负责出租场地的老邱说，这地方以后要改成物流集散中心。

“现在看着破，等规划落地，车肯定多。”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装六个桩，绝对错不了。”

我问有没有规划文件。

他愣了半秒，说：“文件还在走流程，县里领导都来现场看过。”

我当时没继续问。

老邱又带我去城南建材市场。

那地方更热闹，水泥车、货车、面包车进进出出。市场门口有一块空地，平时停了不少车。老邱说可以装四个快充桩，旁边还可以设一个小休息室。

我站在空地上看了半天，觉得这里比老粮站靠谱。

城北客运站是第三个地方。

客运站搬走以后，只剩一个旧候车厅，里面的玻璃窗碎了两块，售票口也封了。可旁边就是一条省道，来往车辆不少。

那里的管理员姓马会抽烟，蹲在台阶上跟我说：“别看现在冷清，等以后新能源出租车多起来，肯定有用。”

我问：“这块场地一年多少钱？”

他说：“不贵，三万六。”

我当时觉得便宜就是占便宜。

后来才知道，有些地方之所以便宜，不是因为别人没看见机会，而是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客流。

签合同那天，周敏也去了。

她站在老粮站的院子里，看着那六块要安装充电桩的空地，半天没说话。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我就是想看看，咱们的钱以后要放在哪儿。”

工人进场那天，我特意买了两箱矿泉水。

挖槽、布线、浇筑基础、安装设备，前前后后折腾了四个月。

我每天戴着安全帽过去，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施工图，哪根线从哪里走，哪个桩朝哪个方向，我都要问清楚。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装桩，是在给以后铺一条发财的路。

十三个充电桩全部亮灯的那一天，我站在城南建材市场，看着屏幕上跳出来的数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

周敏拿着手机拍了张照片。

她问：“以后一天能赚多少？”

我说：“保守点，一天两三千吧。”

她算了算：“那一个月就是六七万。”

“差不多。”

她没再说话，低头把照片发给了她妹妹。

第一天，来了两辆车。

一辆是我找来的朋友，另一辆是建材市场老板的网约车。

两辆车一共充了不到一百块钱。

我安慰自己，开业第一天，人家还不知道。

第二天来了三辆。

第三天一辆没有。

一连半个月，十三个桩总共充了不到两千块钱。

手机平台每天都会推送营业数据。

“今日订单：2。”

“今日收入：86.40元。”

“今日订单：0。”

有天晚上我在城西老粮站值班，从八点坐到十二点，只有一个年轻人开车进来。

他绕着六个桩看了一圈，问我：“老板，怎么收费？”

我告诉他价格。

他拿手机比了比，说：“旁边高速口便宜两毛。”

说完就走了。

我看着他的车尾灯消失在门外，想追出去解释，说我的桩新，速度快，环境也不差。

可话到嘴边，又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

人家来充电，不是来听我讲设备有多好。

第一个月结算，收入三千七百二十六块。

电费成本两千九百多，场地租金折算下来四千多，平台服务费、人工和维修又去掉一千多。

最后亏了六千多。

周敏把账单看完，没骂我。

她只是把账单折起来，放在桌角。

“你不是说一天两三千吗？”

我说：“刚开始没客源，后面会好。”

“后面是哪天？”

我说：“等新能源车多起来。”

她问：“要等多久？”

我没回答。

那天晚上，她在厨房洗碗，水龙头一直哗哗响。

我坐在客厅里听着，感觉那水声像一根绳子，慢慢勒在脖子上。

第二个月，还是没起色。

城西老粮站六个桩每天偶尔来一辆车，城南建材市场四个桩倒是有人用，但那些货车司机大多自己带着充电卡，只认固定的几个站。

城北客运站更冷清。

三个月下来，我在那里见过最多的一次，是两辆电动车同时充电。

其中一辆还是我自己开的。

我每天骑着电动车去三个地方转，看看桩有没有故障，清理一下灰尘，顺便盯着手机里的订单。

那段时间，我最怕平台弹出红色提示。

一旦出现“设备离线”，我心里就往下一沉。

有一次凌晨两点，城南四号桩突然停止充电。

我披了件外套骑车过去，路上下着小雨，裤脚全湿了。

到了以后发现不是设备坏，是一个年轻司机把充电枪拔下来时摔在了地上，枪头裂了一道缝。

他站在旁边说：“我也不是故意的，赔不了那么多。”

