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名波兰女焊工飞抵江苏连云港，登机前集体失眠，两年后返乡

22名波兰女焊工飞抵江苏连云港，登机前集体失眠，两年后返乡

第一章 华沙夜未眠

华沙肖邦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二十二个女人把登机口前的座位填得满满当当。凌晨两点的冷光灯打下来，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浮着一层青白。

卡塔日娜数了第三遍人头。二十二个，一个不少。她们把行李箱围成半圆，像某种防御工事，箱子里塞着电焊面罩、防火围裙、厚底劳保鞋，还有真空包装的波兰香肠和酸黄瓜罐头。

“你们谁带了两百兹罗提的硬币？”她问。没人回答。玛丽亚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哗啦倒在座椅上。零钱滚了一地，有几个滚到自动贩卖机底下。

这是她们第一次集体出国。目的地是中国江苏连云港。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船厂电焊工，工期两年，包吃住，月薪是波兰同岗位的四倍。

“四倍。”阿格涅什卡当时在招聘会上重复了这个数字，声音大得旁边排队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她。她今年三十四岁，儿子得了哮喘，每个月光是买药就要花掉她工资的三分之一。

飞机是凌晨四点起飞。登机前两小时，广播通知延误。候机厅里有人开始小声骂人，有人翻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伊沃娜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她丈夫去年工伤断了三根手指，现在还在领病假津贴。她出来挣的是全家人的命。

“我睡不着。”玛丽亚说。她已经是第三次去洗手间了。

卡塔日娜没接话。她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管看。灯管有一根坏了，闪个不停。她想起上飞机前要去银行换人民币，想起女儿下周的家长会，想起丈夫那句“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她当时回答的是“这个家没我才完蛋”。

“我带了安眠药。”阿格涅什卡从包里摸出一板药片，“谁要？”

没人伸手。所有人都怕吃了药在飞机上醒不过来，或者醒了已经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连空气都是陌生的。

广播又响了。登机时间推后四十分钟。候机厅里的自动贩卖机开始嗡嗡作响。玛丽亚买了六罐咖啡，用托盘端回来。

“喝。反正也睡不着。”

二十二个女人围成一圈喝咖啡，没人说话。咖啡是热的，纸杯烫手，但没人放下。有人开始小声哼歌，是波兰的老民谣。哼着哼着有人跟着唱，声音压得很低，像怕吵醒什么。

卡塔日娜看了一眼手表。凌晨三点四十七分。她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华沙的夜景在脚下铺开，零零散散的灯火像撒了一地的针。

她看见自己映在玻璃上的脸，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四十岁的脸，看起来像五十。

“走吧。”她转过身，拎起箱子，“该登机了。”

二十二个女人拎着二十二个箱子往登机口走。队伍安静，脚步整齐。

飞机起飞的时候，天边刚露出一线白。卡塔日娜靠在舷窗上，看着华沙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消失在云层里。

“两年。”她听见旁边的伊沃娜小声说，“两年后我们就回去了。”

卡塔日娜没回头。她知道所有人都听见了这句话。

飞机往东飞。太阳从他们前面升起来，把云层染成一片火红。

“我从来没想过，两年后会不想回家。”

第二章 连云港的第一个夜晚

从北京转机到连云港，又坐了两个小时大巴，二十二个波兰女人在一阵刺耳的喇叭声里下了车。

空气是咸的。混着柴油味、海腥味，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潮湿。卡塔日娜深吸一口气，喉咙里像糊了一层膜。

厂区在港口旁边。宿舍楼是新建的，六层，外墙刷了黄漆，在下午的太阳底下亮得刺眼。她们被分在四楼，两人一间。卡塔日娜和阿格涅什卡住405。

“窗户朝北。”阿格涅什卡推开窗，外面是一排杨树，再远一点就是船坞。几艘巨大的散货船泊在那里，漆还没上完，像几头灰色的巨兽趴在水面上。

“比我想的大。”卡塔日娜说。

房间不大，两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小冰箱，还有一台只能收到三个频道的电视机。卫生间有热水器，墙砖是白色的，地砖是米色的。卡塔日娜拧开水龙头，水是黄的，放了两分钟才变清。

“水管锈了。”阿格涅什卡说。

“能洗就行。”

晚饭在食堂吃的。四菜一汤，米饭管够。菜是炒青菜、红烧肉、番茄炒蛋，还有一盘炸鱼。汤是紫菜蛋花汤。味道不坏，但每道菜都放糖。阿格涅什卡吃了一口红烧肉就放下了筷子。

“甜的。”她说，“肉是甜的。”

卡塔日娜把肉吃了。她饿了。从华沙到连云港，飞了十个小时，转机等了四个小时，大巴坐了两个小时。她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正经吃过饭。

食堂里还有另外二十个波兰女人。她们分散在几张桌子上，没人说话。中国工人坐在另一边，偶尔往这边看一眼，又扭回头去。

“明天开始培训。”带队的老张站在食堂门口，操着一口带着方言的英语，“早上七点集合，别迟到。”

老张五十多岁，矮壮，皮肤黑红，说话的时候喜欢用食指在空中点。他是厂里派来管她们的人，会几句波兰语，说的最多的是“不急”和“慢慢来”。

晚上回到宿舍，卡塔日娜把行李箱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电焊面罩挂在床头，防火围裙叠好放在衣柜下层，劳保鞋摆在门口。酸黄瓜和香肠塞进冰箱。女儿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旁边是丈夫和儿子的合影。

她坐在床边，看着那张照片。女儿今年十四岁，正在叛逆期，走之前跟她吵了一架，最后也没来送机。儿子八岁，还不明白两年是什么意思。

手机响了。是丈夫发来的短信：到了吗？

到了。

那边半天没回。过了五分钟，又来一条：儿子在哭，我哄不住。

卡塔日娜盯着屏幕。打字打了一半又删掉。最后只发了一个字：哄。

她把手机扔在床上，走出房间。走廊里站着几个波兰女人，都穿着睡衣，手里拿着手机或茶杯。伊沃娜靠在墙上，眼圈发红。玛丽亚在打电话，说的是波兰语，语速很快。

卡塔日娜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推开铁门，海风灌进来，吹得人睁不开眼。她眯着眼看远处。港口灯火通明，吊车在灯光下缓缓转动，像一只巨大的机械手臂。

“我在想，如果现在转身跑回去，还来得及吗？”

这个念头只持续了三秒。她把它掐灭了。

回到房间，阿格涅什卡已经躺下了。面朝墙，一动不动。卡塔日娜以为她睡着了，轻手轻脚爬上床。刚闭上眼，就听见阿格涅什卡说了一句话。

“卡塔，你怕不怕？”

“怕什么？”

“怕回不去。”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不怕。”卡塔日娜说，“我们一定会回去。”

她没有告诉阿格涅什卡，这句话她自己都不信。

第三章 焊枪与语言

培训从第二天早上七点开始。二十二个波兰女人被分成三组，卡塔日娜在第一组。

培训教室里放着十几台焊机，墙上贴着焊接工艺卡，全是中文。老张带了一个翻译，姓陈，二十多岁的姑娘，波兰语说得磕磕巴巴。

“她说，这个是直流正接，这个是直流反接。”陈翻译指着焊机面板上的旋钮，“你们应该都懂。”

卡塔日娜当然懂。她在波兰干了十五年电焊，从学徒干到高级焊工。平焊、立焊、仰焊、横焊，没有她拿不下的。但陈翻译说“应该都懂”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不确定。卡塔日娜不喜欢这种语气。

实际操作开始。卡塔日娜戴上面罩，拿起焊枪。引弧，运条，收弧。一条焊缝走完，她掀起面罩看了一眼。成型漂亮，鱼鳞纹均匀，没有咬边，没有气孔。

老张走过来，蹲下看那条焊缝。看了足足十秒，站起来，冲卡塔日娜竖了个大拇指。

“好。”他用波兰语说，“很好。”

卡塔日娜点点头。没笑。

接下来是第二组、第三组。轮到阿格涅什卡的时候出了状况。她焊到一半，焊机突然断弧。她掀开面罩检查，发现送丝轮卡住了。老张过来调了半天，没调好，又叫了维修工。

“设备老了。”老张对陈翻译说，“让她等等。”

阿格涅什卡站在原地等。等了二十分钟。旁边的中国焊工已经焊完两条焊缝了。她攥着焊枪的手越来越紧。

“我不用等了。”她突然说。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陈翻译把这句话翻给老张。老张愣了一下。

“设备修好再——”

“我说不用等了。”阿格涅什卡把焊枪往台子上一放，“我来之前你们说设备是新的。”

老张的脸沉下来。陈翻译不敢翻这句话。

卡塔日娜走过来，拉了拉阿格涅什卡的袖子。阿格涅什卡甩开了。

“我们在波兰干了十几年，不是来这儿用破设备的。”

周围安静了。中国焊工停下手里的活，往这边看。二十二个波兰女人，有人低头，有人攥拳，有人眼圈红了。

老张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陈翻译说了一句话。陈翻译转过来，声音有点抖：“张主任说，今天下午全部换新焊机。从三号车间调。”

