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春节前夕，北京一家医院里，肺癌晚期的陈永贵反复提出一个请求：回家过年。
这里的“家”，不是昔阳大寨的窑洞，而是北京木樨地的住处。此时的陈永贵已经住院大半年，身体明显衰弱，医生担心路上出现意外，迟迟没有答应。经过反复商量，他终于获准离院，但必须守住三条规矩：不能喝酒，不能动怒，不能到处走动。
三句话，听起来并不复杂。对一个习惯了田间劳作、几十年不肯闲着的庄稼人来说，却几乎等于把手脚都束住了。陈永贵答应下来，带着医嘱回到了家。
一家人早早等候。年节的饭菜已经摆好，屋里有说话声，也有刻意压低的咳嗽声。谁都明白，这顿团圆饭可能是全家最后一次围坐在一起，但没有人愿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陈永贵这一生，起点实在不高。早年家境贫寒，七岁便开始放牛、种地，后来随父亲来到山西昔阳大寨。大寨地处太行山麓，土地贫瘠，沟壑纵横，农民想吃饱饭，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锄头一锄头地挖。
他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却对农事极熟。什么时候翻土，怎样蓄水，哪块地适合种什么，都是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这个长处，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组织建设和农业生产中逐渐显现出来。
1948年，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他成为大寨党支部书记。此后，大寨通过兴修梯田、改造土地、积肥增产，逐步改变了原先的贫困面貌。陈永贵并非只坐在村部发号施令，很多时候，他仍然和村民一起下地。
有人称他“永贵大叔”。这个称呼没有因为职务升高而改变，反倒说明村民眼中的他，始终带着泥土气。大寨的变化，也让他从一名基层干部走进了更大的政治舞台。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后，陈永贵曾到北京参加观礼，并受到毛泽东接见。随后，大寨经验被广泛宣传，陈永贵成了农民干部的代表人物。1963年，山西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大寨同样受灾，房屋、田地和水利设施损失不小。
面对灾情，陈永贵没有把困难全部推给国家。他提出依靠自身力量恢复生产，大寨人在废墟上清淤、修坝、整地，重新安排春耕。这里面既有艰苦奋斗的成分，也有时代宣传的放大作用，不能简单把一个村庄的成绩归结为个人神力。
有意思的是，陈永贵的升迁速度，远远超过普通农村干部的常规轨迹。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中央委员，直到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从大寨走进了北京的政务中心。
但职务越高，离他熟悉的土地就越远。农业生产需要因地制宜，国家治理却牵涉工业、财政、外交和制度建设。一个长期扎根农村的基层干部，突然承担复杂的全国性工作，能力结构上的局限自然会显现出来。陈永贵后来主动请辞，并不完全是外界所说的荣辱得失，更有对自身处境的清醒判断。
1980年，他离开国务院副总理岗位，转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离开高层工作后，他没有沉溺于过去的身份，仍关心种地、施肥和粮食收成。对他来说，田埂比会议室更容易找到方向。
遗憾的是，疾病很快打破了这份平静。1985年，陈永贵因身体不适检查出肺癌，病情已经严重。住院期间，有关方面多次前来看望，他却把更多心思放在家人和后事上。
除夕那天，家人劝他安心休息，他却说：“过年总要回家，不能一直躺在医院里。”
医生最终同意了，但再次叮嘱：“酒不能碰，脾气不能动，也不要出门乱走。”
陈永贵点了点头：“都听医生的。”
回到家后，他和家人谈起身后安排，又拉着小儿子的手叮嘱读书。这个从小没有机会系统求学的人，对孩子的期望很直接：把书念好，考上大学。话说得不多，却带着一个农民父亲最朴素的愿望。
那一晚，饭菜并不丰盛，家人也没有刻意铺张。陈永贵不能饮酒，不能久坐，更不能像过去那样招呼亲友往来。可一家人能够完整地坐在一张桌旁，对当时的他而言，已经是难得的满足。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岁左右。按照他的遗愿，遗体告别后，骨灰被送回山西昔阳大寨。那里有他少年时走过的山路，也有他几十年间反复耕作过的土地。
大寨群众自发前往送行，许多人仍称他“永贵大叔”。这个称呼，比“副总理”更贴近他的人生本色：从贫困山村走出，曾经站到国家政务的重要位置，又在晚年重新靠近土地。虎头山下，陈永贵安静地回到了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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