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时期的红色财经

初 旭

漫漫长征路，不止硝烟与征途，更藏着绝境之中的财经智慧。当队伍辗转于川黔群山，在赤水河两岸往复驰骋，四渡赤水的传奇背后，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物资筹谋。粮秣筹措、经费管理、物资分配，在饥寒交迫的险途上，红军以严明准则守住廉洁底线，以统筹节约守护革命根基。每一粒粮食、每一枚银元，都连着民心，系着存亡。于枪林弹雨中，淬炼出的经济思维，兼顾军需与民生，坚守自立自强。那些镌刻在赤水河畔的红色财经实践，是战火里生长出的治理微光，穿越岁月，依旧动人。

一、物资调度、粮食筹措与经费管理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战略转移，也是一场极端环境下的经济生存考验。队伍离开根据地时，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在几乎完全失去后方补给的条件下，为数万人的吃穿用度寻找出路。

长征中的物资调度，是一项在流动中进行的艰巨工程。出发时，红军携带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银元、金银与印刷设备随军转移；此后物资的来源，主要依赖沿途筹粮筹款与缴获。粮食是最紧迫的难题。在崇山峻岭与荒野草地之间，队伍常处于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的境地，筹粮时断时续，饱一顿、饥一顿是常态。转战川滇黔期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 赤水河两岸山高谷深、地瘠民贫，粮食本就有限，数万大军往来穿梭，筹粮更显艰难。据长征亲历者回忆，过雪山草地时期，部队粮食极度匮乏，野菜、树皮、皮带都被当作充饥之物，非战斗减员时有发生。粮食筹措的方式，主要是向沿途群众购买、征借，以及对土豪劣绅的没收 —— 前者以公买公卖、及时清偿为原则，后者则作为战争环境下的筹款手段。

经费的管理，同样在流动与紧缺中展开。部队随军携带的资金，是维持行军、购买物资与支应民工的命脉。为此，红军建立了相应的财经管理机制，各级设供给机构，负责经费的保管、调度与结算，账目力求清楚。在战事频繁、建制变动剧烈的环境里，资金的保管与使用须处处谨慎，稍有不慎便可能流失或浪费。物资调度、粮食筹措与经费管理三者相互交织，构成长征经济统筹的基本框架：一切以保障行军作战、维持队伍生存为首要，同时在极度匮乏中厉行节约、严守纪律。

这一框架，在四渡赤水的运动战中被推向极致。1935 年 1 月至 3 月，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四次渡江、迂回穿插，反复往返于川滇黔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部队没有固定后方，粮秣弹药全靠流动筹措、就地补充。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红军一边组织部队抢渡，一边向当地群众筹粮借物；古蔺、叙永的山乡村寨，成了红军休整补充的依托。正是在这种 “边走边筹、边打边补” 的极限调度中，红军既保证了数万大军的持续作战，又严格遵守纪律、不扰民害民，让四渡赤水成为军事奇迹与财经统筹的双重见证。

二、筹款准则与物资分配：廉洁规范的战时财经制度

长征途中，红军的筹款活动有着明确的准则。对于土豪劣绅，采取没收其财产、用以补充军需与救济群众的方式；而对于普通农民、商人及一般群众，则坚持公买公卖、等价交换，不无偿索取，不乱行没收。这种 “打击土豪、保护群众、公买公卖” 的区分，既为部队筹措了必需的物资，也维护了群众利益与红军声誉，使队伍在沿途获得群众的接纳与支持。四渡赤水转战川滇黔期间，这一准则尤为鲜明：红军在古蔺、叙永一带打土豪、筹粮款，专罚为富不仁者，对正当经营的盐号、商户则分文不取、公平交易，赢得了沿途百姓的信任。流传于川南叙永石厢子一带“三个铜板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佐证。对于缴获的战利品，红军也有相应的管理制度，统一清点、登记造册、按需分配，防止私分与浪费。