阿格涅什卡没说话。她拿起焊枪，重新引弧。这次的焊缝走了十二公分，收弧的时候溅了一个小火星，落在她的手背上。她没吭声。

中午吃饭的时候，没人提上午的事。卡塔日娜坐在阿格涅什卡对面，看她拿筷子夹青菜。夹了三下没夹起来，阿格涅什卡放下筷子，用手抓。

“用手抓不算丢人。”卡塔日娜说。

阿格涅什卡笑了。这是她来连云港以后第一次笑。

“设备的事，你做得对。”卡塔日娜又说。

“我知道。”

“但下次别当着那么多人。”

阿格涅什卡嚼着青菜，没接话。过了会儿她说：“卡塔，我儿子昨天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两年。他问两年是多久。我说等他上四年级。”

“你儿子今年几年级？”

“一年级。”

卡塔日娜没再说话。

下午换了新焊机。二十二台，全是新的。阿格涅什卡焊完一条焊缝，掀开面罩，看了看，又焊了一条。焊缝平整，没有飞溅。

老张站在车间门口看了一会儿，走了。

“那天下班以后，我一个人坐在车间里，把每条焊缝都检查了一遍。我知道阿格涅什卡是对的。我们不是来凑合的。”

第四章 咸水与甜食

第一个月过得比预想中慢。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吃早饭，七点进车间，十二点午饭，一点继续，六点晚饭。食堂的菜永远是甜的。红烧肉是甜的，炒青菜是甜的，连番茄蛋汤都是甜的。阿格涅什卡从国内带来的酸黄瓜吃了三罐就没了，香肠剩最后一根。

“我胖了。”玛丽亚在更衣室里说，“甜的吃多了。”

“你那是水肿。”伊沃娜说，“这里的菜太咸。”

玛丽亚是二十二个人里最年轻的，二十七岁，未婚。她出来打工的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她在波兰欠了一屁股债，刷爆了三张信用卡，买包、买鞋、买化妆品。催债公司天天打电话。

“中国的东西便宜。”玛丽亚来之前跟家里人说，“我去买一堆便宜货，回来卖掉就能还债。”

来了之后她才发现，厂区在港口边上，最近的商场坐公交要四十分钟。一个月过去了，她连厂区大门都没出过几次。

“玛丽亚，你那个债主还在催吗？”有人问。

“催。我上个月寄回去一半工资，他说还不够利息。”

“你别寄了。”卡塔日娜说，“先把自己顾好。”

玛丽亚没接话。她对着镜子扎头发，扎了三次没扎好，一把扯掉皮筋。

“你们不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吗？”她突然说，“晚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确实安静。宿舍楼下只有路灯和杨树，偶尔有野猫经过。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没有商场。唯一的娱乐是食堂旁边的小卖部，卖方便面、火腿肠和一种叫“老冰棍”的冰棍。

阿格涅什卡每天下班后沿着厂区围墙走一圈。围墙是铁栅栏的，外面是一条土路，土路外面是海。海不蓝，是灰的，近岸的地方漂着油污和泡沫。她走一圈要走二十分钟。走到第三圈的时候天就黑了。

“你不闷吗？”卡塔日娜问她。

“闷。但比在宿舍待着强。”

卡塔日娜试着跟她走了一次。海风吹过来，带着柴油味和铁锈味。两个人沿着围墙走，谁也没说话。走到尽头，阿格涅什卡停下来，看着海。

“卡塔，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来这里。”

卡塔日娜想了想。“不后悔。钱是真的。”

阿格涅什卡笑了一声。“钱是真的。苦也是真的。”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所有人都去了银行。厂里办的是中国银行卡，工资直接打到卡上。卡塔日娜取了三千块人民币，换成兹罗提，汇回家。手续费扣了八十。她看着汇款单上的数字，心算了一遍——比在波兰多两倍。

“够给儿子买药了。”伊沃娜站在她旁边，手里攥着汇款单。“够给丈夫交养老保险了。”

“够还债了。”玛丽亚说。

二十二个波兰女人站在银行门口，手里攥着汇款单，谁也没说话。阳光照在她们脸上，每个人都眯着眼。

那天晚上，食堂加餐。红烧肉还是甜的，但没人抱怨了。

“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个月存一半，寄一半。存够两年，回去开个自己的焊接铺子。”

卡塔日娜把这个想法写在笔记本上。笔记本是女儿淘汰的，封面上有个褪色的卡通兔子。她翻到第一页，看到女儿写的字：妈妈加油。

她合上本子。眼眶发酸。

第五章 焊缝里的裂痕

第三个月出了一件事。

那天卡塔日娜正在焊一条管道。仰焊位置，管道直径八百毫米，壁厚二十毫米。这种活她干过几百遍，闭着眼都能走。焊到一半，面罩里突然起了一层雾。她以为是汗，没在意。等焊完掀开面罩，发现雾是从焊枪里出来的。

焊枪漏气了。

她立刻关掉焊机，拆下焊枪检查。气管接头处有一道裂口，细细的，像头发丝。如果不是她发现得早，再焊下去就是爆炸。

“张主任！”她喊。

老张跑过来，看了一眼裂口，脸白了。他拿过焊枪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转头对陈翻译说了几句话。

陈翻译说：“张主任问，你用这把焊枪多久了？”

“一直用这把。从培训第一天。”

“他说这批焊枪采购的时候没检查。他要上报。”

卡塔日娜没说话。她看着手里的焊枪，气管裂口整整齐齐，不像磨损，像被人割开的。

“张主任说，今天下午全部停焊，检查所有焊枪。”

二十二个波兰女人被叫到会议室。老张站在前面，脸色很难看。他说这批焊枪是三个月前从一家新供应商那里买的，便宜，但没有合格证。现在厂里要全面排查，每个人都要写一份使用记录。

“谁最先发现问题的？”老张问。

“我。”卡塔日娜说。

“好。你写一份报告，越详细越好。”

卡塔日娜写了三页纸。她写了焊枪的型号、使用时长、裂口位置、发现时的具体情况。写完交给老张。老张看了两遍，收进文件夹。

第二天，厂里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人。他们在车间转了一圈，拍了很多照片。下午，老张宣布：那家供应商被取消了供货资格，所有焊枪全部退回。

“谁举报的？”阿格涅什卡在更衣室里问。

“我。”卡塔日娜说。

“你疯了。得罪供应商对你有什么好处？”

“不举报，炸的就是我们。”

阿格涅什卡没再说话。她看着卡塔日娜，眼神复杂。

那天晚上，卡塔日娜在走廊上碰到玛丽亚。玛丽亚靠在墙上，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

“卡塔，你看这个。”

手机屏幕上是一条新闻，波兰语的。卡塔日娜看了几行，手开始发抖。

新闻说的是，她们签合同的那家劳务中介公司被查了。老板涉嫌诈骗，已经跑路。合同的合法性存疑。

“什么时候的事？”卡塔日娜的声音干涩。

“今天下午。我刚看到的。”

“其他人知道吗？”

“不知道。我只告诉了你。”

卡塔日娜把手机还给玛丽亚。她的手在抖，但脸上没有表情。

“先别声张。”她说，“我去问老张。”

“你信他？”

卡塔日娜没回答。她转身往楼下走。走到楼梯口又停住。

“如果合同是假的，我们这两年算什么？如果厂里也不认，我们连回去的机票都买不起。”

她站在楼梯口，听着楼下食堂里传来的电视声。是中文，她听不懂。但有一个词她听懂了——合同。

电视里在播新闻。她站在黑暗的楼梯间，听一个陌生的语言说一个陌生的词。那个词和她有关。

她攥紧扶手，指甲嵌进铁皮里。

第六章 合同上的窟窿

卡塔日娜在楼梯间站了整整十分钟。腿麻了才往上走。回到宿舍，阿格涅什卡已经睡了，呼吸均匀。卡塔日娜坐在床边，打开手机，把那篇新闻从头到尾读了三遍。

关键词：华沙地方法院，劳务欺诈，涉案金额一千两百万兹罗提，受害劳工约四百人，主要流向德国、荷兰、中国。

四百人。她们只是其中二十二个。

她给玛丽亚发了条消息：明天早饭后，叫上伊沃娜和乌尔苏拉，在二楼活动室碰头。

玛丽亚回了一个字：好。

第二天早饭，卡塔日娜照常喝粥吃馒头。食堂的馒头是甜的，她掰开，夹了一块腐乳。阿格涅什卡坐在对面，看她吃得慢条斯理。

“你今天不对劲。”阿格涅什卡说。

“哪里不对劲。”

“你平时吃饭很快。今天在数米粒。”

卡塔日娜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吃完再说。”

早饭后，四个人在二楼活动室碰面。活动室很小，一张乒乓球桌，几把塑料椅。乌尔苏拉是二十二个人里年纪最大的，四十八岁，在波兰干了二十年焊工，丈夫去世，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她听完玛丽亚念的新闻，沉默了很长时间。

“合同上面盖的是哪家公司的章？”乌尔苏拉问。

“中间那个劳务公司。”玛丽亚说，“华沙的。新闻里说老板叫扬·科瓦尔斯基。”

“科瓦尔斯基。”乌尔苏拉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签合同的时候，你们谁见过他本人？”

没人说话。签合同是在华沙一家酒店的会议室，来的是两个穿西装的男人，说自己是科瓦尔斯基的助理。合同当场签完就被收走了，说要寄回总部盖章。半个月后她们收到快递，里面是盖好章的合同。

“合同上写的工资是四倍。”伊沃娜说，“我们现在拿的也是四倍。这没假。”

