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是前年秋天走的。十月中旬,具体哪天记不太清了,就记得那天下午天气特别好,阳光从病房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拉出一块暖黄色的方块。他躺在床上,整个人缩了一圈,手背上扎着留置针,胶带贴了好几层,指头有点肿。
那天病房里本来围了不少人。我两个堂哥,堂嫂,还有我姑姑。大伯一直闭着眼,呼吸声粗,胸口起伏得很费劲。
大家说话都压着嗓门,像是怕吵到他,其实心里都明白,他差不多就这一两天了。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眼睛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我身上。他抬了抬手指头,那动作轻得几乎没有。我姑姑凑过去问他要什么,他嘴唇动了动,含含糊糊说了一句,姑姑没听清,又问了一遍。
他有点急,又抬了抬手指,这回是指向我。
我走过去,弯下腰。他嘴巴贴着我耳朵,声音细得跟蚊子似的:你留下,让他们都出去。
我直起身,有点为难。看了看我两个堂哥,又看了看姑姑。姑姑问怎么了。
我说大伯让我留下来,让你们先出去一会儿。
我大堂哥脸色当时就变了一下,但也没说什么,招呼大家往外走。二堂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我到现在都记得,不像是看一个快走的人,倒像是看一个要分东西的人。
门关上了。病房里就剩我俩。监护仪在床头柜上一下一下地响,绿色的数字跳来跳去。
大伯抓着我的手。他的手没什么力气,就是搭着,皮肤又薄又凉,骨节硌人。他眼睛盯着天花板,喘了好几口气才开口。
第一件事。他说,老家那个院子,别卖。
他说的是我爷爷奶奶留下来的老院子,在县城边上,三间瓦房带个院子,院里有棵柿子树,树龄比我大。前几年县城扩建,有人来问过要不要卖,我大伯一直没松口。现在那块地值点钱了,两个堂哥都动过心思。
他说,那棵树是你爷爷种的,你爸小时候在树下写作业,你小时候在树下摔过一跤,磕掉半颗牙。卖了就什么都没了。你们要是缺钱,想别的办法。
那个院子,留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紧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然后又松开了。
第二件事。他说,你爸的骨灰盒后面,有个铁盒子。
我爸走得早,我十二岁那年,在工地上出了事。后来骨灰盒一直放在老家堂屋的条案上。大伯每年清明回去,擦一遍,换一次盖在上面的红布。
他说,盒子里有三万块钱,你爸当年出事之后,那边给的,你妈不知道这笔钱。你大伯母也不知道。
我当时整个人僵住了。三万块,在九十年代末,在我们那个小县城,不是小数目。
他说,这钱本来是想等你结婚的时候给你的。后来你上了大学,留在了城里,结婚也没办酒席,我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后来身体不行了,就更不想说了。
现在不说不行了。
第三件事。他说,你妈要是有一天想回老家住,你别拦着。
我妈在我爸走后第三年改嫁了,嫁到了隔壁县。那时候我小,心里怨过她。后来长大了,慢慢也能理解。
这些年我们母子关系不算差,但也不亲,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偶尔见一面吃顿饭。她后来那个丈夫前年也走了,她现在一个人住在隔壁县城的楼房里。
大伯说,你妈这辈子不容易。你爸走的时候她才三十出头,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太难了。她改嫁我不怪她,你奶奶当年也说过不怪她。
你奶奶走的时候还念叨,说不知道你妈过得好不好。
他说,要是有一天她说想回老家住,你就把那个院子收拾收拾让她住。那院子她住过五年,她认识那棵树。
说完这三件事,他就不说话了。手还搭在我手上,眼睛还盯着天花板。我以为他要歇一会儿,就没动。
过了大概两三分钟,我听见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胸口那个起伏就慢慢停了。监护仪上的数字开始往下掉,绿色的线变成一条直的。
我站在床边,手还被他搭着。房间里特别安静,只有机器在响。那声音我后来在脑子里回放过很多遍。
医生和护士进来的时候,我两个堂哥也跟着进来了。大堂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他爸一眼,什么都没说。二堂哥直接走到床头,把监护仪的插头拔了,声音停了。
我姑姑坐在墙边的椅子上,开始抹眼泪。两个堂嫂站在门口,小声说着什么。
我松开大伯的手,往门口走。经过两个堂哥的时候,大堂哥伸手拦了我一下。他问: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我说,回头再说。
二堂哥往前迈了一步,挡在我前面,说,现在说。
我看着他们两个。一个四十五,一个四十一,都比我大不少。我们小时候在老院子那棵柿子树下一起玩过,后来我搬到城里,联系就少了。
我爸走的那年,大堂哥来我家帮过忙,搬东西、跑腿,忙了好几天。
我说,大伯交代了三件事。第一,老院子不卖。第二,我爸骨灰盒后面有笔钱,是给我的。
第三,我妈要是想回老家住,让我别拦着。
大堂哥盯着我看了几秒,问,什么钱。
我说,三万。我爸出事那会儿单位给的,大伯一直替我存着。
二堂哥脸色不太好看。他说,那钱在哪儿。
我说,大伯说在骨灰盒后面。
二堂哥转身就要走,被我姑姑喊住了。姑姑说,你爸刚走,你急什么。二堂哥站住了,没再动。
那天晚上从医院出来,我开车回家。路上等红灯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她不知道大伯的事,就是照例每周打个电话,问问我吃了没,天气冷不冷。
我说,妈,大伯今天下午走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她说,我知道了。
又是一个红灯。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面车尾灯连成一片。我想了想,说,大伯走之前跟我聊了几句。
他说老院子给我留着。
我妈嗯了一声。过了会儿她说,那院子挺好,那棵柿子树每年结的柿子特别甜。你小时候在树下磕掉半颗牙,你爸心疼了好几天。
我说,你还记得。
她说,记得。怎么会不记得。
绿灯亮了。我挂了电话,往前开。后视镜里,医院的楼顶在夕阳里亮着,越来越小。
老院子后来我去看过一次。院墙的石灰剥落了不少,屋瓦上长了草,但那棵柿子树长得特别旺,叶子绿得发黑。树上还挂着几个没摘的柿子,红彤彤的,在风里轻轻晃。
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想起我大伯说的。想起我爸。
想起十二岁那年从树上掉下来,满嘴是血,我爸抱着我往卫生院跑。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从柜子里翻出我爸的骨灰盒,又翻出那个铁盒子。盒盖生了一层锈,打开之后里面用塑料布裹着三沓钱,旧版的一百元,用皮筋扎着。钱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我大伯的字。
就一行:给孩子上学用,别告诉他妈。
我把纸条折好,放回去。盒子重新盖上,放回原处。
我到今天也没动那笔钱。不是不需要,是觉得还没到用的时候。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起大伯抓着我的手,一下一下喘气的样子。他这辈子话不多,最后那三件事,说得很费劲。
老院子我后来跟我妈提过一次。她说她现在住楼房住惯了,爬不动老家的土炕了。但她又说,等哪天真走不动了,回去也行。
我说好。
我到现在还在想,大伯为什么会把那三件事留给我。我是家里最小的,又不在老家,按理说轮不到我。但他就是留给我了。
也许他早就想好了。
那张纸条我后来又翻出来看过一次。上面“别告诉他妈”那几个字写得特别用力,笔尖把纸都戳破了。
可我最后还是告诉我妈了。就在那天等红灯的时候。
大伯应该不会怪我。你们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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