我说：“你先走吧。”

他问：“不报警？”

我说：“算了。”

第二天换枪头，花了两千八。

周敏知道后，气得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

“你是不是觉得咱家钱多？”

我说：“人家也不容易。”

“人家不容易，咱们就容易了？”

她眼圈一下红了。

“你天天说做生意要讲长远，长远还没来，咱们现在吃什么？”

我低着头，没说话。

那个月，女儿学校收春游费，我在手机里转了三次，最后还是周敏付的。

她没当着孩子的面说我。

可女儿拿着缴费单过来时，小声问我：“爸爸，你是不是没钱了？”

我说：“爸爸的钱都投在桩上了。”

女儿问：“桩什么时候能把钱吐出来？”

这句话，我后来想了很久。

五月份，城南建材市场的麻烦来了。

市场换了负责人，新来的姓孙，三十多岁，走路时皮鞋踩得很响。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要涨场地管理费。

我问涨多少。

他说：“原来每个月三千，现在一万。”

我说：“合同里写的是三年不变。”

他翻了翻桌上的合同，笑着说：“合同是跟老经理签的，他已经不干了。再说了，你这些桩占着四个停车位，市场每天少收多少停车费，你算过没有？”

我说：“咱们当时谈的时候，你们说这是闲置空地。”

“以前是闲置，现在不是有车来了吗？”

他把茶杯往桌上一放。

“你不愿意交，也可以拆走。”

我站在那里，手掌一点点攥紧。

四个桩拆走，运输、重新安装、线路改造，加起来至少十几万。可不拆，光管理费就能把利润吃干净。

我问：“能不能按营业额算？”

孙经理摇头。

“我不跟你算营业额。你要么交一万，要么走人。”

我从办公室出来，在市场门口坐了半个小时。

旁边一家卖水泥的店正在卸货，叉车来回倒，发出刺耳的提示音。

我突然觉得那四个充电桩像四个欠债的人，站在那里不说话，却每天都等着我往里填钱。

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周敏。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拆吧。”

我问：“拆了往哪儿放？”

“先拆了再说。”

“重新找地方不要钱？”

“那也比让人这么掐着脖子强。”

我没同意。

那天晚上我骑车去了城南建材市场。

四个桩的屏幕在黑暗里亮着，旁边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正蹲在地上泡方便面。

他看见我，端着纸碗站起来。

“老板，你来了。”

我问：“怎么还没走？”

他说：“晚上送完货，顺便补点电。家里孩子刚出生，能省一块是一块。”

我看着他手里的方便面，突然没说出拆桩的事。

后来我没有立刻拆。

我找到市场真正的负责人，把合同、转账记录和当初的招商宣传单全拿出来，一页一页跟他谈。

谈了三次，管理费最后定在每月六千。

还是涨了一倍，但至少没到一万。

那时候我才明白，做生意不是把设备装好就结束了。

你还得会谈租金，会看合同，会处理关系，还得知道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不能硬。

六月底，第一批新能源出租车进了县城。

一共二十辆。

车队负责人是个姓唐的女人，四十岁左右，开了十几年出租车。她带着几个司机来城西老粮站看场地，问我能不能做包月。

我说能。

她又问：“你这桩稳定吗？”

我拍着胸口说：“新装的，肯定稳定。”

话刚说完，二号桩屏幕突然黑了。

空气一下安静了。

我赶紧去打开配电箱，发现是散热风扇故障。唐师傅站在旁边看着我，没说话。

我蹲在地上修了四十多分钟，后背全是汗。

修好以后，她没有立刻签。

她说：“你这个地方偏，晚上司机过来不方便。”

我问：“那你想要什么条件？”

她说：“价格比别家低一点，夜里得有人值班，坏了要及时修。”

我算了算，答应了。

那份协议签下来，每个月保底能有八九千的营业额。

不算多，但总算有了固定收入。

第一个出租车司机来充电那天，是个下雨的晚上。

他把车停好以后，没急着走，坐在车里抽烟。我过去提醒他不要在充电区抽明火，他把烟掐了，冲我笑了笑。

“老板，你这儿有热水吗？”