“但合同可能是假的。”卡塔日娜说，“公司是假的，章是假的。厂里跟谁签的？跟这个假公司？那我们跟厂里是什么关系？”

乌尔苏拉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厂区的主干道，几辆叉车来回运钢板，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合同的事，先不要告诉所有人。”乌尔苏拉说，“我来查。”

“你怎么查？”

“我在波兰有个朋友，在劳动监察局工作。我让她帮我查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

“要多久？”

“给我一周。”

卡塔日娜点点头。

一周后，乌尔苏拉在晚饭后把卡塔日娜叫到走廊尽头。她拿着一张打印纸，上面是波兰文。

“查到了。公司是真的，注册资金三百万兹罗提，经营范围包括劳务输出。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公司法人代表不叫科瓦尔斯基。叫安杰伊·诺瓦克。科瓦尔斯基是总经理，但法人代表是诺瓦克。”

“那诺瓦克是谁？”

“我朋友查了，诺瓦克在波兰有三个欺诈案底，全部以和解告终。他现在是自由身，但被列入黑名单了。”

卡塔日娜靠在墙上。走廊里有人经过，是玛丽亚，手里拿着方便面，冲她们点点头走了。

“还有一个问题。”乌尔苏拉说，“我朋友查了我们的合同副本，她发现一件事——合同上写的派遣期限是两年，但写的是‘视项目情况可调整’。这个‘可调整’是模糊的。如果厂里说项目结束了，随时可以终止合同。”

“终止合同我们就得回去？”

“不。合同里还有一条，终止合同的话，回程机票由劳务公司承担。但劳务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

“老板跑路了。”

“对。所以如果厂里现在终止合同，我们连回去的机票都没有。”

卡塔日娜深吸一口气。她想起老张。老张知道吗？如果他知道，为什么不说？

“我去问老张。”她说。

“你直接问，他可能不会说实话。”乌尔苏拉说，“你得换个方式。”

那天下午，卡塔日娜在车间找到老张。老张正在看一张图纸，见她来了，摘下眼镜。

“有什么事？”

“张主任，我有个问题。我们跟厂里签的合同，是跟劳务公司签的，还是跟厂里签的？”

老张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你们是劳务派遣工。合同是劳务公司跟厂里签的，你们跟劳务公司签。”

“那如果劳务公司出问题了，我们的合同还生效吗？”

老张看了她一眼。这一眼比平时长。

“为什么这么问？”

“我听说那家劳务公司最近有点情况。”

老张把图纸放下，站起来。他比卡塔日娜矮半个头，但站直了以后肩膀很宽。

“小卡，我跟你说实话。厂里跟那家劳务公司签的是总包合同，每年续签。今年六月刚续的。如果劳务公司出问题，厂里要重新招标。你们这批人的合同，可能会转给新的劳务公司。”

“那我们跟新公司重新签合同？”

“对。但工资待遇不变。这个我可以保证。”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老张沉默了一下。“上周。”

“上周。你上周就知道了，但没告诉我们。”

“我在等厂里的正式通知。这种事不能乱说。”

卡塔日娜盯着老张的眼睛。老张没有躲。

“张主任，我们二十二个人，大老远从波兰跑到这里来，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家里都等着这个钱过日子。如果合同出问题，我们不能最后一个知道。”

老张把眼镜重新戴上。“小卡，你说得对。我今晚跟厂领导汇报，明天给你们一个正式的说明。”

卡塔日娜转身要走。老张叫住她。

“小卡。焊枪的事，你做得对。合同的事，你也做得对。但你要小心。有些人不想让工人知道太多。”

“谁？”

老张没回答。他重新拿起图纸。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老张最后那句话。有些人不想让工人知道太多。哪些人？是劳务公司的人？还是厂里的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二十二个人不能再蒙着眼干活了。”

第二天上午，车间广播响了。老张的声音，中波双语。陈翻译在旁边一句一句翻。

“厂里决定，所有波兰员工的劳务合同，从下月起改由厂部直接管理。工资不变，工时不变，福利不变。下周一开始换签新合同。”

车间里安静了三秒。然后有人开始鼓掌。是玛丽亚。

卡塔日娜没鼓掌。她看着老张，老张也看着她。老张点了一下头，幅度很小。

那天晚上，二十二个波兰女人在食堂庆祝。小卖部的老冰棍被买光了。阿格涅什卡从冰箱里拿出最后一根波兰香肠，切成二十二片，一人一片。

“合同的事，谁挑的头？”有人问。

卡塔日娜没说话。

“是小卡。”乌尔苏拉说。

所有人都看过来。卡塔日娜低着头，把香肠片塞进嘴里。香肠是生的，咸，带着蒜味。她嚼了很久。

“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白干两年。”

她抬起头，看见阿格涅什卡冲她举了举手里的冰棍。

第七章 一封家书

第六个月，卡塔日娜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波兰寄来的，牛皮纸信封，上面贴着邮票和邮戳。她拆开信封，里面是三张信纸，女儿的笔迹。

第一页：妈妈，你好吗？我期中考试数学考了八十七分。全班平均分七十三。老师说进步很大。

第二页：弟弟这周发烧了，爸爸带他去了医院。医生说是普通感冒，开了药。爸爸给弟弟请了两天假。弟弟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爸爸说快了。我知道爸爸在骗人。但我没拆穿他。

第三页：妈妈，我其实不想你。真的。我在学校有朋友。我的好朋友叫尤莉亚。她妈妈也在国外打工。我们经常一起放学回家。

信的最后写了一行字，字体比前面大：

妈妈，你走之前我跟你说的话，是气话。你走了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说的话。你说你会回来的。我信。

卡塔日娜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她把信封塞进枕头底下，脸朝墙躺下。肩膀开始抖。

阿格涅什卡推门进来，看见她的背影，没说话。坐在自己床上，拿出一个铁盒子。盒子里是儿子的照片、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画、一颗掉了的乳牙。她看了一会儿，合上盒子。

“我儿子下个月过生日。”阿格涅什卡说。

卡塔日娜没转身。“你给他寄礼物了吗？”

“寄了。一个遥控汽车。厂里小卖部买的，八十块。比波兰便宜。”

“他喜欢吗？”

“还没收到。寄了一个月了。”

阿格涅什卡把铁盒子放回床头柜。“卡塔，你女儿给你写信了？”

“嗯。”

“她说什么？”

“她说她不想我。”

阿格涅什卡笑了一声。“我儿子也说不想我。视频的时候说的。说完就哭了。”

卡塔日娜翻过身，平躺着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她看了很久。

“阿格，你回去以后想干什么？”

“开个店。卖中国货。这边的东西便宜，运回去翻三倍卖。”

“货源呢？”

“我在找。厂里有个采购员，姓刘，他说能帮我联系义乌的批发商。”

“靠谱吗？”

“不知道。先试试。”

卡塔日娜沉默了一会儿。“我想开焊接铺子。”

“你一个人开？”

“一个人。在罗兹，租个门面，买两台二手焊机。接小活，修栅栏、焊铁门、补水箱。比在厂里干轻松。”

“你丈夫呢？”

“他在波兰有工作。不用他管我。”

阿格涅什卡没接话。她关了灯。黑暗中卡塔日娜听着她的呼吸声，渐渐变长。

第二天上班，卡塔日娜在车间收到一个包裹。是丈夫寄来的。里面是一条围巾、一双手套，还有一张儿子的画。画上是一个穿工装的女人，举着一个像焊枪一样的东西，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妈妈焊铁。

她把画贴在更衣柜的门上。旁边是阿格涅什卡贴的她儿子的画。两幅画并排贴着，画上的小孩都笑得很开心。

那天中午，卡塔日娜在食堂碰到老张。老张端着餐盘坐在她对面。

“家里来信了？”

“嗯。”

“小卡，我问你个事。你们这批人里面，有没有谁懂英文？”

“英文？”

“厂里要接一批外贸订单，图纸是英文的。我们需要人翻译工艺卡。”

卡塔日娜想了想。“玛丽亚懂。她在波兰学过两年英文。”

“你让她来找我。”

卡塔日娜点头。老张扒了两口饭，又说：“还有。下个月厂里要选一个班组长，管你们二十二个人。我想让你干。”

“我？”

“你技术好，人也稳。出了事敢说话。我看了这几个月，你最合适。”

“其他人会服我吗？”

“这是厂里的决定。不服也得服。”

老张站起来，把餐盘收走。卡塔日娜坐在原地，看着盘子里的红烧肉。肉是甜的，但她今天没觉得腻。

晚上她跟阿格涅什卡说了这事。阿格涅什卡正在叠衣服，停下手。

“你答应了？”

“还没。我说我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当班组长工资高吧？”

“高五百。”

“那就干。五百块，够给我儿子买十辆遥控汽车。”

卡塔日娜笑了。“那我明天跟老张说。”

“去。现在就去。”

“现在都九点了。”

“他住厂区宿舍，三楼。我上次看到他晚上在阳台上浇花。”

卡塔日娜站起来，披上外套。走到门口又回头。

“阿格，谢谢你。”

“谢什么。你当了组长，我干活更方便。你懂的。”

卡塔日娜推门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她走到楼梯口，听见楼下有人在唱歌。是波兰语，声音很轻。她听了一会儿，是玛丽亚。唱的是波兰的老摇篮曲。

她继续往下走。

“那天晚上我走在厂区的路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女儿信里写的那句话——你说你会回来的，我信。我对自己说，卡塔日娜，你不光是来挣钱的。你是来证明你能撑住的。”

