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芭的故事：一名苏军女军医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抗争（上）

1944年7月4日，在纳粹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地堡牢房区的小路上，身为战俘的苏军女军医尼基福罗娃远远的看到一名瘦弱的年轻女子正低着头，步履蹒跚地被党卫军看守押送着，她穿着的条纹连衣裙囚服的后部可以看到渗出的斑斑血迹，她艰难的迈着步，就连押送她的党卫军女看守脸上，也能看出恐惧和某种怜悯。

这女子的名字是柳博芙（Любовь），在俄语里的意思是‘爱’。她是一名苏军的女医士，在二战纳粹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这个叫‘爱’的女性，却成了纳粹眼中最顽固的‘刺头’。她因为拒绝在纳粹的军工厂工作而被判处25下鞭刑。在集中营的鞭刑室内，被绑在鞭刑凳上的她疼到几乎晕厥，不叫出声是她最后的抵抗。

遭受鞭刑后，她在伤重濒死之际得到战友们的营救，最后熬到了集中营的解放。在最仇恨、最残忍的地狱里，一个叫‘爱’的苏军女医士，用她的倔强和坚持，守住了作为一名苏联军人的底线。

对于二战中的苏联女兵，国内观众的记忆大多来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女狙击手》等影视作品，或是柳德米拉、卓娅等英雄形象。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剧照

和银幕上那些英姿飒爽的女兵不同，真实的战场上，有许多普通的苏联女兵。她们穿上军装，走上战场，有人牺牲，有人被俘，而即便身陷集中营，也从未停止过抵抗，柳芭就是那些普通苏联女兵中的一个。

二战中的苏联女兵们

来自列宁格勒的苏军女医士

柳芭的全名叫柳博芙·谢苗诺夫娜·科尼科娃（Любовь Семеновна Конникова）出生于1918年，来自列宁格勒，战争开始时柳芭是一名共青团员，在俄罗斯文化中，关系亲近的家人、朋友、战友之间，会用昵称来称呼。比如叶卡捷琳娜叫“卡佳”，亚历山大叫“萨沙”，同样，柳博芙的战友们都叫她“柳芭”。1941年苏联的卫国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柳芭被列宁格勒征兵委员会征召入苏联红军并成为一名军医助理（或译“医士”），1942年，柳芭在克里米亚前线被德军俘虏。

保留在俄罗斯的柳芭的苏军档案表格，在1941年后她被列入为苏军的失踪人员

战友们对于柳芭的印象是：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会眯着眼睛，笑起来脸颊上会浮现出酒窝。

复原后的柳芭的肖像照

虽然被德国人俘虏，但和当时许多被俘的苏联红军战俘一样，柳芭在战俘营内拒绝为德军工作，因此她与其它苏军女战俘一起被送往了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据记载，1943年2月，536名苏联战俘被从各个战俘营送到这里，其中包括许多苏联红军的女医生和护士，柳芭就是其中之一。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位于柏林附近的梅克伦堡，是二战中纳粹德国最大的女子集中营。和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等以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的灭绝营有所不同，

拉文斯布吕克主要是通过无休止的高强度强制劳动来剥削囚犯，直至死亡

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普拉绍夫集中营，就属于这类奴役体系。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地下交通站”工作

1943年，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都开始承受巨大压力。东线，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遏制了德军的攻势；北非，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战败被赶出了非洲；同年，美英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也进驻英国并开始对德国本土展开大规模的战略轰炸。

战局开始恶化，德国国内的劳动力却极度短缺，在希特勒的军备部长施佩尔的施压下，充分利用集中营劳工的要求被摆到了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面前。但是据统计，1942年，13.6万名新囚犯涌入集中营，其中7万人很快死亡。纳粹集中营总监理查德·格吕克斯在给党卫军医生的信中直言：“这么高的死亡率，我们永远无法为帝国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左二为阿尔伯特 施佩尔，他是希特勒的挚友+红人，所以他的要求希姆莱绝对不敢不当回事

于是在1943年4月27日，希姆莱亲自下令：今后只允许处决精神病人，所有其他不能劳动的囚犯原则上都要保留，甚至“给卧床者安排可以躺着做的工作”。

德国包括西门子在内的企业都在二战中大量使用集中营劳工

1943年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因为关押人数远超过设计人数，所以原来的医疗系统早已经超负荷，导致集中营内各种疾病肆虐，。在希姆莱的命令下，纳粹不得不扩大医务室的规模，以便更好地维持囚犯的劳动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前线吃紧，大量德国军医被抽调去战场，所以集中营的医务室出现了严重的人力真空。于是，纳粹把目光投向了那批新到集中营的苏联女战俘中，因为她们中许多人都是军医。

尼基福罗娃回忆录中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照片

征召的通知传递到苏军营地后，柳芭不愿意去医务室工作，一方面她不愿意给那些德国医生打下手，另外一方面她也目睹过集中营内进行的惨无人道的人体医学实验。

但苏联女战俘中的领袖克莱姆拦住了她。克莱姆告诉她：正因为医务室是“犯罪现场”，它才同时是整个集中营里唯一能合法接触到各国囚犯的地方。在那里，她们不仅可以用专业技能救人，还可以把药品偷运出来给到需要的犯人，另外她们可以接触波兰人、法国人、捷克人，可以建立一张跨越国籍的情报网络。