我说有。

他拎着杯子站在值班室门口，跟我聊了半个小时。

他说自己以前开燃油车，一天光油钱就要一百多。换成电车后，虽然充电麻烦，但只要价格合适，也能省下一点。

我问他：“你们一天跑多远？”

他说：“三百多公里，有时候四百。”

我看了看正在跳动的电流数字。

以前我只盯着它能收多少钱。

那天我第一次想到，这些电要撑着一辆车跑过多少条街，接送多少个人回家。

可生意没有因为我想明白这些，就马上变好。

七月份，城西老粮站那六个桩出了大问题。

有一天中午，县里下了一场暴雨，雨水从院墙外面倒灌进来。配电箱虽然做了防水，地下线路却进了水，六个桩同时跳闸。

那天正好是周末。

我赶过去时，门口已经停了五辆车。

一个司机拍着车门问：“老板，怎么回事？”

我说正在抢修。

他说：“我还赶着送人，耽误了你赔得起吗？”

另一个司机直接把车开走了。

我蹲在泥水里检查线路，手套很快就湿透了。电工师傅来了以后，先是说要换线，再说要重新做防水，最后报了两万六的维修费。

我看着那六个桩，脑袋嗡嗡响。

这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

是只要设备一停，就有人在等着你赔时间。

那天晚上回家，我的鞋里全是水。

周敏看见后，把毛巾扔给我。

“你先擦擦。”

我坐在门口脱鞋，脚趾泡得发白。

她站在旁边问：“还能撑吗？”

我说：“能。”

“要是撑不住呢？”

我停了一下。

“那就卖掉。”

她没再问。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想过，把十三个桩全部卖掉。

可第二天早上，我刚到老粮站，就看见那几个司机在门口等着。

唐师傅也来了。

她撑着伞说：“陈老板，听说你这边坏了？”

我说还在修。

她点点头：“我们不是催你。你要是缺人，下午我让司机过来帮忙排水。”

我说不用。

她说：“别客气，都是为了跑车。”

那天下午，几个司机真的过来了。

有人拿扫帚，有人搬沙袋，还有人去附近买了两箱水。

我蹲在旁边看着他们忙，心里有些发酸。

他们不是为了帮我赚钱。

他们是怕这个地方没了，晚上没地方充电。

维修花了两万三。

钱付出去以后，我在账本上记了一笔。

“七月十五日，老粮站线路维修，支出23000元。”

写完，我又在后面加了一句。

“有人来帮忙排水。”

这一句没有金额，也没有办法计入成本。

八月份，城北客运站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我正准备关门，听见外面有人按喇叭。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歪歪扭扭停在三号桩旁边。

车门打开，一个男人抱着老太太下来。

老太太穿着薄棉袄，脸色很差，手一直捂着胸口。

男人问我：“老板，能不能快一点？我妈喘不上气了，医院还有十几公里。”

我赶紧把充电枪插上，告诉他快充大约需要二十分钟。

他说：“能不能先给我借个充电宝？手机也没电了。”

我把值班室里的备用手机递给他，让他先打急救电话。

县医院的救护车赶过来需要时间，他不敢等，只能自己开车送。

那二十分钟里，他一直站在车边看着电量往上跳。

老太太靠在后排，呼吸声很重。

我从值班室拿了条毯子，又烧了一壶热水。

车充到百分之三十六时，男人说够了。

临走前，他问多少钱。

我说：“先走，回来再说。”

他说：“那怎么行？”

我说：“救人要紧。”

车开出去以后，我站在停车场里，听着轮胎压过碎石子的声音，心里一阵发空。

后来那个人没有回来。

我本来也没指望他回来。

可过了半个月，一个下午，他拎着一袋苹果找到我。

他说他母亲已经脱离危险，医生说再晚十几分钟，可能就麻烦了。

“你那天收了多少钱？”他问。

我说：“没多少，别提了。”

他把苹果放在桌子上。

“钱该给。”

我没收。

他急了，说：“老板，你不收我心里不安。”

最后我只收了正常充电费。

他临走时回头说：“以后我只要经过这边，就来你这儿充。”

那袋苹果我和周敏吃了半个月。

她说：“这苹果挺甜。”

我说：“人家送的。”