第八章 玛丽亚的秘密

玛丽亚的英文课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她在三楼会议室给中国技术员翻译图纸，翻完图纸就教他们波兰语。中国技术员学得很慢，但很认真。有个叫小刘的，二十五岁，圆脸，一笑两个酒窝，每次都坐第一排。

“卡塔，那个小刘老是看我。”玛丽亚有一天在更衣室里说。

“看你很正常。你是老师。”

“不是那种看。是那种看。”

卡塔日娜正在换工装，停下来。“你多大了？”

“二十七。”

“他多大？”

“二十五。”

“你未婚。他未婚。怎么了？”

玛丽亚脸红了。“我没说怎么了。就是觉得奇怪。中国人不是比较含蓄吗？”

“含蓄不代表没想法。”

玛丽亚没接话。她开始频繁地去三楼会议室。说是备课，但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下午。阿格涅什卡注意到她换了新口红。是本地买的，小商品市场淘的，十五块。

“玛丽亚恋爱了。”阿格涅什卡在宿舍里宣布。

“别乱说。”卡塔日娜说。

“我没乱说。她自己说的。她说小刘请她吃饭了。食堂三楼，小炒部。”

“那怎么了。同事吃饭。”

“吃了三次了。”

卡塔日娜没再问。她知道玛丽亚在波兰有债，有催债公司，有一个前男友，前男友是个混蛋，刷爆她的卡跑路了。玛丽亚来中国，一半是为了还债，一半是为了躲那个混蛋。

第八个月，玛丽亚找卡塔日娜借了五千块。卡塔日娜没问原因，直接转了。第二天，玛丽亚在食堂被一个中国工人拦住。那人四十多岁，穿蓝工装，脸上有疤。

“你是玛丽亚？”

“你是谁？”

那人掏出一张纸，上面是波兰语。“这是你签的借款协议。你在中国借的钱，该还了。”

玛丽亚的脸白了。卡塔日娜站起来，走到玛丽亚身边。

“什么协议？”

那人把纸递过来。卡塔日娜看了一眼。是一张手写的借条，金额两万，签字是玛丽亚的，日期是三个月前。

“玛丽亚，你借了谁的钱？”

玛丽亚咬着嘴唇。“网上借的。一个波兰群里的。他说利息低，我就借了。”

“你借了两万？”

“我本来只想借五千。但他说多借点没关系，我脑子一热就——”

“然后呢？”

“然后他让我每个月还三千。我寄回去一半工资，剩下的一半不够还他。他就追到中国来了。”

卡塔日娜看着那个中国工人。“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朋友。他让我来收钱。不还钱，我就去厂里告她。让她丢工作。”

“你威胁她？”

“我不是威胁。我是讲道理。欠债还钱。”

卡塔日娜看了那人一眼。她没再说话，掏出手机给老张打电话。

“张主任，食堂有人骚扰我们工人。”

老张三分钟就到了。他看了一眼借条，又看了一眼那人。

“你是谁的人？”

“劳务公司的。”

“哪个劳务公司？”

“就是之前那个。”

老张把借条还给他。“你走吧。这钱她不用还。”

“凭什么？”

“凭那张借条没有公证，没有备案。凭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波兰。凭我是厂里的主任，她是我管的工人。你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有事走法律程序。私下威胁，我报警。”

那人站着不动。老张掏出手机，按了三个键。

“110。你要不要我按完？”

那人走了。玛丽亚站在原地，手在抖。卡塔日娜把她拉回宿舍。关上门，玛丽亚开始哭。哭声很大，整层楼都听得见。

“我蠢。我明知道他是骗子。”

“你不是第一个被骗的。”卡塔日娜说。

“我欠的债还不清了。”

“还得清。两万块，你两个月工资。”

“但他会一直追。”

“他追不到中国来。老张说了，这是中国。他不敢。”

玛丽亚擦了擦脸。“卡塔，你为什么帮我？”

“因为你是我的人。”

玛丽亚愣了一下。“你的人？”

“你是二十二个波兰女人之一。我是组长。你就是我的人。”

玛丽亚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

“那天晚上我想起自己在波兰的日子。我也借过钱，也被催过债。我知道那种感觉。不是怕还不上，是怕没人站在你这边。”

第二天，老张在车间宣布：所有波兰员工的工资改由厂部直接发放，不再经过任何劳务公司。同时，厂里会成立一个员工权益小组，卡塔日娜是组长。

“有事找我。”卡塔日娜对二十二个人说，“借钱的事，合同的事，家里的事，都可以找我。”

阿格涅什卡站在人群后面，没说话。等人都散了，她走过来。

“你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哪句？”

“有困难找你。”

“算数。”

“那我也有一件事。”阿格涅什卡说，“我丈夫在波兰被裁员了。他没告诉我，是儿子说漏嘴的。他已经三个月没交房贷了。银行说下个月再不交，就要收房子。”

卡塔日娜看着阿格涅什卡。阿格涅什卡的眼睛干了，没有泪。但她的手攥着焊枪，指节发白。

“差多少？”

“八千兹罗提。合人民币一万四。”

“我借你。”

“你借我？”

“我存了一些。先给你。你以后慢慢还。”

阿格涅什卡盯着卡塔日娜，盯了很长时间。“你图什么？”

“我不图什么。你是二十二个波兰女人之一。你是我的人。”

阿格涅什卡把焊枪放下。她转过身，背对着卡塔日娜。肩膀动了动。

那天晚上，卡塔日娜给丈夫发消息：家里还好吗？

丈夫回：还好。你呢？

卡塔日娜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发：我很好。我当组长了。

丈夫回：恭喜。

卡塔日娜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她想起结婚那天，丈夫也是这么说的——恭喜。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她记得那天很热，教堂里坐满了人。她穿着一件白裙子，手里捧着一束百合。丈夫站在神父面前，紧张得满头是汗。神父问他愿不愿意娶卡塔日娜为妻，他说愿意。声音大得连教堂外面的人都听见了。

她把手机放下。枕头底下，女儿的信还在。她没再拿出来。

第九章 钢板上的圣诞

第十二个月，圣诞节。

波兰的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节日。平安夜晚餐，十二道菜，空盘子放在桌边留给逝去的亲人。卡塔日娜记得小时候，母亲会在桌布下面放干草，说是纪念耶稣在马槽出生。现在她在连云港，桌布是食堂的白塑料布，干草是门口花坛里拔的。

二十二个波兰女人凑钱办了一顿平安夜晚餐。食堂借了她们一个角落，两张圆桌拼在一起。菜单是：波兰香肠（最后两罐存货）、酸黄瓜、土豆沙拉（用中国土豆做的）、炸鱼（食堂大师傅帮忙做的）、红菜汤（没有甜菜根，用番茄代替）。没有十二道菜。七道。

“够了。”乌尔苏拉说。她端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是她亲手烤的蛋糕。蛋糕是用厂里小卖部的饼干碎和炼乳做的，没有烤箱，是用电饭煲蒸的。

“乌尔苏拉，你太厉害了。”玛丽亚说。

“我在波兰开过三年餐馆。这点小活算什么。”

二十二个人围坐。卡塔日娜坐在中间，阿格涅什卡在她右边，玛丽亚在左边。伊沃娜在桌子那头，正在给每个人倒饮料。饮料是食堂的橙汁，兑了水。

“先祈祷。”乌尔苏拉说。

所有人低下头。卡塔日娜闭上眼。她想起去年圣诞节，女儿在厨房帮她做饺子，儿子在客厅拆礼物。丈夫在阳台上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暗。

“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平安度过这一年。感谢你让我们有工作，有饭吃，有地方住。求你保佑我们的家人，在波兰的冬天里健康平安。求你保佑我们明年能回家。”

乌尔苏拉的声音很稳。卡塔日娜睁开眼，看见伊沃娜在擦眼角。

“吃饭。”卡塔日娜说。

香肠切得很薄，每个人分到三片。土豆沙拉里放了太多盐，没人抱怨。红菜汤是酸的，番茄放多了。炸鱼是整条炸的，尾巴翘在盘子外面。

“明年这个时候，我就在家了。”玛丽亚说。

“你确定？”阿格涅什卡问。

“确定。合同结束就回去。我爸说他在老家给我找了份工作。超市收银员。不用焊了。”

“你想焊吗？”

玛丽亚想了想。“不想。焊了三年，够了。我想穿干净衣服上班。”

阿格涅什卡没说话。她看着自己盘子里的鱼。鱼眼睛翻白，盯着天花板。

“我焊了十五年。”她说，“回去还得焊。我没别的手艺。”

“你手艺好。”卡塔日娜说。

“手艺好有什么用。回去开铺子要本钱，要客源，要关系。我什么都没有。”

“你有我们。”乌尔苏拉说，“二十二个人，都是你的关系。”

阿格涅什卡抬头看乌尔苏拉。乌尔苏拉是二十二个人里最安静的。平时不说话，但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她丈夫去世五年，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她每个月寄的钱刚好够两个人的学费和住宿费。

“乌尔苏拉，你回去以后干什么？”玛丽亚问。

“退休。”乌尔苏拉说，“我已经四十八了。焊了二十年，肩膀不行了。回去找个轻松活。超市理货，或者学校食堂。”

“你儿子不是快毕业了吗？”

“大的明年毕业。小的还有两年。还得干。”