叶夫根尼娅·拉扎列夫娜·克莱姆

克莱姆全名是叶夫根尼娅·拉扎列夫娜·克莱姆，她曾经以军医的身份参加过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在二战前曾经是敖德萨大学的一名教师，知识渊博还会德语，二战爆发后克莱姆应召加入苏联红军担任军医，但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被俘。因此在苏军的战俘中，克莱姆被苏联女孩们当作大姐。

柳芭听从了安排，在医务室，柳芭被安排在痢疾病房工作，但在随后的医务室工作期间，她对纳粹的残暴和虚伪有了更多的认知。新到任的负责人纳粹医生特雷特Percival Treite看似和之前的医生负责人不一样，他从来不穿党卫军制服，并且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但实质上他极其的虚伪，他只关心自己在柏林大学的研究课题，根本不关心囚犯的死活，其他的党卫军的医生和护士们则依旧对囚犯的生命漠视，仅仅给予最基础的治疗。

而在她工作的病房，纳粹则根本不会给囚犯任何治疗，以至于在病房内只能几个人共用一个病床，那些奄奄一息身患重病的女人甚至只能躺在自己的排泄物里等死。

Violette Lecoq（法国囚犯）：她的画作直接揭示了集中营内所谓的“病房”其实是“停尸房”

面对惨状，出于医务人员的使命感，性格直率的柳芭多次因为病人的治疗问题与纳粹的医生和护士发生冲突，在一次冲突后，盛怒下的集中营的纳粹护士长马歇尔拒绝承认柳芭的医士身份，并把她骂作“布尔什维克母牛”。

在私底下，老大姐克莱姆告诫柳芭不要轻易发怒。因为在集中营这种极为危险的地方，首先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Felicie Mertens（比利时囚犯）描绘了在拉文斯布吕集中营候诊时的拥挤与痛苦

苏联女军医们在医务室的地下工作极为成功，从1943年开始，集中营医务室就成为了一个秘密的“地下交通站”，通过医务室，她们和所有营地都建立了联系，信仰是她们共同的语言。同时一个传送网络成功的铺展开来，不仅仅可以传送信息，伸直可以传送集中营严禁传播的物品。她们和德国营地的夏洛特 穆勒Charlotte Müller建立了联系，她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在被纳粹关入拉文斯布吕集中营后，她在集中营担任维护的管道工，因为是德国人的关系，所以纳粹对于她相对而言更信任一些，通过这条线，苏联医生们甚至可以从德国营地搞来纳粹的报纸，从而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战局和形势。

她们还与被征召到医务室工作的波兰、捷克、法国的囚犯医生一起，以医生的身份给予许多囚犯庇护和帮助，把病房变成了一个“庇护所”，虽然不能庇护所有人，但的确不少人就是被她们用各种手段隐藏在医务室的病房内躲过了被送往毒气室的命运。

这些苏联医生们有一次甚至通过从医务室偷运出来的药品和器械，为一名被纳粹当作“兔子”的波兰女性囚犯进行了紧急手术，挽救了她的生命。

如果没有医务室这个阵地，这些都完全无法实现。

但到了1943年下半年，纳粹开始向在医务室工作的囚犯医生们发放报酬——钱很少，只有几十个芬尼。但这是一种收买，对于德国人这种行为，克莱姆立刻带领苏军军医们抵制，包括波兰人、捷克人、法国人在内的囚犯医生们也纷纷响应，一致拒绝领取报酬。

纳粹的回应是：作为惩罚，把她们中一部分人送去工厂做苦工，每天在生产线上工作18个小时。

柳芭的抗争

1944年1月7日，柳芭是第一个被送走的，她被送往位于根廷（Genthin）的弹药厂生产营。因为苏军这些女战俘们从在战俘营开始就拒绝参与德国军工生产，德国人担心会引起苏军战俘的反抗，所以一开始他们欺骗柳芭以医务人员的身份前往。不过在到达那里的第二天，她就被告知必须去生产线工作。柳芭当着党卫军高级狱警特里布斯的面当场声明：她不会参与制造任何弹药。

特里布斯扬言把柳芭大骂一顿并扬言要把她绞死，因为“不想在她身上浪费一颗子弹”。但特里布斯不敢真的动手，首先，希姆莱1943年4月27日的指令明确规定，只允许处决精神病人，其他不能劳动的囚犯原则上都要保留——私底下处死柳芭，就是违抗党卫军全国领袖本人的命令，特里布斯只是一名狱警，他可没那么大的胆子。另一方面，柳芭是536名成建制抵达的苏联女战俘中的一员，苏军战俘一直在抵抗拒绝为德军生产战争物质，一旦因为这个事她被处死，很可能引发整个群体的集体反抗，这是集中营管理者最不愿面对的麻烦。