她白了我一眼。

“我知道是人家送的，不然你舍得买这么贵的？”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到了秋天，充电量终于慢慢上来了。

城南建材市场的四个桩，因为旁边新增了两家物流公司，开始有固定的送货车。

城西老粮站的出租车越来越多，晚上经常排队。

城北客运站还是不算忙，但偶尔会有省道上过来的车停一下。

十三个桩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每天都有人排着队充电。

有时候一晚上就来两辆车。

但也有几天，六个桩同时亮着，屏幕上的数字一格一格往上跳。

我不再坐在值班室里干等。

我在三个地方都放了水壶、纸杯和一次性雨衣。天冷以后，又买了几床旧棉被，放在值班室里。

周敏知道后问我：“你开充电站还是开救济站？”

我说：“这些也花不了多少钱。”

她说：“积少成多你不知道啊？”

我说知道。

可后来她还是把每个值班室都添了一只电热水壶。

她嘴上说我乱花钱，实际上比我还细。

十月份，银行的人来催贷款。

那天我正在城南市场换一个故障模块，手机响了三遍才接。

对方说：“陈先生，您这边有一笔贷款月底到期，请注意按时还款。”

我说：“知道。”

挂了电话以后，我蹲在桩旁边，看着手里的螺丝刀。

那个月收入刚够还贷款和人工，家里买菜的钱还是周敏从她工资里出的。

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班，每个月工资四千多。

以前我跑运输时，她的工资一直用来贴补家里。现在我生意做起来了，本来想着让她轻松一点，没想到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有天晚上，她算完家里的支出，把计算器放在桌上。

“女儿下个月要交补课费。”

我说：“多少？”

“一万二。”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办法。”

她说：“别去借高利息的钱。”

“我知道。”

“也别把设备卖了再去补。”

“我知道。”

她看着我，声音低了下来。

“陈立波，我不是怕你赔钱。我是怕你明明已经知道走不通，还要硬撑。”

我说：“现在还没走不通。”

“你怎么知道？”

我看着桌上的账本。

“因为每天都有车来。”

她叹了口气。

“有车来，和能赚钱，是两回事。”

这话我记住了。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把十三个桩分开算。

哪个桩赚钱，哪个桩只是在耗电，哪个地方的租金太高，哪个时段几乎没人来，我全部记下来。

城北一号桩，一个月只充了三十多次，维护费却不低。

城南四号桩使用率最高，常常有人排队。

城西五号和六号桩离门口远，很多司机不愿意倒车进去，使用率一直上不去。

我花了两天时间，把每个桩的订单按小时整理出来。

周敏看着我在电脑前敲数字，问：“你以前跑车的时候，有这么认真吗？”

我说：“以前知道一条路怎么走就行了。”

“现在呢？”

“现在得知道哪条路有人走。”

十一月份，我做了一个决定。

把城北客运站最里面的两个桩拆掉一个，移到省道出口旁边。

这件事花了四万多。

包括拆除、运输、重新打基础、接线和审批。

刚开始周敏不同意。

她说：“那边一年才收三万六的租金，你又往里砸钱。”

我说：“那里不是完全没车，是位置太里面。”

“你怎么知道挪出去就有人？”

“不知道。”

“那你还挪？”

我说：“不挪就永远不知道。”

周敏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那些做生意的人了。”

我说：“我本来就是做生意的。”

她冷笑了一声。

“以前你是拉货的，现在是拉电的。”

桩挪到省道出口以后，效果没有立刻出现。

前几天还是冷冷清清。

第五天晚上，一辆外地牌照的网约车停了进来。

司机下来问：“这里能快充吗？”

我说能。

他看了看价格，说比高速服务区便宜。

那一晚，他充了四十多分钟。

走的时候，他问我：“老板，你有导航定位吗？”

我说：“有。”

他说：“把名字弄清楚一点，我下次还来。”

后来他真的又来了。

再后来，他在司机群里发了位置。

到了年底，城北那个挪出去的桩，反而成了三个点里增长最快的一个。

有些时候，生意不是没有，只是你站错了地方。

去年最后一天，我没有放鞭炮，也没有请人吃饭。

下午五点多，我把三个点的账单全部下载下来，回到家，坐在餐桌前一项一项核对。

周敏在旁边剥橘子。

女儿在房间里写作业，偶尔传来橡皮擦掉字的声音。

我算了两个多小时。

设备折旧、场地租金、电费差额、平台抽成、维修费用、人工工资、贷款利息，还有那些看起来不多、加起来却吓人的零碎支出，全都扣掉。

最后的净利润是五十七万八千四百二十六块三毛。

周敏问：“五十七万？”