卡塔日娜听着，没说话。她想起乌尔苏拉最近总揉右肩，揉完继续干活。她从来没提过疼。

晚饭后，二十二个人走到厂区外面的土路上。海风很冷，吹得人缩脖子。有人带了手机，放波兰的圣诞颂歌。声音很小，但所有人都跟着哼。

“卡塔。”阿格涅什卡叫她。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借我那笔钱。我老公这个月交上房贷了。银行没催了。”

“那就好。”

“还有。我儿子收到遥控汽车了。他视频的时候给我看了。他说妈妈你买的这个车能跑。我说等你回来，妈妈给你买个大车。他说不要大车，就要妈妈。”

阿格涅什卡说这话的时候没哭。她的声音很平静。

卡塔日娜看着海的方向。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远处有船，船上的灯像一排星星。

“我女儿上次写信说，她数学考了八十七分。”卡塔日娜说。

“然后呢？”

“然后她说她不想我。但她信里写了三页。三页都是她不想我。写了三页的人，怎么会不想？”

阿格涅什卡笑了一声。“我儿子说不想我的时候，我也信了。后来我老公告诉我，他每天晚上抱着我给他缝的布兔子睡觉。布兔子耳朵都磨破了。他说那是妈妈的味道。”

卡塔日娜把手插进口袋。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远处船厂的焊烟味。两种味道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但她已经习惯了。

“阿格，你说我们回去以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会。忘不了。”

“记得什么？”

“记得冷的。记得甜的。记得你借我钱。记得玛丽亚那个小男朋友。记得老张给我们换新焊机。记得乌尔苏拉用饼干做蛋糕。”

卡塔日娜点头。她也记得。她记得第一天到厂里，空气里的柴油味。记得第一次发现焊枪漏气。记得合同出事那天晚上，她在楼梯间站了十分钟。记得女儿的信。

“回去以后，我们还能见面吗？”卡塔日娜问。

阿格涅什卡想了想。“能。你开焊接铺子，我开杂货店。我把中国货卖给你铺子旁边的客人。我们互相介绍生意。”

“你在罗兹，我在哪儿？”

“你也来罗兹。或者我去你那儿。反正波兰就这么大。”

卡塔日娜笑了。这是她来连云港以后第一次真心笑。

远处传来钟声。是港口的报时钟，敲了十二下。圣诞到了。

“圣诞快乐。”卡塔日娜说。

“圣诞快乐。”

二十二个波兰女人站在土路上，听着海风和钟声。没人说话。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家了。女儿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封信。她说妈妈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她说你走之前我说的是气话，你还生气吗。我说不生气。我蹲下来抱她。她的头发很长，有洗发水的味道。我抱了很久。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第十章 事故与手

第十八个月，出了事故。

那天下午，卡塔日娜正在三号车间焊一个大型钢结构。构件高四米，宽两米，需要爬梯子上去。她爬到第三层，准备焊一道立焊。面罩刚放下来，梯子晃了一下。

她下意识地抓住构件边缘。右手手套勾到一根焊条，焊条扎进掌心。

不是很疼。但血从手套里渗出来，滴在钢板上。她掀开面罩，低头看了一眼。手套掌心位置一片红。

“卡塔！”阿格涅什卡在下面喊。

卡塔日娜从梯子上下来。摘掉手套，掌心里一道口子，两公分长，不深，但血流不止。老张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去医院。”

“没事。包一下就行。”

“去医院。厂里有规定。”

老张叫了辆车，把卡塔日娜送到最近的医院。急诊室里人很多，等了四十分钟才轮到她。医生是个年轻姑娘，说话很快，卡塔日娜听不懂。老张在旁边翻译。

“她说要缝针。问你要不要打麻药。”

“打。”

缝了三针。医生用纱布把掌心缠起来。卡塔日娜看着自己的手。右手。她焊了十五年的手。

“多久能干活？”

“医生说两周。不能沾水，不能用力。”

“两周？”

“两周。”

回到厂里，阿格涅什卡在宿舍等她。桌上放着一碗汤，是食堂打的。汤是甜的，但卡塔日娜一口一口喝完了。

“疼吗？”

“不疼。”

“骗人。”

“真不疼。”

阿格涅什卡拿起卡塔日娜的右手。纱布很厚，看不出里面的伤口。阿格涅什卡把她的手翻过来，看掌心。

“缝了几针？”

“三针。”

“三针。你运气好。我老公当年缝了十二针。在工厂，机器压的。十二针。后来那三根手指就不太灵活了。”

卡塔日娜抽回手。“我没事。两周就好了。”

“卡塔，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伤得再重点，怎么办？”

“能怎么办。治。”

“治好了呢？还能焊吗？”

卡塔日娜沉默。她没想过这个问题。焊了十五年，她从来没想过手会不能焊。

“我不知道。”她说。

那天晚上，卡塔日娜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右手。纱布很白，在黑暗里像一块反光的石头。她想起女儿信里写的——妈妈焊铁。女儿画的那幅画上，她举着焊枪，枪头喷出火花。画上的她笑得很开心。

她把手放在胸口。心跳透过纱布传过来，一下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害怕。不是怕疼，是怕手废了。手废了，我就什么都不是了。不是焊工，不是组长，不是能帮别人的人。”

第二天，老张来宿舍看她。老张带了一兜苹果，放在桌上。

“医生说两周不能干活。这两周你休息。工资照发。”

“不用。我可以在车间看着。不干活。”

“看着也行。但别碰焊枪。”

卡塔日娜看着老张。“张主任，我有个问题。”

“你说。”

“我要是手废了，你们会辞我吗？”

老张看着她，没马上回答。过了会儿，他说：“小卡，你到厂里一年半了。你干得好不好，我心里有数。就算你不能焊了，我也能给你安排别的活。质检、培训、仓库管理。你识字，会英文，能管人。路多的是。”

“真的？”

“真的。”

老张站起来，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回头。“小卡，手好了以后，注意安全。梯子太旧了，我跟厂里说了，全部换新的。”

老张走了。卡塔日娜拿起一个苹果，用左手削皮。削得歪歪扭扭，皮断了好几次。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教她削苹果，说皮不能断，断了不吉利。她削了二十年，从来没断过。今天是第一次。

她把苹果吃完。核扔进垃圾桶。然后拿起手机给女儿发消息。中文她不会打，用的是波兰语。

妈妈手受了点小伤。不严重。两周就好了。

女儿回了三个字：小心点。

没有标点。没有表情。但卡塔日娜看了很久。

两周后，拆线。伤口愈合得不错。医生用镊子把线抽出来，卡塔日娜没看。她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只蜘蛛，正在织网。

“好了。”医生说。

卡塔日娜活动了一下右手。手指能弯，但掌心有一条硬硬的疤。她攥拳，疤绷紧了。

“有影响吗？”老张问医生。

“不影响基本功能。但精细动作可能会差一点。焊工的话，要看她自己感觉。”

卡塔日娜攥了攥拳头。又松开。

“我回车间。”

“你确定？”

“确定。”

回到车间，阿格涅什卡正在焊一个法兰。卡塔日娜站在旁边看。焊缝很漂亮，鱼鳞纹均匀。

“让我试试。”卡塔日娜说。

阿格涅什卡递过焊枪。卡塔日娜戴上面罩，引弧。焊了十公分。收弧。掀开面罩看。焊缝走了形，不够匀。

“手生。”阿格涅什卡说。

“嗯。”

卡塔日娜又焊了一条。这次好一点。第三条，跟以前差不多了。

她把焊枪还给阿格涅什卡。“我还能焊。”

阿格涅什卡点头。“你还能焊。”

那天晚上，卡塔日娜在食堂碰到玛丽亚。玛丽亚端着餐盘坐在她对面，欲言又止。

“怎么了？”

“小刘跟我表白了。”

“然后呢？”

“我说我要回去。他说他可以等。我说我欠债，他说他不介意。我说我不会留在中国，他说他可以学波兰语。”

卡塔日娜放下筷子。“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他很好。但我不想留下来。我爸在等我。债主在等我。我那个小城在等我。”

“那就回去。”

“但我舍不得他。”

卡塔日娜看着玛丽亚。二十七岁的脸，年轻，迷茫。

“玛丽亚，你回波兰以后，如果还想他，可以再来。或者他可以去波兰。中国到波兰，飞机十个小时。不是天涯海角。”

玛丽亚低头吃饭。吃了几口，抬起头。“卡塔，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没笑我。”

“我为什么要笑你。”

“因为所有人都说我在中国谈恋爱是傻。说我是寂寞。说我早晚要回去，谈了也白谈。”

“你不是寂寞。你是认真喜欢他。”

玛丽亚点头。眼泪掉进汤里。

“我二十七岁的时候也谈过一次恋爱。在罗兹。那个人也是焊工。我跟他在一起三年。后来他跟一个会计跑了。我哭了一个月。再后来我遇到我丈夫。我丈夫不浪漫，但稳定。他从来不说我爱你。但他每个月把工资交给我。我生病的时候他请假陪我去医院。我决定来中国的时候，他不同意。但他没拦着。他只是说，你走了这个家怎么办。我说，这个家没我才完蛋。他没接话。第二天早上，他给我煮了咖啡。是黑咖啡，不加糖。他记得我不加糖。”

卡塔日娜擦了擦嘴。“玛丽亚，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但你要想清楚。想清楚了，就不要回头。”

