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联邦调查局三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安全公告,将DeepSeek、阿里巴巴、Moonshot AI等六家中国AI公司定性为正在实施”工业规模知识蒸馏行动”的威胁主体,指控它们系统性提取美国前沿模型的专有能力,并声称这类行动是中国AI发展战略的”核心”而非”补充”。这份公告发出不到三周,Anthropic的IPO招股书便泄露于市场,引爆了一场关于”AI末世论”究竟是真实警告还是商业运作的全球讨论。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一条清晰的逻辑线就浮现出来了:谁在渲染AI威胁,谁就在定义这场竞争的规则。
要理解今天这场”末世论”浪潮,得从2021年说起。彼时,OpenAI研究副总裁达里奥阿莫代伊带着一批同事出走,创立了Anthropic,对外打出的旗号是”安全优先的AI研究机构”。这套叙事本身颇具巧思:既与竞争对手划定了道德边界,又为自身树立了独特的品牌标签。到了2023年,一场由数百名科技人士联署、呼吁”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六个月”的公开信席卷业界,签名者里有创业者、学者,也有刚刚离职、正在筹建新公司的人。那封信在全球媒体上引发了巨大回响,但彼时极少有人注意到:那些嚷着要”按暂停键”的人,其中许多正在同步向投资人递交商业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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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玩味的是招股书披露的成本结构。Anthropic在2025年的算力与基础设施支出为73.3亿美元,约占全年总运营成本125亿美元的58%;同时,分别对谷歌承诺了1111亿美元、对亚马逊承诺了1100亿美元、对微软承诺了314亿美元的长期采购合同,以及约1612亿美元与博通相关的设备租赁义务,其中约80%属于不可取消合同。这意味着一件事:Anthropic的财务命运,与整个美国AI算力供应链高度捆绑,其2025年收入中有高达47%来自亚马逊和谷歌这两家大股东兼主要客户。在这种结构里,只要公司估值不持续高涨,资本循环就会断裂。渲染技术的危险性,是维持估值逻辑最有效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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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AI那边的逻辑同样耐人寻味。2023年,奥特曼曾公开说AI在短期内被”严重高估”;到了2025年初,又一度猛烈渲染AI对白领就业的冲击;进入2026年,口风再度转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承认对就业替代的判断”相当错误”。但仅在今年9月,奥特曼又以”安全原因”宣布OpenAI不会在2026年上市,称此刻上市”不明智”,要先完成”几个安全案例”再说。奥特曼在同月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OpenAI刚刚叫停了一个新模型的发布,原因是该模型”在几项评估指标上略差一些”,并强调”这不是什么大事”。然而就在宣布暂缓IPO的同时,OpenAI正在与投资人接触,推进一轮不低于300亿美元、估值约1.4万亿美元的私募融资——这轮融资被明确定位为IPO前的”过桥资本”。叫停上市的理由是”安全”,但融资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
美国立法层面的动作在2026年下半年也在集中涌现。7月,国会提出《AI终止开关法案》,要求先进AI系统的开发者必须保留随时关闭系统的技术能力;9月3日,伯尼桑德斯和格雷格卡萨尔两位议员联合提出《禁止人工超级智能法案》,措辞极度激进。这些法案的走向目前仍不明朗,尚在国会讨论阶段,但它们的出现并非偶然。Anthropic和OpenAI在2026年对国会的游说支出均创下历史新高,两家公司的政府关系团队已成为华盛顿最活跃的科技游说力量之一。倡导监管的话语配合立法推进,最直接的受益者,是那些已经建立起庞大技术护城河、能够承受合规成本的大型AI公司,而不是那些仍在起步阶段的小型竞争者。
再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9月8日那份三机构联合公告。公告的核心指控是:DeepSeek、Moonshot AI、阿里巴巴、MiniMax、StepFun和Z.AI自2024年底起,通过”灰市API代理”绕过美国AI公司的地区限制,对包括Claude、GPT、Gemini、Grok在内的多个版本模型进行了数十亿次的”知识蒸馏”,并据此压低了自身的公开训练成本——公告特别点名称DeepSeek宣称的560万美元训练成本”具有误导性”,因为未将数据获取成本计入其中。这套指控有其值得关注的部分:知识蒸馏本身是AI研究领域公认的合法技术,大量开源模型本来就建立在互相学习的基础之上,但对API进行系统性规模抓取、绕过使用条款,确实属于另一种性质。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7月就曾声称”将制裁中国AI公司”,英伟达CEO黄仁勋则公开表示美国AI公司”绝对应该”被允许运行中国AI模型,双方在政府内部的分歧已经可见。