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广东英德县公安机关，一名国民党旧军官被捕后始终沉默，只说出了“莫雄”两个字。面对审讯，他没有辩解，也没有急于证明身份。地方干部认为此人来历可疑，准备逐级请示处理。消息传到叶剑英那里时，这个名字让他立刻警觉起来。
叶剑英很快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完后，当即作出指示：“立即查清情况，不能错办。”随后，莫雄被释放，并得到妥善安置。一个曾经站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少将，为何能让中共中央如此重视？答案，要从他几十年前的一次冒险行动说起。
莫雄1891年出生于广东英德，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少年时期，他在广州一所教会学校做杂役，接触到新思想，也由此认识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1907年，莫雄加入同盟会，后来进入新军，参加辛亥革命。
他不是那种只会服从命令的军人。护法战争期间，莫雄凭借作战勇敢和处事干练逐渐受到重视，担任过重要军职。军阀混战之中，他几次失势，又几次重新起步，既有带兵征战的经历，也熟悉地方行政和军队运作。
1920年代后期，莫雄在政治上的处境越来越复杂。他曾任国民政府财政系统的职务，因而接触到许多军政机密。与此同时，经老部下刘哑佛介绍，他与一些共产党员建立联系。接触越深，他越清楚地看到，许多底层民众为何愿意支持共产党。
莫雄没有急着公开表明立场。那样做，既可能立刻失去职务，也会让情报工作中断。中共中央特科判断，留在国民党系统内部的莫雄，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双方形成了秘密合作关系。
1934年，莫雄出任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这个职位看似是地方官，实际上掌握着人事、治安和军情等多方面资源。他利用职权，把刘哑佛、卢志英等人安排到身边，逐渐建立起一条隐蔽的情报渠道。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那份“铁桶计划”。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调集重兵，采取逐步推进、修筑碉堡和设置封锁线的办法，企图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彻底困死。莫雄参加有关会议后，意识到红军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关头。
散会时，他把重要文件放进公文包，带出会场，再秘密交给刘哑佛等人。文件内容随后转交中央苏区。为了突破封锁，项与年携带情报赶路，途中乔装成乞丐，并用砖头打落门牙改变相貌，终于穿过层层盘查。
“文件一定要送到中央。”
这句话虽无从确认原始记录中的具体措辞，却概括了当时情报人员所面对的险境。情报送达后，中央红军迅速调整部署，选择敌军防线相对薄弱处突围，开始长征。有关研究和回忆材料普遍认为，这份情报为中央红军摆脱包围争取了关键时间，避免了更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很快察觉作战意图已经泄露，下令追查泄密者。然而莫雄身处国民党系统多年，熟悉公文流转和军政关系，相关线索没有形成完整证据。一次看似普通的会议文件，就这样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莫雄的处境并不因此安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通过各种关系保护进步人士，也曾安排人员打入敌伪系统获取消息。由于长期周旋于国民党、共产党、地方势力和日伪之间，他被人称为“五色将军”。这个称呼不是单纯的褒奖，更多是对其复杂经历的概括。
1949年前后，莫雄因被怀疑“通共”而受到追捕，只得辗转香港。全国解放后，他返回广东，却因身份和经历不明被英德公安扣留。倘若叶剑英没有认出这个名字，结局很可能完全不同。
毛泽东要求“找到他”，并非因为莫雄曾经拥有少将头衔，而是因为在中央红军最危急的时刻，他选择把一份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军情送了出去。那份文件经由莫雄、刘哑佛、项与年等人接力传递，最终抵达中央苏区，成为长征突围前的重要情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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