玛丽亚点头。她端起餐盘，站起来。走了两步，回过头。

“卡塔，你手还疼吗？”

“不疼了。”

“那就好。”

玛丽亚走了。卡塔日娜坐在空荡荡的食堂里，看着右手。掌心那条疤，在灯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

第十一章 归期未定

第二十个月，厂里贴出通知。

通知贴在三号车间门口的告示栏上，白纸黑字，中波双语。卡塔日娜第一个看到。她站在告示栏前，把波兰语那段读了三遍。

“因项目调整，部分劳务派遣人员合同将于下月终止。具体名单如下。”

名单不长。十二个人。卡塔日娜从头看到尾。阿格涅什卡在名单上。玛丽亚不在。伊沃娜在。乌尔苏拉不在。她自己也不在。

她站在告示栏前没动。身后陆续有人围过来。阿格涅什卡挤到前面，看了一眼名单，退出来。

“下个月？”阿格涅什卡的声音很平。

“上面是这么写的。”

“下个月几号？”

“十五号。”

阿格涅什卡转身往车间走。卡塔日娜跟上去。

“阿格。”

“我没事。我早就想回去了。”

“你确定？”

阿格涅什卡停住。她转过身，看着卡塔日娜。“我确定。我儿子下个月过生日。我本来以为赶不上了。现在能赶上。”

“你丈夫的房贷——”

“还清了。你借我的钱，我这两个月省着花，攒够了。回去就还你。”

卡塔日娜看着阿格涅什卡的脸。她的脸上没有难过，但也没有高兴。是一种卡塔日娜说不清楚的表情。

“你不是想开杂货店吗？”

“回去再说。先回家。先看我儿子。”

卡塔日娜没再问。

那天中午，食堂里的气氛不一样了。二十二个人坐在一起，但说话的人少。十二个人要走，十个人留下。留下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走的不知道回去以后干什么。

“乌尔苏拉，你为什么没在名单上？”伊沃娜问。伊沃娜在名单上，但她看起来比阿格涅什卡平静。

“可能厂里觉得我还能干。”乌尔苏拉说。

“你肩膀不是不行了吗？”

“还能撑。撑到合同结束。”

“你不想回去？”

乌尔苏拉放下筷子。“想。但我回去干什么？儿子学费还没凑齐。我再干半年，就够了。”

伊沃娜没说话。她比阿格涅什卡大两岁，三十六。丈夫工伤以后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她出来两年，家里的债还了一大半。但还差一点。

“我回去也好。”伊沃娜说，“我丈夫一个人带孩子，快撑不住了。我回去能搭把手。”

“你回去能找到工作吗？”玛丽亚问。

“不知道。先回去再说。”

“先回去再说”成了那几天二十二个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卡塔日娜在车间里找到老张。“张主任，名单是怎么定的？”

老张正在看生产计划表，头也没抬。“项目调整。有一部分活转给外包了。用不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是她们十二个？”

“厂里的决定。”

“标准是什么？”

老张抬起头。他看着卡塔日娜，摘下眼镜。“小卡，我跟你直说。这十二个人，有的是因为技术评级没达到厂里的新标准。有的是因为合同到期日正好在项目调整期。还有的是因为——”

他停住了。

“因为什么？”

“因为有人反映她们不服管理。”

卡塔日娜盯着老张。“谁反映的？”

“我不方便说。”

“是那个供应商的人？还是劳务公司的人？”

老张把眼镜戴上。“小卡，我劝你一句。名单已经定了，改不了。你现在是组长，你的任务是安排好剩下的人，把生产稳住。别的事，别管。”

卡塔日娜没说话。她转身走了。

“老张说得对。名单改不了。但我可以问。我可以一个一个问。为什么是她们，不是别人。”

那天晚上，卡塔日娜把十二个人的名字列在笔记本上。阿格涅什卡，伊沃娜，还有另外十个。她在每个名字后面标注了技术评级、合同到期日、平时的工作表现。

阿格涅什卡技术评级A。合同到期日在三个月后。工作表现没有任何问题。她唯一的问题是，三个月前跟车间副主任吵了一架。原因是副主任让她用一批不合格的焊条，她拒绝了。

伊沃娜技术评级A。合同到期日在一个月后。工作表现没问题。她唯一的问题是，上个月拒绝在周六加班。因为那天是她儿子的生日，她要视频。

卡塔日娜把笔记本合上。她知道自己猜对了。

第二天，她去找老张。“张主任，我不要求你改名单。但我要求你把标准公开。让所有人知道为什么走的是这十二个。”

老张沉默了很久。“小卡，你这是在逼我。”

“我不是逼你。我是组长，我要给剩下的人一个交代。也要给走的人一个交代。”

老张叹了口气。“标准我可以公开。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名单公布以后，不管工人有什么反应，你都要稳住。不能闹。闹了对谁都没好处。”

“我答应。”

三天后，厂里公布了详细的评定标准。技术评级占百分之四十，合同到期日占百分之三十，平时表现占百分之三十。十二个人的评分表贴在告示栏上。阿格涅什卡的评分是A，合同到期日是三个月后，平时表现扣了十分。扣分原因：不服从管理。

阿格涅什卡站在告示栏前看了很久。看完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卡塔日娜在宿舍找到她。阿格涅什卡正在收拾行李。

“你看到了？”

“看到了。”

“你打算怎么办？”

阿格涅什卡把一件工装叠好，放进箱子。“不怎么办。回去。我儿子还等着我。”

“你不觉得不公平？”

“公平？”阿格涅什卡停下手里的活，看着卡塔日娜。“卡塔，我在波兰干了十五年焊工。被辞过三次。第一次是因为工厂倒闭。第二次是因为我是女的，老板觉得我干不了重活。第三次是因为我怀孕了。你跟我说公平？”

卡塔日娜没说话。

“我早就知道这世上没有公平。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挣到了钱。我房贷还清了。我儿子有遥控汽车了。我回去还能找到活干。这个结果，我能接受。”

“你不恨那个副主任？”

“恨。但恨不能当饭吃。”

阿格涅什卡把箱子合上。“卡塔，你留下来。你帮剩下的人。你当组长当得好。别为了我得罪人。”

“我不是为了你。”

“为了谁？”

卡塔日娜想了想。“为了以后。以后如果有人再定名单，不能这么定。”

阿格涅什卡看着卡塔日娜。她笑了。那个笑很淡，但卡塔日娜看见了。

“卡塔，你变了。”

“哪里变了？”

“你刚来的时候，只想挣钱。现在你想的事多了。”

“是好还是坏？”

“是好。但你也会更累。”

阿格涅什卡把箱子推到门口。“明天我走。你别送。”

“为什么？”

“我不喜欢送人。在波兰就不喜欢。我结婚的时候，我妈送我上婚车，我都没回头。”

“那你明天什么时候走？”

“早上六点。厂里的车送我们去火车站。”

卡塔日娜点头。她走到门口，又停住。

“阿格，你回去以后，把那八千块留着用。不用还我。”

“不行。我说了还。”

“我说不用就不用。”

“卡塔——”

“你留着。等你开杂货店的时候，算我入股。”

阿格涅什卡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她转过身，背对着卡塔日娜。肩膀动了动。

“好。算你入股。”

第二天早上五点，卡塔日娜醒了。她没开灯，穿上外套，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楼下停着一辆大巴。十二个人正在往车上搬行李。阿格涅什卡站在车门口，手里拎着那个铁盒子。

卡塔日娜站在阳台上看。天还没亮，路灯把阿格涅什卡的影子拉得很长。她没下去。她看着阿格涅什卡上了车。车门关了。大巴发动了。尾灯在黑暗里越来越小。

她站了很久。直到天边泛白。

“阿格涅什卡走了。我没送。但她上车之前抬头看了一眼。她不知道我在哪个窗户。但她抬头了。”

第十二章 空铺位

阿格涅什卡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卡塔日娜每天回宿舍都会看一眼对面那张空床。床垫卷起来了，床头柜擦干净了，铁盒子带走了，留下一个圆形的印子。

她把阿格涅什卡留下的那根波兰香肠吃了。最后一根。切成片，夹在馒头里。馒头是甜的，香肠是咸的。她嚼了很久。

第十二个人走的那天，食堂空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十个人坐在老位置上，没人说话。玛丽亚端着餐盘坐在卡塔日娜对面。

“小刘哭了。”玛丽亚说。

“谁？”

“小刘。那个技术员。我走的时候他哭了。”

“你要走？”

“不是。我下个月走。合同到期了。”

卡塔日娜放下筷子。“你决定了？”

“决定了。回波兰。我爸身体不好。债主还在催。小刘说他等我。我说别等了。他说他要等。我说随你。”

“你舍得？”

玛丽亚看着盘子里的菜。食堂今天的菜是炒青菜和红烧鸡块。鸡块是甜的。

“舍得。也不舍得。但我爸在等我。我不能让他一个人。”

“你回去以后干什么？”

“超市收银员。我爸找好了。”

“焊枪不摸了？”

“不摸了。”

卡塔日娜点头。她想起玛丽亚刚来的时候，戴面罩的样子。面罩太大，盖住整张脸。她焊的第一条焊缝歪歪扭扭，像蚯蚓爬。现在玛丽亚的焊缝已经是A级了。

“你焊得很好。”卡塔日娜说。

“我知道。”

“可惜了。”