我说：“不到六十万。”

她没说话。

我又把计算器按了一遍。

还是这个数。

她把橘子递给我。

“那180万回来多少了？”

我说：“账面上回来五十七万多，设备还在，明年的收入应该会好一点。”

“应该？”

“嗯。”

她低头看着橘子皮。

“你当初说一年能赚一百多万。”

我说：“那是我不懂。”

“现在懂了？”

“懂了一点。”

她把橘子皮丢进垃圾桶。

“知道自己不懂，也算进步。”

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我又去了一趟城西老粮站。

六个桩里有五个在工作。

一个出租车司机坐在车里睡觉，车窗上起了一层雾。另一个司机在值班室门口泡面，见我来了，抬手招呼。

“陈老板，今天怎么这么早？”

我说：“过来看看。”

他说：“你这儿的桩就是稳，别的地方充到一半老跳枪。”

旁边有人接话：“价格也公道，别涨价啊。”

我说：“不涨。”

他们笑了起来。

我给他们烧了一壶热水。

水开以后，壶盖咔哒一声弹起来，热气顺着缝往外冒。

我站在门口，看着六个桩的指示灯一明一灭。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辆车。

那辆出租车可能刚接到一个赶去火车站的客人。

那辆面包车可能装着一车蔬菜，天亮前要送到十几个小店。

那辆外地来的网约车，可能载着一个第一次到县城的年轻人。

电流从线路里过去，车就能继续往前走。

以前我只觉得，电量就是钱。

现在我知道，电量有时候也是时间，是一家人的晚饭，是一个司机当天最后一单，是有人在陌生城市里不至于把车停在半路。

当然，这些不能替我还贷款。

也不能让180万马上变成360万。

五十七万八千四百二十六块三毛，放在账本上，确实不算一个特别漂亮的数字。

我还没有完全回本。

周敏想换的冰箱还没买，女儿的书桌也还是以前那张。她那件穿了三年的羽绒服，袖口已经磨得发亮，我问她要不要换，她说还能穿。

我知道，她不是不想换。

她是怕我又要花钱。

昨天晚上回家，我把账本递给她。

她戴上眼镜，看了半天，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今年先不扩张，先把现有的经营好。”

我问：“你这算批准了？”

她说：“这是命令。”

我说：“那要是今年赚得多呢？”

“先还银行。”

“还完呢？”

“再还我姐。”

“再往后呢？”

她抬头看我。

“给女儿换书桌。”

我点点头。

“那你呢？”

她想了想，说：“我想买件长羽绒服。”

我笑了。

“买贵一点的。”

她把笔放下，白了我一眼。

“挣不到六十万的人，口气倒不小。”

我没反驳。

因为她说得对。

可我心里没有去年刚投钱时那么慌了。

那时候我以为，只要设备装好，钱就会自动流过来。

现在我知道，钱不会自动流过来。

你得去找客源，去谈合同，去擦设备，去修故障，去跟物业磨嘴皮子，去记住每一个常来的司机，也得在大雨里蹲在泥水里，把一根根线路重新接好。

你还得接受，有些地方选错了，有些钱花出去了收不回来，有些承诺根本没有人替你负责。

去年我投了180万，装了13个充电桩，到昨天为止，净赚不到60万。

这句话我现在还是会写在账本上。

只是后面多加了一句。

“钱没全回来，路还在往前走。”

今天早上出门时，周敏把一只保温杯塞给我。

她说里面是热豆浆，让我别总在值班室里啃冷馒头。

我骑着电动车去城南建材市场，路边的店铺刚开门，卖早餐的摊子上冒着白烟。

四号桩旁边停着一辆蓝色面包车。

司机正在车里整理货物，看见我过来，按了两下喇叭。

我抬手回应。

远处的天刚刚亮，云层被风吹开一条缝，阳光落在充电桩的玻璃屏上。

电量数字还在慢慢往上跳。

一格。

又一格。

不快，但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