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如果只读一篇德里达，有人会选《法律门前》。理由不复杂：它把"自由"这件事，讲出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悖论。
南希和德里达的论文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南希不自觉地回应了卡夫卡的那句低吟——"我是自由的，那就是我迷失的原因"。这句话乍看像绕口令，细想却像一根针：自由这个权能的自我给定，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自由的自我约束。
约束不是从外面来的
这种约束并非来自道德，也并非来自法律。它是自由"主权"化之后，内在的必然条件。换句话说，主权因而永远是他律的——它看起来在自己给自己立法，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别的东西牵着走。
通过对"泰然任之"的反讽式使用，南希实际上进一步激进化了德里达的命题。不是理性必然在奠基中包含了一个疯癫的决断瞬间，而是只有在这种疯癫之中，理性才能在纯然自身的意义上被讨论。
纯粹理性，就是实践理性
后者就是理性作为"主权"，在自我运用过程当中产生的"法之悦"。这种说法即使不接近拉康，至少也接近布鲁斯·芬克。
所以，解构主义对于"法"的解读，从来不是要把它描绘成某种笼统的大他者的恐怖影像。它坚持的是另一件事：自我触发，立刻地就是他异触发。这也的确是《论触觉》的重要关注点。
法律不外乎"门前"
德里达的解读，更类似于对这种主权内部对于他异性的"紧缚"状态的细致刻画。
法律门前并不是法律之外。恰恰相反，法律不外乎"门前"。如果没有这一"门前"，法律本身就不可能发生。
法律的主体只有在法律之外，而且只有在背对法律、无视法律实际上"仅仅为我"而非"为所有人"敞开的事实，才能保持某种"守夜式的警醒"。
面对"他人"，或者面对任何事物的代价，就是拒绝直面"盲点"本身——"自我-触发"之中那个被挤压出去的"无"的事件。这种对"虚薄"本身的坚持，或许区分了南希与德里达。
反过来，法律之门作为敞开的"不可通达性"，或许正应当被理解为膜的"不可穿透性"。
读到这里你会发现，那个"门前"站着的人，其实一直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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