“不可惜。我回去穿干净衣服上班。不用戴口罩。不用闻焊烟。”

玛丽亚端起餐盘站起来。“卡塔，我走之前，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

“帮我跟老张说一声。我想在走之前，把车间打扫一遍。所有的焊机，所有的台子，都擦一遍。”

“为什么？”

“我想留个干净的地方。给下一个人用。”

卡塔日娜看着玛丽亚。玛丽亚的眼睛是干的。

“好。我跟老张说。”

玛丽亚走的那天，卡塔日娜去了车间。玛丽亚戴着橡胶手套，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焊机。一台一台擦，擦得很慢。焊机上的油污和飞溅，她用铲刀一点一点刮掉。

“我从来没见你这么认真过。”卡塔日娜说。

“我最后一次干这个了。”

卡塔日娜拿起另一块抹布，走到旁边的焊机前。两个人一起擦。擦完焊机擦台子。擦完台子擦地面。车间很大，她们擦了整整一个下午。

擦到最后一张台子的时候，玛丽亚停下来。她把手套脱了，手心全是汗。

“卡塔，你说我回去以后会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没留下来。后悔没跟小刘在一起。”

卡塔日娜靠在台子上。“玛丽亚，你回去是为了你爸。为了你自己。如果你留下来，你也会后悔。后悔没回去看爸爸。后悔欠的债没还清。后悔一辈子困在异国他乡。”

“那怎么办？怎么选都后悔。”

“选一个你能承受的后悔。”

玛丽亚看着卡塔日娜。看了很久。

“卡塔，你后悔来中国吗？”

“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我挣到了钱。因为我认识了你们。因为我学会了当组长。因为我的手受了伤但没废。因为我知道了自己能撑住。”

“就这些？”

“就这些。够多了。”

玛丽亚把抹布叠好，放在台子上。“卡塔，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一直站在我这边。从借条那件事开始。你没有一次笑过我。”

“我为什么要笑你。”

“因为你比我大。你比我成熟。你什么都知道。你应该笑我。”

卡塔日娜摇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连女儿的信都回不好。我连丈夫的恭喜都看不懂。我连阿格涅什卡走了都没下去送。我当组长是因为老张让我当。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的人。就这么简单。”

玛丽亚笑了。她走过来，抱了卡塔日娜一下。抱得很紧。然后松开，转身走了。

卡塔日娜站在空车间里。焊机擦得锃亮，台子干干净净，地面能照出人影。她关了灯。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车间门口。没开灯。我看着黑暗里的焊机。二十二台。其中一台是阿格涅什卡用过的。一台是玛丽亚用过的。她们都走了。焊机还在。”

第二天，老张找卡塔日娜。“小卡，名单上又加了两个人。下个月走。”

卡塔日娜看着老张。“谁？”

老张说了两个名字。都是技术评级A，都是合同到期日还有半年。扣分原因写的是“不服从管理”。

“理由跟阿格涅什卡一样？”

老张没说话。

“张主任，你答应过我，标准公开。”

“标准是公开了。”

“但标准是可以被人利用的。‘不服从管理’这四个字，可以扣在任何一个人头上。”

老张沉默。“小卡，有些事不是我能决定的。”

“那谁决定的？”

“厂里。上面。你管不了。”

“我管不了。但我可以问。可以记录。可以让所有人都看见。”

老张看着卡塔日娜。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无奈，有疲惫，还有一点卡塔日娜看不透的东西。

“你想干什么？”

“我想做一份记录。从今天起，每一个走的人，我都记录下来。为什么走，评分多少，扣分原因是什么。这份记录我留着。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有东西拿出来。”

老张想了很久。“行。你做。但别公开。”

“我不公开。”

那天开始，卡塔日娜在笔记本上增加了一页。标题写着：走的人。下面一行一行记录。阿格涅什卡，技术A，合同剩余三个月，扣分原因：不服从管理。伊沃娜，技术A，合同剩余一个月，扣分原因：拒绝周末加班。玛丽亚，技术A，合同到期，无扣分。

她记了满满一页。每一个名字后面，她都用括号写了一个词。第一个写的是“焊枪”，第二个写的是“孩子生日”，第三个写的是“家”。

“我不知道这份记录有什么用。也许永远用不上。但我必须记。记下来，她们就没有白走。”

第十三章 手心里的疤

第二十三个月，卡塔日娜收到一份来自波兰的邮件。

邮件是阿格涅什卡寄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手套和一张照片。手套是波兰产的焊工手套，掌心有加厚层。照片上是阿格涅什卡和她儿子。儿子举着遥控汽车，阿格涅什卡站在旁边，手里举着一块牌子。牌子上用马克笔写着：卡塔，杂货店开张了。

照片背面写了几行字：

卡塔，手套是给你买的。你手受伤的时候我不在。以后干活戴着。店开了，在罗兹老城菜市场旁边。第一个月赚了八百兹罗提。你说的入股，我记着。等你回来，分钱。

阿格涅什卡

卡塔日娜把照片贴在床头。跟女儿的照片并排。她戴上那双手套试了试。合适。掌心加厚的地方正好在疤的位置。

那天下午，车间里出了一件事。

一个中国焊工在焊一个压力容器。压力容器是承压设备，对焊缝要求极高。他焊到一半，老张走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停。这条焊缝有问题。”

那个焊工停下，掀开面罩。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姓王，平时干活很快，但毛躁。

“哪里有问题？”

“咬边。这么深，探伤过不了。整条焊缝要刨掉重焊。”

小王的脸红了。“我焊的时候没觉得有问题。”

“没觉得有问题不等于没问题。这是压力容器。出了事谁负责？”

小王没说话。老张转身走了。小王站在原地，手里攥着焊枪。过了会儿，他狠狠把焊枪往台子上一摔。

“凭什么总是挑我的毛病！”

卡塔日娜就在旁边。她走过去，把焊枪捡起来，放回台子上。

“你摔焊枪，焊枪不会疼。但焊缝会疼。你这条焊缝确实有问题。刨掉重焊，比出了事故强。”

小王看了她一眼。他知道卡塔日娜是波兰组长，技术好。但他年轻气盛，不服。

“你一个外国人，管我们中国人怎么干活？”

卡塔日娜没生气。“我不外国人。我是焊工。你也是焊工。焊工只看焊缝。不看国籍。”

小王不说话。卡塔日娜拿起他的焊枪，戴上面罩。她先刨掉原来的焊缝。然后重新引弧，重新焊。一条八十公分的焊缝，她一气呵成。收弧之后，掀开面罩。

“你看。”

小王凑过来看。焊缝平整，鱼鳞纹均匀，没有咬边，没有气孔，没有飞溅。

“我焊了二十年。我焊过管道，焊过船板，焊过压力容器。我手受过伤，缝了三针。现在我还能焊。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王摇头。

“因为我怕。我怕出事。我怕焊缝裂了，人伤了。我怕自己觉得没问题，但实际有问题。当焊工，第一件事是怕。怕了，才会认真。认真了，才能焊好。”

小王看着卡塔日娜。他的脸不红了。

“姐，你帮我刨。我看着。我重新焊。”

卡塔日娜点头。她拿起刨枪，把焊缝刨掉。然后退到一边。小王戴上面罩，重新引弧。这次焊得很慢，很认真。

焊完，卡塔日娜过来看了一眼。

“好。这条行了。”

小王笑了。他掀开面罩，露出一张汗湿的脸。

“姐，谢谢你。”

“不用谢。以后焊压力容器，慢一点。慢就是快。”

小王点头。从那以后，他每次焊压力容器之前，都来找卡塔日娜看一眼。卡塔日娜每次都看。有时候说行，有时候说不行。说不行的时候，小王就重焊。

老张后来跟卡塔日娜说：“小卡，那个小王，以前我说十句他顶九句。现在你说一句他听一句。你比我会管人。”

“我不是管人。我是管焊缝。”

老张笑了一声。“你变了。刚来的时候你不怎么说话。现在车间里谁都认识你。”

“我还是不怎么说话。”

“但你说的话有人听。”

卡塔日娜没接话。她想起刚来的时候，老张给她换新焊机。想起阿格涅什卡跟副主任吵架。想起玛丽亚被追债。想起乌尔苏拉用饼干做蛋糕。想起十二个人走的那天早上，大巴的尾灯。

“我确实变了。刚来的时候我只想挣钱。后来我想管合同。再后来我想管记录。现在我想管焊缝。不光是自己的焊缝，还有别人的。我怕出事。出了事，谁都回不了家。”

那天晚上，卡塔日娜给女儿写了一封信。是用波兰语写的，写在一张信纸上。

亲爱的女儿：

妈妈在这里很好。手受伤了，但已经好了。现在戴着阿格涅什卡阿姨寄来的手套干活。

妈妈在厂里当了组长。管十个人。有时候管更多。妈妈还学会了一件事——怕。妈妈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怕了。怕焊缝出问题，怕人出事，怕回不了家。

你上次说不想我。妈妈信了。但妈妈想你。每天都想。妈妈想你的数学考了多少分。想你的好朋友尤莉亚。想你用那个褪色的兔子笔记本。

妈妈再过一个月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妈妈想开一个焊接铺子。你放学了可以来铺子里写作业。妈妈一边焊铁一边看你写作业。

