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8月17日，上海机场，杨振宁登机前忽然停下脚步，转身问来送行的邓稼先：“寒春参加过中国原子弹研制吗？”邓稼先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看似只涉及一名外国科学家，实际却碰到了中国核工业最核心的秘密。
这场谈话之前，两位老友已经在北京见过面。相隔二十多年，杨振宁急切想知道邓稼先这些年究竟在做什么。邓稼先只说：“在外地。”话很短，分寸却拿捏得极严。杨振宁没有追问，他明白老朋友肩上有不能说出的责任。
杨振宁之所以把邓稼先的名字写在会见名单第一位，并非临时起意。两人都是安徽人，父亲又同为清华大学教授，少年时代曾在清华园相识。后来，他们分别进入西南联合大学求学。邓稼先赴美国深造后，很快取得博士学位，1950年8月回到中国，投入国家建设。
此后，邓稼先的名字从公开视野中消失。直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报刊刊出相关报道，杨振宁才从英文译名中认出了这位老友。那一刻，他大概已经明白，邓稼先选择了一条不能留下个人声名的道路。
1971年夏天，杨振宁获得入境许可。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他的回国之行带有明显风险。抵达上海后，接待人员请他列出希望见面的亲友。纸张不大，名字却很重要。杨振宁没有犹豫，写下了“邓稼先”。
这份名单被逐级上报，后来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求设法找到邓稼先，让他回北京会见杨振宁。命令传到青海时，邓稼正身处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二二一基地。
那时的基地位于海晏县，海拔三千多米。更严峻的是，一批核科学家正在接受审查和批判。此前部分核试验出现问题，有人借机把技术故障上升为政治问题，试图追究邓稼先等人的责任。钱晋等技术人员已经遭受严重迫害，气氛异常紧张。
邓稼先当时四十七岁，长期承担核武器研制组织工作。他若继续留在那里，处境很可能更加危险。周恩来的调令，使他得以暂时离开基地，前往北京。随着核心负责人被召回，针对一批科学家的批判势头受到压制，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人以及其他技术人员，也因此获得了喘息机会。
“他只是来见老朋友，却碰巧改变了局面。”许鹿希后来回忆此事时，曾认为这场会面来得十分关键。严格说来，杨振宁并不知道名单会产生这样的影响，他只是想见邓稼先一面。但在那个特殊环境中，一个普通的亲友会见请求，确实成了调离邓稼先的重要契机。
机场上的问题，则让邓稼先陷入另一种为难。若直接承认或否认，便可能暴露自己的工作身份。他思索片刻，只说：“需要去证实一下。”随后，他把上海的住址和电话留给杨振宁，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周恩来得知后表示，可以明确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邓稼先于是写信说明，除1959年底以前得到过苏联极少帮助外，中国核武器研制没有外国人参与，寒春也没有参加中国核武器工程。
信中谈完公事，他又写起两人的旧日情谊：“友行千里心担忧。”结尾处，邓稼先把苏轼词中的“千里共婵娟”改成“千里共同途”。这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一个长期隐姓埋名的科学家，对老友所能表达的最深嘱托。
当晚，杨振宁在上海设宴送行时收到这封信。他读到中国核武器由中国人独立完成的内容，情绪久久不能平静。多年后，他曾回忆，自己真正感到震动的，不只是试验成功本身，更是那些没有名字、没有掌声，却把生命交给国家工程的人。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二岁。他一生参与三十二次核试验，亲赴罗布泊指挥试验十五次。长期接触辐射，加上艰苦环境，严重损害了身体。邓稼先去世后，许鹿希将他留下的安徽文房四宝交给杨振宁，那件小物件，承载着两位老友从清华园到核基地之间漫长而沉重的岁月。
2021年9月22日，杨振宁在百岁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再次谈到“千里共同途”。这一次，他已经能够理解邓稼先当年的话：共同走的并不是同一条科研道路，而是把个人选择放进民族事业之中，彼此知道，彼此牵挂，也彼此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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