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0年冬天，北京，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坐在讲堂里听课。窗外是寒风，堂内却挤满了青年学生。有人问他：“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罗素没有急着赞美，也没有立刻批评，只说：“喜欢一个国家，不等于看不见它的问题。”
这句话，后来成为理解《中国问题》的钥匙。
罗素于1920年10月抵达中国，先后在北京等地讲学、考察，直到1921年夏天离开。他接触过大学教授、学生、官员，也见过普通百姓的生活。那时的中国刚经历辛亥革命不久，军阀割据，政局反复，农村贫困，旧有秩序仍在瓦解之中。
1922年，《中国问题》在英国出版。书中既有对中国文化的赞赏，也有对社会弊病的批评。后来，人们常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三个词：冷漠、怯懦、守旧。严格说，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定性，而是罗素观察中国社会后形成的一组判断。
他所说的“冷漠”，并不只是指某个人缺乏同情心，而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缺少公共责任。罗素看到，许多贫民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富裕阶层却往往把灾难看成与自己无关。一个人受苦，旁人只是旁观；一群人受苦，也未必能形成有效的救济。
当然，把一切归咎于百姓并不公平。清末民初的中国，灾荒频仍，交通和救济体系十分薄弱，地方权力又常常失灵。普通人连自家温饱都难以维持，很难承担超出能力之外的责任。罗素的批评有现实根据，但若忽略时代环境，也容易把制度造成的困境，误读成民族性格。
“冷漠”背后，还有一种更深的无力感。穷人卖儿鬻女，并不一定是因为没有亲情，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无法让家人活下去。对这些悲剧，罗素感到震动；而在中国社会内部，它们往往被贫困和习惯掩盖，久而久之，旁观者也变得麻木。
第二个问题，是他所说的“怯懦”，也可以理解为过度忍耐。罗素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注意到列强一次次向中国施压，清政府屡屡退让，民众往往要等到局势彻底恶化，才被迫起来反抗。
这种判断并非毫无依据。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势力不断扩大在华权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但如果因此说中国人天生胆怯，同样失之简单。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各地反洋教斗争，都说明民众并非没有反抗意识。
罗素真正注意到的，或许是社会缺乏组织和信任。个人有愤怒，地方有不满，却难以形成稳定的公共力量。没有明确的责任承担者，人们便容易选择忍耐，直到有人率先站出来，其他人才跟随行动。
第三个问题，是“守旧”。罗素并不反对中国文化，相反，他对儒家传统、古代思想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颇有兴趣。他反感的，是传统被僵化成不可触碰的规矩。
在当时的社会中，长幼尊卑、家族名声、男女界限仍然压在许多人身上。子女不能公开质疑父辈，女性婚后受到严格约束，读书和做官被视为最体面的出路。礼节本来可以维持秩序，可一旦变成压制个性的工具，便会阻碍社会变化。
有意思的是，罗素并没有把西方描绘成理想世界。他批评英国的殖民政策，也反对战争和军备竞争，认为西方国家一面宣称文明，一面凭借武力掠夺弱国。正因为他不是站在绝对优越的位置上说话，《中国问题》才没有停留在猎奇式描述。
当时中国学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罗素揭开了社会弊病，有人则觉得他把复杂问题说得过于整齐。梁启超等人重视西方思想，却不代表完全接受外国观察者的结论。中国究竟该保留什么、改变什么，仍是知识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罗素对中国的态度，始终带有矛盾色彩：他欣赏中国人的克制、聪慧和文化传统，又担心忍耐变成消极，礼教变成束缚，贫困造成麻木。所谓三个缺点，实际上是他在动荡年代看到的三种社会症候。
1921年夏，罗素离开中国。次年，《中国问题》出版。书中的中国，不是一个被简单赞美或贬低的对象，而是一个处于旧秩序崩解、新道路尚未清晰阶段的国家。也正因此，这本书引发的争论，远不只是关于“中国人有没有缺点”，更涉及一个古老社会如何面对自身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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