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9月3日，上海华东医院的贺子珍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机场没有喧闹场面，前来迎接的几位中央领导神情凝重。对这位经历过井冈山斗争、长征和革命战争的老同志来说，这趟北上并不是一次普通出行，而是迟到了多年的见面。
事情的起因，要从一张照片说起。那段时间，贺子珍在上海休养，身体状况并不好。一天，哥哥贺敏学前来看望她，发现妹妹情绪异常低落。沉默许久后，她提出了一个愿望：想去北京，看看毛泽东的遗容。
这句话分量很重。
贺敏学明白，妹妹想去北京，绝不只是探望亲人那么简单。她与毛泽东共同经历过井冈山岁月，也经历过战火、转折和漫长分离。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始终没有亲自到北京瞻仰遗容，这件事一直压在她心里。
但这样的请求，显然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贺敏学将情况向组织报告，上海方面随后将意见上报中央。有关方面得知后认为，贺子珍的要求合情合理，应当尽快作出安排。于是，一次特殊的接送行动很快确定下来。
专机抵达北京后，贺子珍没有立即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由于长期患病，加上身体对飞行不适应，她一下飞机便住进了三〇一医院。医护人员对她进行了检查和照料，等身体状况稍有稳定，家人才陪她完成这次迟来的行程。
几天后，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陪同下，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她走得很慢，神情也十分疲惫。当她终于看到毛泽东的遗容时，眼泪很快流了下来。
这次没有长篇叙述，也没有过多旁人打扰。多年积压的思念、遗憾和复杂心情，似乎都集中在那一刻。有人轻声劝她：“慢一点，不着急。”贺子珍只是点了点头，许久没有说话。
这次北京之行，也让不少老战友有机会前来看望她。大家谈起井冈山，谈起长征路上的艰苦岁月，也谈起那些已经离世的同志。熟悉的人和往事重新出现，病中的贺子珍精神比此前舒缓了许多。
有人劝她留在北京，认为这样可以就近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也便于老同志之间相互照应。不过，贺子珍长期生活在南方，对北京气候并不适应，身体状况也没有明显好转。经过考虑，她还是回到了上海。
贺子珍在上海受到照料，并非从1979年才开始。她回国后，毛泽东一直关心她的生活和医疗情况。得知她在上海安顿下来后，毛泽东还曾托人向上海方面转达，希望当地照顾好这位老同志。
据相关回忆，毛泽东称贺子珍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党员，并特别说明，她虽然年纪不算大，却是参加革命很早的同志。谈到她在上海的生活费用时，毛泽东还表示，可以从自己的稿费中支付。上海方面对此回应说，一个上海还是能够照料好一位老同志的。
这段往来，既有领导同志之间的工作安排，也带着旧日战友之间的情分。陈毅早年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贺子珍，对她的革命经历十分了解。即使没有特别交代，上海方面也不会对她的医疗和生活置之不理。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再次相见，发生在1959年7月的庐山。那时，毛泽东曾安排人将她接到庐山，两人阔别二十多年后重新见面。由于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脆弱，这次会面给贺子珍带来强烈刺激。回到上海后，她很快住进医院，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此后，毛泽东通过女儿李敏等人了解贺子珍的情况。只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并没有因此消失。1959年的庐山相见，未能成为长期相守；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又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来到北京，完成了最后一次瞻仰。
北京之行结束后，她回到上海继续治疗。病情反复时，哥哥贺敏学和家人始终陪在身边。1984年3月，贺子珍的病情明显加重，说话已经十分吃力。一次，贺敏学来到病床前，她却突然清醒了许多，向哥哥提出了身后安置的愿望。
她希望去世后，骨灰能够安放在北京。这个愿望，实际包含着家人的共同心意：希望她离毛泽东近一些，也希望她能够与当年的革命战友相伴。贺敏学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便再次向上海和中央有关方面报告。
邓小平随后作出批示，明确贺子珍病逝后，中央领导要送花圈，并将她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一安排，不只是对个人愿望的尊重，也体现了对井冈山老党员、长征老战士革命经历的肯定。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按照她生前的愿望和中央的安排，骨灰后来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她没有留下更多话语，却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那段革命岁月所牵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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