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江西莲花县一所乡村小学里,龚全珍结束了长达15年的校长工作,办理离休。消息传回家中,一家人准备了饭菜庆贺。谁也没想到,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原本可以由四女儿接替岗位的事情,却被甘祖昌认真地叫停了。
这不是嫌弃女儿,也不是故意让孩子吃苦。甘祖昌考虑的是,政策给出的便利,究竟该不该由自家人享用。他把女儿叫到跟前,平静地说:“你已经长大了,应该靠自己的本事找出路,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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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没有争辩。她明白,父亲反对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借父母身份获得特殊照顾的想法。那个年代,职工离休后由子女接替岗位,是不少家庭关心的大事。可在甘祖昌看来,革命功劳属于过去,眼前的生活仍要靠劳动和能力去担当。
这样的态度,并非晚年突然形成。1905年3月23日,甘祖昌出生于江西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六岁时,他只读过一年私塾,便开始种田,还到地主家做应工。随叫随到,稍有不合意就可能失去活计,这种日子让他很早懂得,人的立足不能寄托在别人施舍上。
1920年,甘祖昌因办事可靠,被当地共产党人吸收为农民协会工作人员。1925年,他担任坊楼乡土改委员会主任。1927年7月,方志敏来到坊楼宣传革命,甘祖昌专门上前请教。那次谈话使他开始认识到,农民贫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而与旧制度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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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24日,经谢运鹏、苏国珍介绍,甘祖昌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他进入莲花红色独立团军需处,负责修械和军需。修械所没有固定厂房,敌情一来,大家挑起担子就走,到了安全地方再架炉开工。军需工作看似不在前线,却直接关系部队能不能打仗。
有一次,他奉命前往井冈山参加训练。途中遇雨,衣服尽湿,半夜借宿在一位老人家中。老人得知他要去井冈山,第二天特意带他走近路,还托他捎话给在红军中的儿子。这样的经历,让甘祖昌更加明白,革命并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普通百姓同样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撑队伍。
到达井冈山后,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询问莲花武装发展情况,得知当地力量已经从一支枪发展到红色独立团,十分高兴,并勉励他继续学习、组织群众。那次谈话没有给甘祖昌带来特殊待遇,却给了他一项更重的要求:把本领用在集体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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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他两次负伤。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后,甘祖昌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时一度体力不支,曾拉着任弼时的马尾巴走下险地。此后,他长期从事军需、后勤和生产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三五九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解放战争后又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有关后勤职务。
1949年进军新疆时,十万大军的粮食供应十分棘手。甘祖昌调查发现,当地群众手中有粮,却因牧区物资交换不畅而不愿出售。他提出用羊毛换取日用品,改善牧民生活,再解决粮食采购。这个办法得到王震同意,军队供应很快打开局面。
1952年,甘祖昌因车辆落水重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可他认为,许多战友已经牺牲,自己所做的还远远不够。1957年,他获准离开部队,带着家人返回莲花,重新拿起农具。
回乡时,他没有把将军身份当作家门招牌,还带回良种家禽家畜,准备帮助家乡发展生产。全家人在弟弟带领下种田,他带孩子拾粪、割草、积肥,后来又参与开荒、修水库、办农机厂和培训班。工资中相当一部分被用于集体建设,个人生活却十分俭朴。
有一次,他到萍乡购买种子,住店时听说普通房间一晚要八元,便摇头说:“八元钱可以买一担谷种,换便宜的。”店员后来为他安排了多人间,每晚只收七角,他才住下。
龚全珍离休时,四女儿顶班一事再次摆到面前。甘祖昌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孩子铺路,反而要求她独立谋生。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在莲花县病逝,终年81岁。临终前,他仍惦记着把生活费以外的钱用于购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2019年9月25日,他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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