他把柳芭大骂一通，命人脱去柳芭的外套，罚她身着单薄的连衣裙在1月的室外站了整整一天。随后的几天里德国人把柳芭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内，和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一起。并且罚她扫厕所，但柳芭始终拒绝屈服。无论被罚站、被关押，还是被派去扫厕所，她始终守着一条底线：绝不为纳粹生产武器。

德国人多次强迫她工作，她一直拒绝。最后，他们把她强行拉上生产线，接着几个德国人抓住柳芭的手去触碰那个按钮。当传送带上的弹药筒从她面前经过时，这一次，坚强的柳芭哭了——在集中营里，她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一个月后，拒绝生产武器的柳芭被送回了集中营，回到了苏军战俘营，虽然在苏军战俘营每天依旧要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但柳芭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和战友们在一起了。

不久后的3月10日，派驻集中营的盖世太保官员拉姆多尔对柳芭进行了审讯，在审讯中，瘦弱的柳芭遭到了拉姆多尔的殴打。强壮的拉姆多尔把柳芭像沙袋一样拳打脚踢，柳芭只能靠着墙，坚持让自己不要倒下。审讯完毕后被打的浑身是伤的柳芭拒绝在德语的审讯记录上签字，作为苏军战俘她要求使用俄语，第二天拉姆多尔让人重新打印了一份波兰语的审讯记录让她签字，随后柳芭被关进了惩戒营。

在惩戒营，作为被“惩戒”人员，柳芭的衣服上多了一个黑色圆圈的标志。

惩戒营的柳芭失去了和战友的联系，惩戒营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狭小的营房内挤满了几百个人，柳芭只能和其它几个人挤一个床铺，并且到那里的第一天虱子就爬满了她的头上。每天除了十几个小时的苦役外，还要遭受纳粹看守的无休止的羞辱和打骂，并且惩戒营每天的食物配给只有普通囚犯的一半。

这时候克莱姆在医务室建立的网络发挥了作用，由于医生们有时候也需要给惩戒营的女犯治疗，并清理位于惩戒营地内的停尸房，所以柳芭的战友们偶尔还能见到柳芭。

尼基福罗娃第一次见到柳芭的情景记述在她的回忆录《这种事绝不能再次发生》中，她原来是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名军医，在列宁格勒被俘，于1944年2月被从战俘营送抵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虽然在此之前她从未见到过柳芭，但通过战友们的口，她得知了柳芭的事迹。和柳芭在军中是医士不一样，因为尼基福罗娃是一名医生。

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尼基福罗娃的戎装照

尼基福罗娃到了集中营后担任传染病房的医生，一天她和另外两名苏军女战俘莉达和尼娜在惩戒营后的院子里见到了柳芭，她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一过程：

一天，在惩戒营院子里，莉达和尼娜向我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她的袖子上缝着一个黑色的圆圈——那是惩戒营的标志。
“柳芭”那姑娘自我介绍道，并向我伸出手，我热情地握了握。
我早就知道苏联医生柳博芙·科尼科娃因为拒绝在军工厂工作而被关进了惩戒营。
莉达和尼娜正盘问柳芭一些事情，她们小心翼翼地用头巾的末端遮住柳芭袖子上的黑圈：因为如果被人看到惩戒营的囚犯和其他囚犯说话，是要受罚的。
柳芭向她们抱怨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都想象不出前线在哪里，我的地理都忘了。要是能看到一张地图就好了！”
我立刻从藏身之处（缝在身上的编号下面）掏出一张小地图，那是我从牢房里捡到的一份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递给了柳芭。
我的奖励是她苍白的脸颊上泛起的红晕。她藏起那张纸片，但不得不立刻离开，因为有人已经叫她了。

柳芭就这样被关在惩戒营房内几个月，一直到了6月16日那天，纳粹向她口头告知了由于不服从生产命令，她被判了25下鞭刑（Prügelstrafe）。

未完待续……

备注1：

苏联在二战期间未签署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纳粹德国利用这一法律漏洞，拒绝给予苏联战俘公约保护，并强迫他们在军工生产中劳动。而苏军战俘则依据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等国际法原则进行抗争。战后，以英国杰弗里·劳伦斯爵士为审判长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驳回了德国提出的这一辩解。法庭承认《日内瓦公约》在德苏之间不构成有约束力的条约关系，但裁定双方仍受习惯国际法原则的约束，这些原则禁止将战俘用于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劳动（如操作火炮、制造武器）。

备注2：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曾经长期进行大规模人体实验，大量波兰女性被当作“兔子”作为实验对象，二战结束后，盟军纽伦堡军事法庭对这一严重违反人道的罪行进行了审判，多名参与实验的纳粹医生被处决。

文章内容参考资料

1. Sarah Helm, If This Is a Woman: Inside Ravensbrück: Hitler's Concentration Camp for Women
2. Антонина Никифорова, Это не должно повториться（中译名《这绝不能再次发生》）
3. Ш. Мюллер 整理的玛尔塔·韦尔克特回忆录
4. 夏洛特·穆勒，《拉文斯布吕克的管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