妈妈爱你。

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明天去邮局寄。

第十四章 最后一个夜班

第二十四个月。最后一个月。

厂里通知：合同期满的十个人，下月十五号离厂。回程机票由厂里出。卡塔日娜是最后一个走的。老张让她留到月底，交接工作。

十个人里，乌尔苏拉也在。她比卡塔日娜早走十天。

“乌尔苏拉，你儿子不是还没毕业吗？”

“大的毕业了。小的还有一年。我回去找个零活。超市理货。够了。”

乌尔苏拉走的那天，卡塔日娜去送。乌尔苏拉只有一个箱子，一个背包。箱子很沉，卡塔日娜帮她拎下楼。

“里面是什么？”

“焊工服。两套。带回去给我儿子。他学机械的，以后可能用得上。”

“你儿子学机械？”

“嗯。在克拉科夫。明年毕业。”

“你回去他高兴吗？”

乌尔苏拉想了想。“他不知道我今天走。我没告诉他具体日子。我说下个月。他以为还有一个月。”

“为什么不说？”

“说了他会来接。我不想他跑。克拉科夫到华沙，坐火车三个小时。他课多。”

卡塔日娜把箱子放在大巴旁边。乌尔苏拉站在车门口。

“卡塔，我走之前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我肩膀疼的事，你是第一个发现的。你从来没问过我。但你有一次把重活分给了别人。我看见了。”

卡塔日娜没说话。

“谢谢你。你当组长，最厉害的地方不是技术。是你看见人。”

乌尔苏拉上车了。车门关了。卡塔日娜站在路边，看着大巴开走。尾灯越来越小。

“乌尔苏拉说，我看见了人。我在波兰的时候，没人看见我。我在罗兹的工厂干了十年，厂长不知道我叫什么。我来中国以后，看见了很多。看见阿格涅什卡的房贷。看见玛丽亚的债。看见乌尔苏拉的肩。看见小王毛躁背后的紧张。看见了，就不能不管。”

最后一个月，卡塔日娜每天加班。把所有的工艺卡整理成册，把所有的设备维护记录归档，把新来的中国焊工一个一个带熟。老张让她别这么拼，她说没事。

最后一个夜班。车间里只剩她一个人。她打开所有的灯。二十二台焊机，一尘不染。台子上放着二十二把焊枪，焊枪上挂着二十二个面罩。其中有几把焊枪是空位——那是走的人用过的，没有人接。

她走到第一台焊机前。那是她的位置。两年前，她站在这台焊机前，第一次引弧。焊缝歪了。老张站在旁边看，没说话。

她打开焊机。戴上阿格涅什卡寄来的手套。拿起焊枪。引弧。蓝色电弧亮起来，照亮了她的脸。她在钢板上走了一条焊缝。八十公分。收弧。掀开面罩。

焊缝平整。跟二十年前她焊的第一条焊缝完全不一样。

她关掉焊机。把焊枪挂好。面罩放在台子上。

然后她走到车间中间。站在二十二台焊机中间。灯很亮。车间很静。她闭上眼。

“我来的时候，二十二个人。走的时候，我一个人。但二十二台焊机都在。每台焊机都焊过。每条焊缝都在。钢板会生锈，焊缝不会。焊缝比钢板硬。比人硬。”

第二天早上，老张来上班。看见卡塔日娜坐在车间门口。地上放着一个箱子，一个背包。

“小卡，你几点来的？”

“没走。”

“一晚上？”

“嗯。最后一天了。”

老张看着她。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这是你的机票。后天下午，上海飞华沙。我让人送你去上海。”

卡塔日娜接过信封。

“还有。”老张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个小铁牌，上面刻着“优秀员工”四个字，下面是厂名和日期。

“厂里给你的。优秀员工。只有你一个外国人。”

卡塔日娜看着铁牌。她想起阿格涅什卡的铁盒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乳牙。这块铁牌，她要放进去。

“谢谢张主任。”

“谢什么。你干得好。”

老张转身要走。卡塔日娜叫住他。

“张主任。我有个问题。两年前，你第一次见我们的时候，你觉得我们能干满两年吗？”

老张停住。他想了想。“说实话，我当时觉得你们干半年就会走。太苦了。波兰人受不了这个苦。”

“但我们干满了。”

“对。你们干满了。”

老张走了。卡塔日娜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门口。阳光照进来，把二十二台焊机照得发亮。

第十五章 返乡

上海浦东机场。卡塔日娜一个人。

她穿着来时的衣服。工装洗干净叠好放在箱底。箱子里还有阿格涅什卡寄来的手套、厂里发的铁牌、女儿的二十三封信、儿子的画、玛丽亚送的中国结、乌尔苏拉送的一包红茶。

登机口前排着队。她站在队伍里，跟两年前一样。但这次她没数人头。二十二个人变成了一个。

登机前，她给丈夫发消息：上飞机了。

丈夫回：接你。

她盯着这两个字。两年前她走的时候，丈夫说“恭喜”。这次他说“接你”。

她给女儿发消息：妈妈回来了。

女儿回：几点到？

卡塔日娜看了看登机牌：华沙时间下午四点。

女儿回：我去接你。

卡塔日娜把手机放下。飞机开始滑行。她靠在舷窗上，看着上海越来越小。城市缩成一个点，消失在云层里。

十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华沙肖邦机场。卡塔日娜拎着箱子走出到达口。接机的人群里，她一眼看见了女儿。女儿长高了，头发剪短了，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旁边是儿子，举着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妈妈欢迎回家。丈夫站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束百合。

卡塔日娜走过去。女儿先开口。

“妈妈。”

“嗯。”

“你手好了吗？”

“好了。”

女儿伸出手。卡塔日娜把右手放上去。女儿的手指划过那条疤。

“疼吗？”

“不疼了。”

“你走之前我说的话，是气话。”

“我知道。”

女儿抱住她。抱得很紧。卡塔日娜把脸埋在女儿头发里。洗发水味道很陌生。不是她走之前用的那个牌子。

“你换洗发水了？”

“嗯。桃子味的。”

“好闻。”

丈夫走过来。他把百合递给卡塔日娜。没说话。但他的手在抖。

“回家吧。”他说。

卡塔日娜点头。儿子拽着她的箱子往停车场走。箱子很沉。里面装着两年。

“我在飞机上想了很多。想阿格涅什卡的杂货店。想玛丽亚的超市收银台。想乌尔苏拉的肩膀。想伊沃娜的丈夫。想小王的那条压力容器焊缝。想老张的‘接你’。想女儿的桃子味洗发水。想我掌心这条疤。”

回家第三天，卡塔日娜去了罗兹。

她找到阿格涅什卡的杂货店。店在老城菜市场旁边，门面不大，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中国小商品。阿格涅什卡站在柜台后面，正在给一个客人结账。看见卡塔日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手套戴了吗？”

“戴了。”

阿格涅什卡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她瘦了，但精神很好。

“店开了三个月。第一个月赚了八百。第二个月一千二。第三个月一千八。”

“不错。”

“你入股的八千，我记着。等赚够了，分你。”

“不急。”

阿格涅什卡拉着卡塔日娜坐下。店里堆满了从义乌进的货：塑料盆、毛巾、袜子、手机壳、小玩具。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二十二个波兰女人在连云港的合影。卡塔日娜站在中间，阿格涅什卡在她右边，玛丽亚在左边。

“你什么时候拍的这张？”

“走之前。我跟老张要的。”

“老张给你的？”

“嗯。他说他留着没用。”

卡塔日娜看着照片。二十二张脸。有的笑，有的没笑。乌尔苏拉站在最后一排，举着一根手指。玛丽亚举着两根。伊沃娜举着三根。

“她们在比什么？”

“比谁先走。乌尔苏拉比一，玛丽亚比二，伊沃娜比三。她们说按顺序走，谁也别抢。”

卡塔日娜没说话。她看着照片上的自己。两年前的自己，脸上没有疤，头发比现在黑。

“卡塔，你什么时候开铺子？”

“下个月。在罗兹。租了个门面，就在你店隔壁。”

“隔壁？”

“嗯。我把积蓄都拿出来了。买了两台二手焊机。接小活。修栅栏，焊铁门，补水箱。”

“你丈夫同意？”

“他不管我。他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阿格涅什卡看着卡塔日娜。“你变了。”

“哪里变了？”

“你说话的时候眼睛不躲了。以前你说话的时候老看别处。现在你看着我。”

卡塔日娜笑了。“可能是因为你店里的灯太亮。”

阿格涅什卡也笑了。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盒子。“给你。”

卡塔日娜打开。里面是一副新的焊工面罩。上面用马克笔画了一朵花。

“我画的。不好看。”

“好看。”

“你铺子开张那天，我送花篮。”

“不用花篮。你来就行。”

“来。一定来。”

卡塔日娜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照片。二十二个波兰女人。在连云港的车间门口。背景是焊机和钢板。阳光照在她们脸上。

“我开铺子的第一天，只接了一个活。修邻居家的铁门。门轴锈了，关不上。我焊了二十分钟。收了三十兹罗提。邻居说谢谢。我说不谢。那天晚上我坐在铺子里，看着那两台二手焊机。一台是我买的。一台是阿格涅什卡入股买的。我把厂里发的铁牌挂在墙上。旁边是那张照片。二十二个波兰女人。在连云港。焊过两年。焊缝还在。人各一方。”

卡塔日娜把面罩戴好。引弧。蓝色电弧亮起来。照亮了墙上的照片，照亮了铁牌，照亮了她掌心的疤。

焊缝走得很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