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军统少将出席开国大典，世人才知：戴笠力保的他是特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李时雨站在新中国成立的庆典现场时，身上已经没有了汪伪官员的影子，也没有了军统少将的牌子。

几个月前，他刚到北平，第一次穿上人民解放军军装。

这个人，曾在敌人心脏里待了十五年。

外人看他，履历刺眼：汪伪立法委员，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

可他自己写下的四句诗，却把半生都压进去了：

“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这才是他的真身份。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一九〇八年生在黑龙江巴彦。

少年时，他离开东北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来又考入北京法政大学。书桌上是法律课本，街头上却是救亡呼声。

一九三一年九月，东北沦陷。

黑龙江是他的家乡。家没了，人总要选一条路。

同年十二月，李时雨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年后，党组织没有把他派到一支拿枪的队伍里，而是把他推向另一条更难走的路。

西安“剿总”。

一九三六年二月，李时雨靠同学张学孟的关系进入那里，做第四处中尉办事员。

桌上摆着公文，身边坐着国民党军政人员。他要做的不是拔枪，而是听话、记话、看人，把东北军里的动向摸清楚。

枪声在远处。

危险在身边。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时雨又转到天津。

天津沦陷，日伪机关急着招揽懂法律、懂文书的人。李时雨的身份正好可以藏进去。他进入伪法院系统，做检察官。

这层皮很脏。

可正是这层皮，救了人，也送出了东西。

党组织需要把电台机件运出租界，普通人过不了关。李时雨从伪法院弄来汽车和通行便利，把机件送出天津。

还有共产党员冯骥，因“共产党案”关在监狱里。李时雨能接触案卷，便从卷宗入手，想办法让案子定不了罪。

卷宗少一页，人就多一线生路。

冯骥后来获释。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集团筹备伪“国民党六大”，到处拼凑代表。

李时雨接到任务，假扮国民党北方代表，进入会场，记录会议情况。等他回到天津，汪伪集团投敌卖国的内幕，已经被整理成材料送上去。

这一步很险。

因为从此，他不只是混进一个机关，而是走进汪伪政权的上层。

一九四〇年三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李时雨很快被任命为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公博看中了他。

陈公博多疑，身边人未必轻信。可李时雨懂法律，办事稳，话不多，又能处理复杂事务，慢慢被拉到身边。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陈公博兼任汪伪上海市市长时，李时雨担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司法处长、军法处长、上海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并授少将军衔。

官越做越高。

心越悬越紧。

他接触到陈公博每天翻看的文件、报纸和各类材料。许多情报，经他整理后，交给妻子孙静云。

孙静云把肥皂挖空，把情报塞进去，再修补好包装。

一块肥皂，穿过敌占区，送往苏北。

那不是肥皂。

那是命。

一九四五年，日本败局已定。华中局开始筹划配合新四军收复上海、南京，要求地下人员摸清敌伪军警实力。

李时雨利用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身份，在京沪杭一带搜集情报。

同年，他还和范纪曼演过一出险戏。

提篮桥监狱里关着同志杨树田。范纪曼假扮从重庆来的国民党中央军令部高参，李时雨陪同去提人。

到监狱里，李时雨介绍：“这是重庆国民党中央军令部的高参，专门来上海提取在押人员李一鸣和杨树田，我是来协同办理具体事宜的。”

典狱长沈冠三怕担责任，要手续。

范纪曼发火：“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抓了我们的人，你还要什么收条！你们这些汉奸，还想帮日本人吗？”

李时雨随即打圆场，愿意写个收条。

监狱大门打开，杨树田被带了出来。

一步走错，三个人都出不来。

可他们走出来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又换了一拨掌权的人。国民党方面接收上海，军统把持许多要害。

这时的李时雨，明面上是汪伪旧人，随时可能被清算。

旧识余祥琴找上门。余祥琴在军统上海系统中任职，希望李时雨留下，利用他在伪军警系统中的影响力。

党组织判断，打入军统，能获得更重要的情报。

李时雨答应了。

于是，一个汪伪少将，又摇身成了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仍挂少将军衔。

别人以为他洗清了“汉奸”嫌疑。

军统以为他是自己人。

戴笠也一度相信，李时雨过去是在敌人内部做事，有功，不能轻动。

那层保护，救过他一时。

但戴笠死后，风向变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李时雨被军统逮捕，关进上海看守处。审讯、逼供、压杠子、灌凉水，轮番上来。

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

被打到极处，他骂出一句话：

“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这句话救不了他的身体。

却护住了他的身份。

军统查不出确证，最后法院判他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

铁门关上。

上海的局势却在门外变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李时雨取保释放。党组织很快找到他。

上海解放前夕，不少企业家、金融界人士心里不安，担心工厂和资产前途。李时雨又被安排留下，以企业公司副总经理身份继续做工作，宣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他刚出牢门，又进了另一条暗线。

两个月后，危险再次逼近。组织决定让他离开上海，经香港转到北平。

一九四九年四月，李时雨安全抵达北平。

秘密身份公开了。

他把多年搜集、保存的情报交出，自己也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刘少奇接见他时，对他长期在敌营中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称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这话分量很重。

因为李时雨手里的东西，从来不是一支枪、一门炮，而是一份名单、一封电报、一块藏着情报的肥皂、一次把同志从监狱门口带出来的假手续。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机关和统战部门工作，曾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一九八二年，他离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李时雨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一岁。

晚年的北京病房里，他不再需要换身份，不再需要把话说一半，也不再需要把情报藏进肥皂。

那个曾被汪伪重用、被军统授衔、被敌人审讯的人，终于只剩一个名字：共产党员李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