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纹样看敦煌美学内涵（文化中国行）

邵强军

莫高窟隋代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 丝绸之路中国段世界文化遗产数字展示与交流平台供图

莫高窟初唐第209窟石榴葡萄纹藻井。 敦煌研究院供图

榆林窟西夏第3窟藻井边饰四叶花纹。 敦煌研究院供图

走进敦煌莫高窟，人们的目光往往最先被菩萨、飞天与壁画故事吸引。但只要稍微挪挪视线，就会发现这里还是一座同样辉煌的纹样宝库。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735个，其中492个保存有壁画与彩塑，装饰纹样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藻井到地砖，从龛楣到背光，从建筑到服饰，纹样广泛分布于洞窟之内。在长达1000多年的营建历史中，历代画师以植物纹为大宗，辅以动物纹、天象纹、几何纹和人物纹，各类纹样互相穿插组合，衍生出众多的复合样式。

三兔共耳纹、石榴葡萄纹与四叶花纹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典纹样，它们凝结着古代工匠的艺术巧思，也见证着丝路文化交融与传统吉祥意涵的千年传承。

三兔共耳纹

共用形里的文明对话

“三兔共耳”这种独特的纹样在敦煌莫高窟里并不少见，集中在隋唐时期所建洞窟中。其中第407窟的隋代藻井，是“三兔共耳”的经典代表。藻井中央是一朵饱满的八瓣大莲花，莲花中心的绿色莲蓬上，画了3只逆时针方向奔跑的兔子，3只兔子总共只有3只耳朵，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每只兔子都好像有两只耳朵。画师巧妙地利用共用部分造型的原理，使6只耳朵两两重合，形成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回的视觉效果。环绕莲花的蓝底上，八身飞天好似在深邃的蓝色天空中逆时针环绕翱翔，与中央奔跑的兔子相呼应。飞天舒展的飘带，点缀其间的鲜花与祥云，共同烘托出飞翔的动感。

三兔共耳这种精妙的共用形手法，在中国本土早已有类似的文化基因：原始彩陶中花瓣纹互相重合借用；商周青铜器中两只夔龙共用一身，两只虎共用一头；汉代画像砖中的三鱼共头等。这一传统在后世绵延不绝，明代《一团和气图》将儒释道三人合为一张笑面；民间艺术中将四个娃娃两两相对、共用头身，巧妙构成四喜福娃。共用形的智慧贯穿了中国数千年的视觉传统。

兔子这一纹样元素，在中国神话传说中也早已有之。西汉长沙马王堆T形帛画中，玉兔奔跑于弯月之上，标志着兔子正式“登月”；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里，当时的人又给它安排了“玉兔捣药”的“新工作”；魏晋以后，玉兔逐渐与嫦娥奔月的故事合流，成为广寒宫的常驻仙兽，最终演变为月亮的代名词。“三兔共耳”这一纹样能够在敦煌流行起来，与中国文化基因里早已流淌的共用形美学，以及“兔”元素的广为流传密不可分。

2025年，“三兔共耳”纹样被用作第四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的寓意。共耳奔跑的三兔，象征着不同文明在新时代携手共进、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景，让这一古老纹样在当代语境中生长出新意。

石榴葡萄纹

多子多福的吉祥文化

石榴葡萄纹在唐代敦煌石窟里频繁出现，主要装饰在藻井、边饰、背光与华盖上，组合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初唐第209窟的石榴葡萄纹藻井，是这一图式的经典代表。藻井中央4个小石榴对称排列在四方，形似四叶花纹；最外层四角4个半露满子的大石榴同8片石榴叶，在藤枝的缠绕下，构成四瓣花纹，与中心小石榴造型相互呼应；大小石榴之间的中间层由8串葡萄和4片葡萄叶在藤枝的交错环绕下，又形成八瓣团花。藤蔓缠绕盘曲，将果实与叶片巧妙地串联成一个多层整体团花。

画师以淡黄为底色，用深浅不同的绛红色涂绘石榴、葡萄、叶片与藤蔓，石榴花和葡萄叶片中点染石绿，色彩简淡而典雅。环绕井心的边饰层层递进，像一方精心织就的丝毯，满溢着初唐蓬勃上升的时代气息。

石榴和葡萄，这两样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水果，其实都是沿着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胡果”。它们的原产地在西亚、中亚一带，石榴出自古波斯，葡萄来自高加索和里海沿岸，先传到中亚的安国、石国、大宛等地，再传入中原。它们最初的意义是丰饶和吉祥，传入中国后，被赋予了“多子多福”的意义。

敦煌画师们将石榴和葡萄两种意象组合设计在一起，寄托了人丁兴旺、物质丰裕的美好愿景，这也恰好呼应了初唐蓬勃上升的时代气象。如今，石榴又生发出新的时代内涵——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让古老的石榴纹承载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代寓意。

四叶花纹

贯穿近千年的纹样暗线

四叶花纹是敦煌装饰纹样中一条贯穿近千年的暗线，虽然形态不断演化，却始终保持着“四瓣对称”的基本骨架。这一纹样可分为柳条形四叶花纹和团花形四叶花纹两大类，前者偏几何，后者偏团簇。

柳条形的四叶花纹，在敦煌最早的洞窟里就画了出来，即北凉第275窟西壁菩萨塑像的靠背上，方井棋格中绘四叶花纹，以四方连续展开，图案已具后世棋盘格纹的雏形；北魏第254窟南壁出现的四叶花纹，则把方井骨架换成了菱形；到隋代，除了延续之前的四叶花纹造型，还发展出圆环连珠纹里绘四叶花的经典组合，第56窟西壁龛沿的四叶花连珠纹就是代表。另外，还出现了左右花瓣长、上下花瓣短的四叶花纹，在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边饰上、第402窟东壁的平台栏墙纹侧面方块上，都有表现这种四叶花纹；宋代以后，第27窟窟顶莲花藻井的中心莲蓬上，四叶花被画得像风轮一样有了动态旋转的视觉效果，周围还环绕着一圈连珠纹。

团花形四叶花纹的演化路径更为丰富多样，发展出梅花形四叶花纹、心形四叶花纹等。隋代第403窟藻井边饰、初唐第386窟藻井边饰、盛唐第387窟西壁龛内的菱格纹边饰……这些洞窟中的四叶花花瓣呈圆形梅花状。初唐第323窟龟甲纹边饰中绘心形四叶花，第217窟西壁龛内的菱形边饰里，更将梅花形与心形四叶纹并置，花瓣色分别以孔雀绿、青金石色、赭石色、白色晕染，色彩搭配丰富娴熟。心形四叶花纹生命力持久，至榆林窟宋代第14窟藻井仍在沿用。

到了西夏、元时期，柳条形四叶花纹和团花形四叶花纹，这两条演化线终于走到一起。榆林窟西夏第3窟藻井边饰是典型例子，边饰中柳条形四叶花纹构成了图案的骨架，花瓣高度几何化，而每一片花瓣里面，又各自画了一个更小的团花大类里的花叶形四叶花纹；每两个柳条几何形四叶花纹相接形成一个个菱形，菱形四边向里凹形成弧线，菱形里面画花叶形四叶花纹，它们呈四方连续排布。类似的纹样在榆林窟第10窟甬道顶，以及榆林窟元代第4窟窟顶藻井的边饰进行了传承，形成了抽象几何与具象花叶合流的最终形态。

这枚小小的四叶花纹，从北凉到元代，在敦煌流传了近千年。如今，这一纹样已走向世界，成为中国传统纹样为人类文明贡献东方美学智慧的生动见证。

(作者为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报记者宋朝军采访整理)