物资分配上，红军强调官兵一致、按需分配与优先保障伤病员。在给养极度紧张时，分配坚持先士兵、后干部，先前方、后后方，伤病员与体弱者得到优先照顾；干部与士兵同甘共苦，共同承受缺粮少衣的考验。这种分配原则，在物质上无法根本缓解匮乏，却在精神上凝聚了队伍。与此同时，严格的财经纪律贯穿始终。红军部队严格遵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中关于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公平等规定；对经手钱粮的人员，要求账目公开、廉洁自律，严禁贪污挪用、克扣军饷。纪律的执行，使长征中的财经管理在动荡中保持了相对的规范与廉洁，这是极端环境下得以维系队伍信任与战斗力的重要支撑。

三、绝境淬炼的经济思维：统筹、节约、民生与自主

长征经济统筹的意义，远不止于维持了一次行军。它是在绝境中，以最残酷的方式淬炼出来的经济思维。

其一，统筹调度。数万人的队伍，在无后方、无固定补给的条件下长途跋涉，任何一处物资的缺失，都可能危及全军的生存。长征迫使红军学会在流动中筹划全局——哪些物资必须优先保障，哪些可减可缓，沿途如何分段筹措、如何集中管理与统一调配。四渡赤水期间，红军的物资调度完全围绕运动战节奏展开，哪里需要兵力就向哪里调粮，哪里缺口大就优先补哪里，全军的军粮、弹药、银元统一调度，绝不让一线部队断了炊。这种在运动中统筹全局的能力，是一种极其严苛的实战训练。

其二，精打细算。物资的极度匮乏，使节约成为生存的需要。从粮食的定量配给，到经费的支用核算，再到对浪费的明令禁止，长征中的每一分资源都被精打细算。节约不是口号，而是队伍在死亡线上挣扎时，被环境逼出来的本能。

其三，优先保障民生。长征途中，红军即使在自身物资紧缺时，仍坚持不损害群众利益：向群众购买粮食付以钱款或借据，损坏物品照价赔偿，并把没收豪绅的部分财物分给贫苦百姓。赤水河两岸，红军开仓放粮、开仓分盐、分发浮财的举动，至今仍是川南百姓口耳相传的记忆。这种对民生的顾惜，既出于革命宗旨，也是队伍得以在沿途获得群众支持、补充给养的现实需要。

其四，坚持经济自主。脱离根据地后，红军失去了固定的财源，只能依靠沿途筹措与自我供给。这种流动中的自给自足，虽充满了艰辛与牺牲，却锤炼了队伍不依赖外力、自立求生的能力。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长征经济统筹的成就，是在巨大代价中取得的。无数战士因饥饿、严寒与疾病倒在了长征路上，物资的匮乏、环境的严酷，使队伍付出了惨重的牺牲。长征的经济管理也并非处处完善，在极端条件下，难免有筹措不足、供给中断、减员失散等种种缺憾。但正是这段绝境中的磨砺，使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在无后方条件下统筹调度、厉行节约、严守纪律、依靠群众的财经经验。这些经验，连同长征本身所象征的坚韧与自主精神，一同沉淀为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传统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为日后的革命与建设埋下了重要的精神与制度种子。

长征的经济统筹，写下的是一段在绝境中求生存、在流动中谋自立的艰苦历程。它没有留下宏大的建设成就，却以数万人的牺牲与跋涉，证明了即使在最严酷的条件下，一支队伍仍能以严格的纪律、清醒的筹划与对群众的依靠，维持自身的生存与战斗力。四渡赤水，表面看是军事上的神来之笔，深层次看，却是红军统筹全局、精打细算、依靠人民、自主图强的集中体现。这份在极端环境中淬炼出的经济治理智慧，其价值不在于当时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它确立了一种方向——统筹、节约、民生、自主——并使之成为此后中国经济建设中一脉相承的精神财富。

来源：节选自初旭《毛泽东的经济视野与治理智慧》,标题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