将安全话语与制裁工具捆绑,是华盛顿当前对华技术博弈中一个成熟的操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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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本身的进展,是这场叙事博弈中不得不提的变量。2025年1月,DeepSeek以约560万美元的公开训练成本发布R1模型,一度在业界引发剧烈震荡,直接导致英伟达单日市值蒸发约6000亿美元。进入2026年,DeepSeek的动作更大:9月30日,DeepSeek与华为联合宣布,将共同开发并开源昇腾芯片(Ascend 950)的编程基础设施,包括128张昇腾950构成的超节点计算和通信库,以及面向国产芯片的高性能AI核心开发工具包TileLang。DeepSeek已订购价值约25.6亿美元的华为昇腾950DT加速器,用于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建设吉瓦级数据中心,预计2026年四季度开始交付。这一系列动作表明,中国AI产业的算力自主替代路径正在从理论走向实践,尽管当前华为在先进存储器件方面仍受美国出口管制制约、存在产能瓶颈,但这条路已经走出了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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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AI末世论阵营中,也存在清晰的内部分歧。Meta的扎克伯格和英伟达的黄仁勋均公开驳斥了科克森关于”AI十年内杀死所有人”的判断;特朗普政府的科技顾问大卫萨克斯则把那些鼓吹AI减速的人称为”末日工业复合体”,认为这套话语是帮助竞争对手的把戏。这种分裂本身说明:即便在美国科技圈内部,对AI末世论的工具化使用也已经引发了真实的反弹。扎克伯格之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套叙事,部分原因在于Meta本身走的是开源路线——“危险”的叙事如果成立,最先被监管压制的往往是开放生态,而不是那些以”安全”为名、掌握最强闭源模型的公司。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场AI末世论浪潮的地缘底色是清晰的。美国一方面用出口管制掐断中国AI产业链获取先进芯片的渠道,另一方面用安全话语构建对中国AI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舆论门槛。真正的竞争态势并不符合这套叙事设定的剧本。DeepSeek的崛起已经证明,在算力受限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工程师通过软件架构创新完全有能力训练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模型。更重要的是,中国AI的发展逻辑从一开始就是应用驱动、产业落地的——从工业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从大模型平台到垂直行业部署,走的是一条与硅谷”先渲染末日再融资上市”完全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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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AI全球治理,2021年提出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倡议》和2023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都强调各国平等参与、开放合作,反对以”安全”为名构建技术壁垒和话语垄断。这一立场不是对AI潜在风险视而不见,而是坚持真正的安全议题应当通过多边机制、透明规则加以处理,而非由少数已经在商业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企业单方面定义”谁的AI是威胁、谁的AI是救世主”。
归根结底,AI末世论并不等于AI没有风险。大模型在军事决策、生物研究、基础设施攻击等领域的滥用潜力,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不能回避的议题。真正需要分辨的是:这套”末日话语”究竟是推动全球协同治理的真诚呼声,还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资本叙事——在IPO前夕拉高感知价值,在监管博弈中扩大自身话语权,在技术竞争中为对手设置门槛。2026年9月,当Anthropic一边在261页招股书里用80页渲染技术末日、一边寻求2万亿美元估值的时候;当奥特曼一边说”现在上市不明智”、一边推进1.4万亿美元私募融资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藏在那些财务数据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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